《水浒传》读书笔记——一个新皇朝和一本书的诞生

　　一）公元1351年，“太阳”曾经升起在九资河上

　　——罗田有一个“圣人堂”村

　　九资河是湖北罗田境内的一个小镇，位于大别山主峰脚下。11月2日傍晚去天堂寨，同事拍秋天红叶，我出门上路，结果错会了几条山路，直到凌晨1点才摸到了 九资河镇属下一个名叫“圣人堂”的村子。深山里秋天很冷，蜷在被子里一夜冰冰凉，早早醒来爬下床，把头伸出窗外探看。大山里的秋晨安静得像一幅风景油画， 山－阴－、溪流、房舍、收割后的稻茬、田垄上淡淡紫雾、鸟鸣、路埂上的乌桕树、一爿灰砖神龛……都是油墨重彩，圣人堂村高高挂在清冽的天幕上。

　　圣人堂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早起四个人围着一桶腊肉挂面过早，在堂屋里咽辣椒。屋主老小上来围观，便问村名来历。屋主老少缄默无语，走出屋门在板栗树影 下咸站着，一起齐齐摇头。屋门口有一株如盖的板栗树，树枝遮蔽了晨光，树干苍虬，树叶硬冷，铁片裁剪一样。叶色*如锈，像这挨挨挤挤一家子人的脸色*，板栗树 下心事浩茫一般。

　　过早毕，跟着绕过板栗树，右拐下坡，四个人下到山凹里的田畈上。田畈已经是第十百千年地收割过了，泥土很古老很熟肥。稻茬硬朗，晨露很大，鞋背湿鞋底扎。 第一线阳光射过来收雾，雾干净后，凸起的田畈渐渐白亮。田埂上都是红叶树，像一处处火苗。紫红的是柿子树，殷红的是乌桕树，金色*的红是枫树，有的兀自孤 立，有的很忧郁。快下到九资河时，鹅卵石堆上有一块白碑，很小，半张老乡家里的桌子大。石碑下衰草凄迷，石碑上浅浅地刻了一段字，字没有上色*，读得很费 劲，读了半天渐渐读出“徐寿辉”三个字来。

　　原来这里面有一段关于“圣人堂”村的来历，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元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有一个名叫“天完”的皇帝就“诞生”于此地，虽然他连同自己的新皇朝“成立”不到10年，但毕竟“红太阳”曾经升起在九资河上。

　　二）偈曰：天下当大乱 弥勒佛下生

　　——布贩子徐寿辉何曾料到自己是一个转世弥勒

　　元末明初，一个名为“明教”的秘密民间宗教重新浮出长江南北，忽然烈火烹油起来。

　　明教历史上源于波斯，是流行一时的“摩尼教”。自唐时传入中国，历朝历代屡遭禁断。唐以后隐匿在东南沿海一带民间流传。因为摩尼教崇拜光明，所以又称为明 教。明教在社会结构松弛，精神资源匮乏的中国社会底层，薪火不曾熄灭，不断变换名称苟延。因为有末世情结，有劫变观念，便有了精神解放作用；加上“习教 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也便有了聚众效应、组织功能。五代时陈州摩尼教徒曾聚徒起义，北宋间方腊起义也属明教教徒的组织策动。

　　到了元末明初，源远流长的明教地下活动花团簇锦勃发起来。元末的明教分南北两系，北方是韩山童的白莲教，根据地是安徽（朱元璋出自此地郭子兴部）；南方为 彭莹玉的弥勒教，大本营在江西。教主彭莹玉是一个不安分的游走和尚，已经在江西、湖北两地秘密传教近十年，四方行走，以替人免费治病为名传教，广受信徒。 由于他“法术”高强，老百姓“事之如神”，尊称为彭祖。彭莹玉到处宣扬“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这一偈言，湖广信众蠢蠢蠕动，急待“末世劫变”的来 临。到了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万千信众被煽动起来的“转世弥勒”心理期待，达到了顶峰，眼看就有随时崩溃的危险。现在，彭莹玉唯一马上必须做 的一件事，就是赶快找到一个人充当“人民大救星”，回应偈子，证明预言。

　　这个人在哪里呢？他又会是谁呢？

　　这一天，也是弥勒教信徒、麻城铁匠邹普胜正在铁铺里打铁。这一天，邹铁匠担当了从凡夫俗子中慧眼识得“转世弥勒”的大任。这一天，邹普胜像往日一样，埋头 忙手里不多的活，冷火秋烟起炉，叮叮当当开工。这一天，有一个人影自门外仄进屋内，大大咧咧，肩上一块10多斤重的大陨铁吭地扔在地上，开口要师傅打几把 好锄头，嚷嚷好锄头才能卖好价钱。这一天，这个来人有一搭没一搭跟邹铁匠扯絮的时候，抬腿上了作坊中间打铁的大铁砧，蹲上去，摸出一袋烟，吞云吐雾起来。

　　周铁匠看到来人这个蹲坐铁砧的动作，大吃一惊：这不是应了昨夜的一个“黄龙蟠其铁砧”的大梦么？再细看来人，天庭饱满、地阔方圆，双耳垂肩、双手过膝，相 貌堂堂、器宇不凡。周普胜心生一喜，好生招待来人，赶紧唤来教主彭莹玉相看。彭和尚看此人果然了得，脱口道：“天佑我教，眼前此人即弥勒佛转世之圣人 也！”

　　这个人不是别人，原来是罗田乡下贩土布的贩子，大名叫做徐寿辉，也是一个弥勒教信徒。今天贩布不曾换得钱，换得10斤陨铁，找上周铁匠想陨铁变锄头，再用 锄头变铜钱。不想被周铁匠“发现”了真身，被彭和尚“加封”为圣人，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不由得对二位唱了一个大喏。

　　湖广地方志书记载了这一“弥勒转世圣人出”的遗闻轶事。

　　一日，寿辉行山中，获鉴铁10斤。某日夜，邹普胜梦见黄龙蟠其铁砧。明日寿辉携铁过之，令普胜制锄，蹲坐铁砧上。普胜大异，告之曰：“今天下尚须锄治耶？当为炼一剑赠君耳。”（万历《湖广总志》卷九八《别传》）

　　在彭、周二人的耐心启发下，徐寿辉才得以发现自己的价值远不止于贩土布。非凡之人必有非常的模样，爹娘给的英颜俊貌没有白长。原来弥勒就藏在漂亮的后面， 一经点化即成圣人真身。自个儿弥勒转世殊不知，差点违了天命。想着想着徐寿辉自己都吓了一大跳，不是一小跳。接下来三人一合计，决定共同“谋举大事”。

　　寿辉，罗田人，又名真一，业贩布……。（彭莹玉）奇寿辉状貌，遂推为主。……元末盗起，袁州僧彭莹玉以妖术与麻城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明史列传》）

　　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八月，北方白莲教刘福通“挑得黄河天下反”，颖州起义仅仅三个月，彭莹玉随即与麻城人邹普胜策动响应，在大别山主峰天堂寨起 义，布贩子徐寿辉被拥戴为首领。当月夺取罗田县城，次月攻占圻春和黄州，十月便在浠水建都，徐首领摇身一变成为“大宋”徐皇帝，国号“天完”，年号“治 平”，下设府、省、院、部，任命太师、元帅、元帅簿书椽，铸印铸币，完成了“圣人”的一全套手续。这时距离造反才两个月。

　　这一天浠水县郊清泉寺庙里，锣鼓喧天，登基的场面一定热闹非凡。师太殿上一场仪式有现成的“祖制”照搬，之后，卖土布的乌鸡变成万民之上的凤凰。“皇帝轮 流做，明日到我家”这一套太方便了，换汤不换药，中国老百姓已经稔熟于心。虽然北方刘福通更早举义旗，但建都立国称皇帝，大山里的徐寿辉来得最早最急切。

　　1987年3月，重庆市江北区考古掘出了原徐寿辉的部下，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皇帝明玉珍的衣冠墓，出土了一块《玄宫 之碑》。碑文记载了登基的那一日。这个记载，想来可以作为此时徐皇帝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十月，浠水城郊小庙里登基场面的写照。

　　十一月，郊望。癸卯岁正月朔旦，受皇帝玺绶，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历曰先天。礼乐刑政，纪纲法度，卓然有绪。立太庙，追谥显考朗曰钦宗，显考妣鲁氏曰衍 庆；皇考子成曰庄惠，皇考妣郭氏曰恭懿；王考如海曰昭顺，王考妣朱氏曰慈宁；考学文曰宣武，妣赵氏曰贞淑。皆追王曰皇帝、皇后，祀以天子礼乐，与郊社并 隆。仁孝诚敬，盖天性*也。越明年，典后、立东宫。（《大夏太祖钦文昭武皇帝玄宫碑》）

　　一介生于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这一天，“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列祖列宗被追谥，亲戚六眷重新封号，登基意味着一家子鸡犬升天，也意味着身家性*命从此全部盖 上了收益抵押的戳记。到了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徐寿辉感觉位置坐安稳了，派人到罗田山乡故里建“田元殿”，筑“紫云台”，在村背后最高处立一 “无敌碑”，以夸示其功绩。“圣人堂”村的村名改名流布，估计正是在这个时候。

　　然而，历史又证明徐寿辉还真经不起“历史”选择。

　　他不够敏感、狡猾，也不够残忍，奸诈。以结伙暴力之道路替代一人一票登上权力舞台的历史，必然铰接着以集团－阴－谋轼君当作议会弹劾之手段，褫夺权位一并伴随 着褫夺性*命的游戏结局。徐寿辉在这场游戏中，智力不如长相那样漂亮，这个泥腿子还没有洗干净的皇帝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一方面称帝之后，铁匠邹普胜做了太 师，教主彭莹玉则反无官职，徐寿辉不知道“弥勒转世”一偈给予的合法性*需要不断更新，意识形态控制并不是一锤子买卖定终身那样简单。另一方面兵权逐渐被部 下陈友琼转移到了手中，徐寿辉不知道皇帝管臣子，臣子管打仗，做皇帝就是做臣子们谋反能力的窥视工作，要像狐狸睡觉也要睁半只眼那样警惕大臣能力的临界 点，一旦感到了能力的过界，就要毫不留情用杀戮来消灭。狩猎时代，不狩猎别人，被狩猎的就会是自己。

　　狩猎的另一面是看护，看护首先是对自己生命的看护。有了生命就有了合法性*，没有了生命合法性*也随之消失。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五月，深居简出的徐 寿辉，在安徽被陈友琼骗出杀死。这时的徐寿辉成为应证“慧眼”的一个玩偶，新暴力对偈语重新解释。这个合法性*的“解释系统”不是今天的理论理性*，铁匠周普 胜的“慧眼”只是流民的学识，其来源只是社会边缘人的生存经验。也由于此，周普胜得以在陈皇帝新朝继任太师一职。三年后，陈友琼中流矢身亡，埋在武昌蛇山 脚下，邹太师已经不见记载了。因为新暴力已经是朱元璋，他有自己的一套“朱家皇朝”合法性*生产机制。

　　今天在武昌蛇山脚下，陈友琼墓冢尚在，但城内知者甚少，吊者更是寥寥。有一人名叫楚成，网上写下《水龙吟——题武昌蛇山脚下陈友谅之墓》。该词游罢草冢， 叹时空飞旋，英雄成灰，殊不知“英雄”不过是欲|望的玩物，胡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却终究跳脱不出时间的裁断。后来人抚今追昔，拿历史做目的，用逻辑串 出意义，给行动抽象引申，赋予虚无以本质。

　　算来堪数英雄，荒阶野径谁凭吊？巍巍龟蛇，滔滔汉水，空余夕照。墓草萧萧，孤鸿声里，烟消云渺。将蒌蒿折断，碑文轻触，因何故，无人扫。

　　遥想沔阳年少，伴西风，仰天长啸。渔家小子，江湖浪迹，胸怀远抱。不畏强权，不苟蝇利，高擎大纛。叹儒生缪论，古今历史，以成亡较。

　　三）年荒世乱走天涯 寻得阳山好住家

　　——私塾先生施耐庵六十岁落草，做了军师

　　就在元末两只主要红巾军暴民队伍，江北破落地主刘福通率黄河民工、江南布贩徐寿辉率罗田山民，造得天下一片反的时候，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正月， 江东盐贩张士诚及其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等“十八根扁担”也率泰州盐徒揭竿造反，趁乱起事，企图分得一瓢饮。张士诚不打红巾军旗号，落得自己干自己快 活。

　　张士诚为人江湖味道很浓，“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是一个与“盐”“船”事务密切相关的地方能人，在江湖上颇具号召力的“领袖式”人物。“十八根扁担” 首先在白驹场张家墩杀了弓手丘义和大盐商，然后“齐上戴家窑，一路杏花（兴化）村，顺带高邮州”，在得胜湖畔小阳山结寨，组织战舰，训练舟师。一年后，张 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当年，元军聚40万向“大周”进攻，张士诚仅率数千人，坚守高邮一月余，直到元军内讧，师劳无功，不战自溃于城下。张士 诚乘机夺取整个淮东地区，南渡长江，进占浙西。

　　张士诚能够在元军、义军和地主武装三面夹敌的形势下游刃有余，能够在天下大乱中碳中取栗、得心应手，这一切据均得益于帐中幕下有一位能掐会算的军师爷。这位军师爷是何方神圣？

　　不是别人，正是在今天赫赫有名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

　　施与张扯上关系是由于施耐庵的表兄弟卞元亨。张士诚筹划起义时，卞元亨“毁家产给军饷，募兵勤王，以倡士民助义之心”，颇有梁山仗义施财味道；又力荐授书 为业的表亲施耐庵做幕僚。施耐庵博学多才，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在祝塘徐家蒙馆之时，曾给徐家看过两块“风水地”，一块是香山，一块是砂山。香山出才子， 后来果然出了个徐霞客；砂山出人丁，徐家人丁所以兴旺。施耐庵还懂天文，还能知未来过去，在祝塘一带传闻颇盛。

　　读宋家士赞言，高风世仰。

　　观施耐庵卜兆，大地名扬。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张士诚“替天行道”，这年尽管施耐庵已经58岁，《水浒传》已经写到第四十五回，一来张士诚诚邀、卞元亨力荐，二来也“有 志图王者”志向，平日里惯常舞刀弄枪的施耐庵，素有“武林施某”的影响，半推半就，放下笔砚，端起了鹅毛扇做了军师。

　　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名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水浒传》）

　　三年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张士诚夺得苏州，改苏州为平江，自立为“吴王”。也是这一年，朱元璋占据金陵（元代称集庆），改集庆为应天府，受 “小明王”韩林儿的册封，任江南平章政事。佃户出身的朱元璋匪气与豪气并存，集圣贤、豪杰、盗贼于一身，张士诚与之毗邻割据，等于是狐狸与老虎同塌共枕， 必不能久卧。施军师能知过去未来，为张士诚建议发展方向道：“獐不离草，草不离獐，獐在草里可藏身，上树必亡。”劝说张（獐）暂回师草埝（草），不必久留 苏州（树），巩固江北，是为上策。

　　张士诚具有深刻的江湖流氓本性*，做事目光短浅，只看有利无利，既不重信誉，又不懂权谋。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8月，张士诚第一次受元朝廷招安起， 前后招了反，反了又招，达3次之多。为人又极端残忍不义，同为造反派的元末首义刘福通，也被他毫无顾惜斩于刀下。眼下，好容易割据了南达绍兴、北抵徐州、 西距濠州、颍州这一块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又去那贫瘠的江北于心何忍？军师的方略终未采纳。对施耐庵敷衍的同时，与元朝廷招安受降谈判起来。是年，施耐庵 62岁，屡遭拒谏，便告老还乡，隐居江北，授徒、行医，著《水浒》。

　　台湾《大华晚报》1980年7月26日署名赵知人撰文《施耐庵的故里及其遗迹》，文中讲施耐庵隐居著书，朱元璋派员征召，早年同窗、故交刘伯温来访的故事——

　　这天，当刘伯温来到施耐庵的书斋时，忽听里面发出一阵阵激烈的撕打声和吆喝声，推门进去一看，只见施耐庵精神抖擞，抡起拳头，正和案头上一只栩栩如生的纸 扎老虎拚打，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施耐庵抬头看到是刘伯温来了，赶忙上前拜揖，口称：“军师远道而来，有失远迎，万望恕宥。”刘伯温一边答礼，一边笑着说： “我这是二次奉旨前来恭请师兄哩！”

　　施耐庵知刘伯温的来意，忙命家人摆上酒筵来，殷勤劝刘伯温吃酒，刘伯温乘酒兴，随口念了几句诗：

　　闻说江南一老牛

　　诏书征下已三秋

　　主人有甚相亏处

　　几度加鞭不转头

　　施耐庵知道这是戏谑自己，当即回称：

　　老牛力竭已多年

　　项破皮穿只爱眠

　　犁耙已休春雨足

　　主人何必再加鞭

　　念完诗句，他一连干了几大杯，然后装着酒醉，回书房伏在书案上睡了。刘伯温近前一看，桌上放着他还没写完的《景阳岗武松打虎》这一回书稿。他明白施耐庵是不愿为官的，就未再加劝说，回去复旨了。

　　刘伯温走后，施耐庵唯恐朱元璋再来征召，便到白驹场西边十八里自己的庄田上，按苏州阊门外故居的格局，建了房院，迁来此地，并沿用故居的地名，东面叫枫桥，南面叫柳桥，北面叫板桥，总称施家桥，亦称施家村。

　　当时，村西有一芦苇荡，占地十余亩，荡中芦草繁茂，鱼虾甚多，每到秋冬季节，野鸭成群飞来。荡口直通河溪，沟河交岔，荡中还有一土墩，高高露出水面。施耐庵便以此为梁山泊，常和罗贯中一起，坐着小船，登临其上，犹如画写生一般，专心从事创作。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正月，朱元璋部攻破了平江（即苏州），张士诚缚往金陵，后绝食身亡，被锉骨扬灰。第二年，也是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 年），《水浒传》完稿。坊间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撰，门生罗贯中定。这年施耐庵73岁，《水浒》手抄本开始在世间流传。

　　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浒》对中国人的影响越来越大，渐次左右了中国人——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生活和思维。《水浒传》在不同时代由于统治者的不同需要，受到不同评价，地位起起伏伏，遭遇天上地下。

　　四）中国的“民约论”？社会主义之小说？还是暴民的经典？

　　——几百年来，评论《水浒》论从史出、人言言殊

　　施耐庵（公元1296年-公元1370年），名彦端，字子安，元末明初人，曾任郓城县训导，得以遍访梁山英雄遗迹，结合白驹场张士诚农民起义的原型写成 《水浒传》。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施耐庵七十三岁，《水浒》已有定稿，从白驹传出了手抄本。明朝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记载：“武林施某所 编水浒传，特为盛行。”

　　明万历年间，《水浒传》辗转相抄，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不仅贩夫走卒爱不释手，就是达官贵人也争相传阅。最后竟传进了皇宫。朱元璋当年参加武装反元斗争， “变泰发迹”后对元末的红巾起义是完全否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己作了皇帝，鼓励人们的造反精神使他感到危险。因此，清光绪伯绥氏《梦花馆笔谈》中说： 《水浒》抄本传到朱元璋的皇宫，朱元璋看了很生气，随即作了批示：“此倡乱之书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贻患。”施耐庵由此被关进了刑部大牢，经刘伯 温帮助，年余后才得以释放。

　　明代鼎盛时期，《水浒》在民间和文化界变得“精彩”起来。他们把《水浒》看作一部在变态社会中，传续儒家“道统”的着作，贯穿了“礼失求诸野”的思想。把 《水浒》比作孔子的《春秋》、庄子的《盗跖》、司马迁的《史记》，认为是一部变态社会条件下，寄托中华文明传统价值“道统”的作品。与那些“窃国大盗”相 比，小说中的一群“盗寇”却是真正的“忠义”之士。汪道昆在万历十七年重刻的《〈水浒传〉序》中赞誉《水浒》是一种治“乱世”的“权宜”教范。如果《春 秋》是“史外传心”的话，《水浒》则是“纪外叙事”。

　　明清间，特别是清晚期，则把《水浒》看作是一部伸扬“民族大义”和“民权主义”的宣言，认为它乘载着“民族、民权大义”。明代李贽，清代严复、梁启超一大 批文化名流认为，《水浒》是三大“劫难”──国家倾覆于胡元、社会糜烂于贪腐、人民沦陷于牛马所催生，是一部蕴含了反抗异族统治，光复汉室，伸汉人的人 权、建立人民政权愿望的作品。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说：《水浒》“实具有二种主义。”其一“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 点。”其二“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

　　清末民国初年，更有署“佚名”者在《新世界小说社报》撰文说：中国的思想家不必迎合“西国圣哲”，但又“自无不合，则公理为之”，施耐庵就是一个明证。他 说，《水浒》借李逵之口，说出：“晁盖哥哥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作小宋皇帝”；借石秀之口说出：“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是阐发中国古代“人皆可以为 尧舜”的思想，是中国的“民约论”。所以，耐庵可比卢梭；《水浒》有民权之思想。

　　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说：“生民以来，未有以百八人组织zheng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浒传》。使耐庵而生于欧、美也，则其人之着作，当与柏 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诸氏相抗衡。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其复仇怨，贼污吏，则虚无党之小说也；其一切组织，无不完备，则政 治小说也。”

　　中华民国时代，毛|泽|东在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 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他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 多次。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到了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系统”地总结《水浒》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今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思源回顾50年代说：“现在我们普遍认为《红楼梦》四大名著中思想艺术水平都是最高的。但是在50年代就认为思想水平最高的是《水浒传》，甚至认为它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和晚期，《水浒》评论前后是不一致的，从“教科书”变成了“反面教材”。1964年1月，毛|泽|东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说：“每个 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6年《毛主席语录》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 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到了1973年－1974年之间，毛|泽|东在12月中下旬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透露出“晁盖之忧”说：“一打起来，就可以分 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专门听读《水浒传》，与侍读人员谈话说：“《水 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随后的“评《水浒》”运动中，报刊杂志评论说：《水浒》是一部“既是向封建统治者献策，又是向农民起义领袖‘讽谏’的小说。”“施耐庵和罗贯中与那些仇视 红巾军的封建文人的处境是一样的。……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曾在钱塘生活过一段时期，过着封建文人的寄生生活。”“正如鲁迅所说：《水浒》在封建社会里是被 ‘世人视若官书’的。”

　　今天，时代“发展”到了千年“盛世”，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胡温时代，评论《水浒》出现了“崭新”的面孔。

　　《水浒》折射的是中国的国民本质：顺民变暴民——社会生存的诚信规则无效后进入铁血规则。

　　造反是暴力的、非理性*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造反带来人口减少、经济倒退、宗法被破坏，社会制度被打乱，中国差不多两百年一次动乱，给民众带来灾难。对《水浒传》的批判，就是要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

　　只有嫁接的才能是更优良的。过去的造反活动由于没有系统的和科学的理论指导，它只是一场盲目的求生图存的武装暴动，一些走投无路、生活无着的人们在一些怀有各式各样动机的领袖人物（他们往往是社会边缘人或有经验、有学识的游民）带领下以生命作最后一搏。

　　水浒：暴民的经典。暴民打断了文化传脉，遵循的是“暴民理性*”，朱元璋们是难辞其咎的。

　　“流氓精神”的恶劣遗传。

　　“以上帝的名义”、以爱的名义去关注人间苦难。它不是像《水浒传》那样以动物的名义、以仇恨的名义去关注人间苦难，推崇的是灵魂原则，而不是生存原则，推 崇的是美魂，而不是匪魂，《悲惨世界》的美学贡献就在这里。罗曼?罗兰有一句话说得很精彩，我看到后就不由得眼睛一亮，他说："幸福是一种灵魂的香味。" 这确实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我在《悲惨世界》里就感觉到了这种"灵魂的香味"。但是我在《水浒传》里只闻到了灵魂的臭味。跟《悲惨世界》一比你就知道 了。例如暴动，不同的暴动在不同的国家发生，竟然一个是动物的暴动，一个是神的暴动。一个是爱的暴动，一个是恨的暴动。

　　《水浒传》：暴力美学的盛宴。（转引自《南方周末》等）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不同时代的言说反映了各时代人们“安身立命”所取舍的那一个“家”；马克思则说，一个时代的思想实质上就是统治阶级的思 想。三百年来，关于《水浒》的评说可谓精彩纷呈，人言人殊。孰是？孰非？关于这些评论的评论或许还要等待更加漫长的时间，但这一点答案是肯定的：元末明 初，在江北江南各路英雄凭着肢体绞杀建立了一己功业、做到了一代天骄的时候，有一个人默默无闻，借助文字符号，搭建了一个故事。十年百年、几百年后，那些 风流人物逐渐灰飞烟灭，消亡得无影无踪了。这个借助文字构建故事的人，无意中构建了自己永恒的存在，更也构建了整个中国人的精神存在，时间历久，意义弥 新，成为宰制中国人文化精神生活的“素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