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唐太宗与李靖问对》简称《唐李问对》或《李靖问对》。也有更简称《问对》的。传说是唐代名将李靖所著。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只著录有《李靖六军镜》三卷,而没有《唐李问对》。后经宋人何远、陈师道、邹博、吴鲁等人考证,认为此书是宋人阮逸所撰。何远在《春渚纪闻》中曾提到,据苏轼说《李卫公问对》为阮逸所著,其草稿曾送与苏恂看过。此外,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声的《书录题解》、胡应麟的《四部正伪》、汪宗沂的《卫公兵法辑本序》、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书,也都对此书作了辨伪的论证。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却疑此书为宋熙宁年间所辑录的《卫公兵法》。但细察《问对》的内容,却很少与《通典》中《卫公兵法》佚文有相似之处。另外也有人认为《问对》就是李靖原著,但也未能提出有力的证据。阮逸,宋代建阳人,字天隐,宋仁宗天圣(公元1023-1031年)进士,景佑(公元1034-1037年)初任杭州知州。通音律,康定(公元1040-1041年)年间,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皇佑(公元1049-1053年)中,更铸太常钟磬,上召逸与近臣太常议密阁,遂典乐事,迁屯田员外郎。著有《阮逸野言》一卷,《宋史。艺文志》将其列入兵书类。此外还著有《易签》、《王制井田图》等书。《问对》即属假托,阮逸虽非名将,都无损于该书的军事学术价值。相反,该书自问世以来,曾得到不少的赞誉,在军事学术领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神宗在临熙(公元1068-1085年)年间下令从《通曲》中辑录《李靖兵法》未成,而把《问对》列入《武经七书》,立于宫学,也决不是偶然的。

《问对》一书,完全没有抄袭或套用散见于《通典》、《太平御览》中的《卫公兵法》佚文,而是独立思考,自成体系。正如清人汪宗沂在《卫公兵法辑本序》中所说:“阮逸《问对》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不特如此,《问对》一书,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中确具有很多特点,例如:

一、《问对》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战略战术原则,使其科学化。这对于军事学术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二、隋唐兵家多醉心于古代阵图的考究,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一时成风。阮逸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一切玄虚之词。其所提出方、圆、曲、直、锐五种阵名基本符合1972年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十降》的提法,说明作者对古兵法有深刻的研究。

三、自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之说,侵入了军事学术领域,这在《孙膑兵法》、《六韬》等书中,均有所反映。自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到东汉谶纬之学的风行,军事学术中,听音望气、灾变吉凶等大量渗入,到唐代李荃《阴符经》、《太白阴经》等书更是这样。而《问对》一书却一直坚持科学的态度,丝毫不涉及阴阳迷信的说法。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宋人戴少望在《将鉴论断》中说:“《问对》一书,兴废得失,事宜情实,灿然华举,皆可垂范将来”。郑谖在《井观琐言》中也断言,《问对》一书虽属假托,亦“必出于有学识有谋略者之手”。我们认为,《问对》一书确实是我国古代一部有价值的兵书,它对于我国军事学术的研究是有贡献的。宋代将其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也是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