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且喜自从打破了头之后,那边便声息俱寂,我便安然鼾睡。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连忙叫茶房来,要了水,净过嘴脸,写了两封信,拿到帐房里,托他代寄。走过客堂时,却见杏农坐在那里,和昨夜我看见的那小子说话。原来佛照楼客栈,除了客房之外,另外设了两座客堂,以为寓客会客之用。杏农见我走过,便起身招呼道:“起来了么?”我道:“想是到了许久了。”杏农道:“到了一会儿。”说着,便走近过来,我顺便让他到房里坐。他一面走,一面说道:“方才来回候你,你未起来,恰好遇了一个朋友,有事托我料理。此时且没工夫谈天,请你等我一等,我去去再来。”说罢,拱手别去。

我回到房里,等了许久,直到午饭过后,仍不见杏农来。料得他既然有事,未必再来的了,我便出门到外面逛了一趟,又到向来有来往的几家字号里去走走。及至回到栈时,已经四点多钟,客栈饭早,茶房已经开上饭来。吃饭过后,杏农方才匆匆的来了。喘一口气,坐定说道:“有劳久候了!”我道:“我饭后便出去办了一天事,方才回来。”杏农道:“今天早起,我本来专诚来回候你;不料到得此地,遇了一个敝友,有点为难的事,就代他调排了一天,方才停当。”我道:“就是早起在客堂里那一位么?”杏农道:“正是,他本来住在你这里贴隔壁的房间。我到此地时才八点钟,打你的门,你还没有起来我正要先到别处走走,不期遇了他开门出来,我便揽了这件事上身,直到此刻才办妥了。”

我道:“昨夜我听见隔壁房里有人哭了许久,后来又吵闹了一阵,不知为的是甚么事?”杏农叹道:“说起来,话长得很。我到了天津,已经十多年,初到的时候,便识了这个朋友。那时彼此都年轻,他还没有娶亲,便就了这里招商局的事。只有一个母亲,在城里租了我的两间余屋,和我同住着;几两银子薪水,虽未见得丰盛,却也还过得去。”我笑道:“你说了半天他,究竟他姓甚名谁?”杏农道:“他姓石,别字映芝,是此地北通州人。他祖父是个翰林,只放过两回副主考,老死没有开坊,所以穷的了不得。他老子是个江苏知县,署过几回事,临了闹了个大亏空,几乎要查抄家产,为此急死了。遗下两房姨太太,都打发了。那时映芝母子,本没有随任,得信之后,映芝方才到南京去运了灵柩回来。可怜那年映芝只得十五岁!”

我听了这话,不觉心中一动,暗想我父亲去世那年,我也只得十五岁,也是出门去运灵柩回家的,此人可谓与我同病相怜的了。因问道:“你怎么知道的这般详细?”杏农道:“我同他一相识之后,便气味相投,彼此换了帖,无话不谈的;以后的事,我还要知得详细呢。他运柩回来之后,便到京里求了一封荐信,荐到此地招商局来。通州离这里不远,便接了他母亲来津。那时我的家眷也在这里,便把我住的房子腾出两间,转租给他。因此两下同居,不免登堂拜母。那时却也相安无事。映芝为人,十分驯谨,一向多有人和他做媒;映芝因为家道贫寒,虽有人提及,自己也不敢答应。及至服阕之后,才定了这天津城里的一位贫家小姐,却也是个书香人家,丈人是个老儒士。谁知过门之后,不到一年光景,便闹了个婆媳不对,天天吵闹不休,连我们同居的也不得安。”我道:“想是娶了个不贤的妇人来了。这不贤妻、不孝子,最是人生之累。”

杏农叹道:“在映芝说呢,他母亲在通州和妯娌亲戚们,都是和和气气的,从来不会和人家拌嘴;在我们旁观的呢,实在不敢下断语。从此那位老太太,因为和媳妇不对,便连儿子也厌恶起来了,逢着人便数说他儿子不孝。闹的映芝没有法子,便写了一纸休书要休了老婆。他老太太知道了,便闹的天翻地复起来,说映芝有心和他赌气:‘难道你休了老婆,便罢了不成!左右我和你拚了这条命!’如此一来,吓的映芝又不敢休了。这位媳妇受气不过,便回娘家去住几天,那柴米油盐的家务,未免少了人照应。老太太又不答应了,说道是:‘我偌大年纪了,儿子也长大了,媳妇也娶了,还要我当这个穷家!’映芝没法子,只得把老婆接了回来。映芝在招商局领了薪水回来,总是先交给母亲,老太太又说我不当家,交给我做甚么;只得另外给老太太几块钱零用,他又不要。及至吵骂起来,他总说‘儿子媳妇没有钱给我用,我要买一根针、一条线,都要求媳妇指头缝里宽一宽,才流得出来!’诸如此类的闹法,一个月总有两三回。他老太太高兴起来,便到街坊邻舍上去,数落他儿子一番。再不然,便找到映芝朋友家里去,也不管人家认得他不认得,走进去便把自己儿子尽情数落。最可笑的,有一回我一个舍亲,从南边来了,便到我家里去,谈起来是和映芝老人家认得的。我那舍亲姓丁,别字纪昌,向来在南京当朋友的,谈到映芝老人家亏空急死的,也十分叹息。却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到我这边来,对纪昌着着实实的把映芝数落了一顿,总说他怎么的不孝。这是路过的一个人,说过也就罢了,谁知后来却累的映芝不浅。”我道:“怎样累呢?”杏农道:“你且莫问,等我慢慢的说来。到后来他竟跑到招商局里去,求见总办,要告他儿子的不孝。总办那里肯见他。便坐在大门口外面,哭天哭地的诉说他儿子怎么不孝,怎么不孝,经映芝多少朋友劝了他才回来。还有一回,白天闹的不够,晚上也闹起来,等人家都睡了,他却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又把瓷器家伙一件件的往院子里乱摔,搅了个鸡犬不宁。到明天,实在没有法子了,映芝的老婆避回娘家去了,映芝也住在局里不敢回家。过了一夜,这位老太太见一个人闹的没味了,便拿了一根带子,自己勒起颈脖子来。恰好被我用的老妈子看见了,便嚷起来。那天刚刚我在家,便同内人过去解救。一面叫我用的一个小孩子,到招商局去叫映芝回来。偏偏映芝又不在局里,那小孩子没轻没重的,便说不好了,石师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这句话恰被一个和映芝不睦的同事听了去,便大惊小怪的传扬起来,说甚么天津地方要出逆轮重案了,快点叫人去捉那逆子,不要叫他逃脱了。这么一传扬起来,叫总办知道了,便把映芝的事情撤去,好好的二十两银子的馆地,从此没了。天津如何还住得下,只好搬回通州去了。

“住了一年,终不是事,听说有几个祖父的门生、父亲的相好,在南京很有局面,便凑了盘缠,到南京去希图谋个馆地。不料我方才说的那位舍亲丁纪昌,听了他老太太的话,回到南京之后,逢人便说,没处不谈,赶映芝到了南京,一个个的无不是白眼相加。映芝起初还莫名其妙,后来有人告诉了他丁纪昌的话,方才知道。幸亏回到上海,寻着了述农家兄,方才弄了一份盘缠回来。你说这个不是大受其累么。谁知回到通州,他那位老太太,又出了花样了,不住在家里,躲向亲戚家里去了。映芝去接他回家时,他一定不肯,说是我不惯和他同居。映芝没法,把老婆送到天津来,住到娘家去了,然后把自己母亲接回家中。通州地面小,不能谋事,自己只得仍到天津来,谋了东局的一件事。东局离这里远,映芝有时到市上买东西,或到这里紫竹林看朋友,天晚了不便回去,便到丈人家去借住。不知怎样,被他老太太知道了,又从通州跑到天津来,到亲家家里去大闹,说亲家不要脸,嫁女儿犹如婊子留客一般,留在家里住宿。”我道:“难道映芝的老婆,一回娘家之后,便永远不回夫家了么?”杏农道:“只有过年过节,由映芝领回去给婆婆拜年拜节,不过住一两天便走了。倒是这个办法,家里过得安静些,然而映芝却又担了一个大名气了。”

我道:“甚么名气呢?”杏农道:“他那位老太太,满到四处的去说,说他的儿子赚了钱,只顾养老婆的全家,不顾娘的死活,所以映芝便担了这个名气。那东局的事,也没有办得长,不多几个月,就空下来了。一向都是就些短局,一年倒有半年是赋闲的。所谓人穷志短,那映芝这两年,闹的神采也没有了。今年春上,弄了一个筹防局的小馆地,一个月只有六吊大钱。他自己一个人,连吃饭每月只限定用一吊五百文,给老婆五百文的零用,其余四吊,是按月寄回通州去的。馆地愈小,事情愈忙,这是一定之理,他从春上得了这件事之后,便没有回通州去过。所以他老太太这回赶了来,先把行李落在这里,要到筹防局去找儿子;却不料找错了,找到巡防局里去。人家对他说,我们局里没有这个人。他便说是儿子串通了门丁,不认娘了,在那里叫天叫地的哭骂起来。人家办公事的地方,如何容得这个样子,便有两个局勇驱赶他。他又说儿子赶娘了。人家听了这个话,越发恨了。在那里受了一场大辱,方才回到这里,哭喊了一夜。第二天映芝打听着了,连忙到了这里来,求他回去。他见了映芝,便是一场大骂,说他指使局勇,羞辱母亲。映芝和他分辩,说儿子并不在哪个局里,是母亲走错了地方。他说既然不是这个局,是哪个局?映芝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被他母亲闹掉了的,这回怕再是那个样,如何敢说。他见映芝不说,便天天和映芝闹。可怜映芝白天去办公事,晚上到这里来捱骂,如此一连八九天。这里房饭钱又贵,每客每天要三百六十文,五天一结算。映芝实在是穷,把一件破旧熟罗长衫当了,才开销了五天房饭钱。再一耽搁,又是第二个五天到了。昨天晚上,映芝央求他回通州去,不知怎样触怒了他,便把映芝的头也打破了。今天早起我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先把他老人家连哄带骗的,请到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劝了他一天,映芝还磕了多少头,陪了多少小心,直到方才,才把他劝肯了,和他雇定了船,明天一早映芝送他回通州去。一切都说妥了,我方才得脱身到这里来。”

这一席长谈,不觉已掌灯多时了。知道杏农没有吃夜饭,便叫厨房里弄了两样菜,请他就在栈里便饭。饭后又谈了些正事,杏农方才别去。

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料理定了几桩正事,便要进京。我因为要先到河西务去办一件事,河西务虽系进京的大路,因恐怕到那边有耽搁,就没有雇长车,打算要骑马。谁知这里马价很贵,只有骑驴的便宜,我便雇了一头驴。好在我行李无多,把衣箱寄在杏农那里,只带了一个马包,跨驴而行。说也奇怪,驴这样东西,比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马坏。我向来没有骑过,居然使他不动。出了西沽,不上十里路,他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骑惯了马的,没有被他摔下来。然而尽拉缰绳,他总不肯站起来了。只得下来,把他拉起,重新骑上。走不了多少路,他又跪下了。如此几次,我心中无限焦燥,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再骑一程,走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走到杨村(由天津进京尖站),越觉心急。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暂且住下,到明天再走。

入到店里,问起这里的地名,才知道是老米店。我净过嘴脸之后,拿出几十钱,叫店家和我去买点酒来,店家答应出去了。我见天时尚早,便到外面去闲步。走出门来,便是往来官道。再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走进去,只见巷里头一家,便是个烧饼摊;饼摊旁边,还摆了几棵半黄的青菜;隔壁便是一家鸦片烟店。再走过去,约莫有十来家人家,便是尽头;那尽头的去处,却又是一家卖鸦片烟的;从那卖鸦片烟的大家前面走过去,便是一片田场。再走几十步,回头一望,原来那老米店,通共只有这几家人家,便算是一条村落的了。

信步走了一回,仍旧回到店里,呆呆的坐了一大会。看看天要黑下来了,那店家才提了一壶酒回来交给我。我道:“怎么去这半天?”店家道:“客人只怕是初走这里?”我道:“正是。”店家道:“这老米店没有卖酒的地方,要喝一点酒,要走到十二里地外去买呢。客人初走这里,怨不得不知道。”我一面听他说话,一面舀出酒来呷了一口,觉得酒味极劣。暗想天津的酒甚好,何以到了此地,便这般恶劣起来。想是去买酒的人,赚了我的钱,所以买这劣酒搪塞,深悔方才不曾多给他几文。

心里正在这么想着,外面又来了一个客人,却是个老者,鬓发皆白,脸上却是一团书卷气;手里提着一个长背搭,也走到房里来。原来北边地方的小客店,每每只有一个房,一铺炕,无论多少寓客,都在一个炕上歇的。那老者放下背搭,要了水净面,便和我招呼,我也随意和他点头。因见桌上有一个空茶碗,顺手便舀一碗酒让他喝。他也不客气,举杯便饮。我道:“这里的酒很不好!”老者道:“这已经是好的了;碰了那不好的,简直和水一样。”我道:“这里离天津不远,天津的酒很好,何以不到那边贩来呢?”老者道:“卫里吗(北直人通称天津为卫里,以天津本卫也),那里自然是好酒。老客想是初步这边,没知道这些情形。做酒的烧锅都在卫里,卫里的酒,自然是好的了。可是一过西沽就不行了,为的是厘卡上的捐太重,西沽就是头一个厘卡,再往这边来,过一个卡子,就捐一趟,自然把酒捐坏了。”我道:“捐贵了还可以说得,怎么会捐坏了呢?”老者道:“卖贵了人家喝不起,只得搀和些水在酒里。那厘捐越是怞得利害,那水越是搀得利害,你说酒怎么不坏!”我问道:“那怞捐是怎么算法?可是照每担捐多少算的吗?”老者道:“说起来可笑得很呢!他并不论担捐,是论车捐;却又不讲每车捐多少,偏要讲每个车轮子捐多少。说起来是那做官的混帐了,不知道这做买卖的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要照车轮子收捐,这边就不用牲口拉的车,只用人拉的车。”我道:“这又有甚么分别?”老者道:“牲口拉的车,总是两个轮子。他们却做出一种单轮子的车来,那轮子做的顶小,安放在车子前面的当中,那车架子却做的顶大,所装的酒篓子,比牲口拉的车装的多,这车子前面用三四个人拉,后头用两个人推,就这么个顽法。”

正是:一任你刻舟求剑,怎当我掩耳盗铃。未知那老者还说出些甚么来,且待下回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