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衣的由来与发展

一、三衣的由来、形状及其用途

　　在印度，由于天气较为炎热，再加上当时风俗习惯的影响，出家人的衣服十分简单，但是出家人究竟应该有几种衣？这就必须考察衣制的来源。佛在成道以后的最初五、六年中，根本没有制订戒律的条文，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范，所以也谈不上衣的制度与规定。除了披著的方法及其式样，跟俗人和外道不同以外，并没有限制比丘应该有多少件衣服。后来，在一年的冬季里，佛与弟子们在人间游行乞化，佛陀看见弟子们得到很多布料，有的戴在头上，有的挂在肩上，有的缠在腰际，看起来既失威仪，而且十分累赘，于是佛陀便计划衣的限制了。那时，正是印度的隆冬，当天晚上佛陀亲自试验：初夜披一件就够了；中夜觉得冷，于是加上一件；后夜时，还觉得冷，于是再加一件，也就足够御寒了。因此，佛陀制定比丘不得超过三衣，这就是所谓“三衣”的来源。

　　其实所谓衣，只是一块长方形的布，最初的三衣并没有规定条数与块数，也不是割截以后再拼凑而成的，所以也没有五条、七条、九条衣的名称。佛陀仅仅规定有三种衣，三种衣的区别，并不在条数的多少，而在其层数的厚薄。如果是做新衣，“安陀会”与“郁多罗僧”都是一重，“僧伽黎”则为二重；如用旧衣拼凑，“安陀会”与“郁多罗僧”都是二重，“僧伽黎”则为四重；如果用粪扫衣做衣，重数多少，则可随意。

　　至于割截而成的“福田衣”，是在阿难随佛出家以后的事了。当时印度社会的治安不是很好，比丘们披了新衣，在人间游化，往往会遭到土匪与小偷。因为三衣是整块的布料，比丘固然可以制衣披着，俗人稍微加以修改，照样可以披着。因此，僧衣被抢劫一空，只剩下光条条的人放回僧团的事，时常发生。即使住在僧团之中，或住阿兰若处，衣服失窃的事，也屡见不鲜。佛陀为此，颇为担心。

　　有一天，佛往南方游行，在路上看到道旁的耕地，一方方，一块块，沟畦分明，田亩齐整，心里很高兴，便指着田野，对阿难说：“你能教比丘僧制作这样形式的衣服吗？”阿难很聪明，他一口答应了。“福田衣”于是便这样作成了。后来，佛陀告诉大家，过去一切如来及弟子都是这样做的。第一，其形如田，比丘披着可由信徒来供养种福；第二，割截分裂，盗贼窃之无用，可以减少比丘的损失。

　　所以，安陀会，译为“作务衣”，是用五条布料缝制而成的，又称为“五条衣”，每条一长一短做成，共计十隔。安陀会是在劳作、行路乃至就寝时穿用的，因此又称为“内衣”、“中宿衣”、“中衣”。安陀会的长度是佛的四肘（约为常人的三倍），宽度是佛的二肘，所以较为短小，而且行动灵活。

　　郁多罗僧，译为“入众衣”，凡是诵戒听法，随众之时，都在安陀会外，加披郁多罗僧。郁多罗僧是用七条布料缝制而成，每条两长一短，共计二十一隔，所以称为“七条衣”；在三衣中它居中位，所以称为“中价衣”，又称为“上衣”。

　　僧伽黎，译为“重衣”或“杂碎衣”，唯有行化乞食、进入聚落王宫、说法教化时披它。僧伽黎共分为九品：下下品九条、下中品十一条、下上品十三条，这三品衣全是每条两长一短；中下品十五条、中中品十七条、中上品十九条，这三品衣全是每条三长一短；上下品二十一条、上中品二十三条、上上品二十五条，这三品衣全是每条四长一短。这九品大衣，下下品九条，每条三隔，共计二十七隔；乃至上上品二十五条，每条四长一短，共计一百二十五隔。所以，僧伽黎又称为“大衣”。

　　僧伽黎在中国佛教，是最为严正而又神圣的衣，尤其将二十五条的镶金的大衣，称为“祖衣”，以为只有传祖接法的人，才够资格披它。其实，僧伽黎的本义的确有其神圣性，但是与中国的观念，稍微有出入。在佛陀时代，比丘行化人间，往往露宿野外，或在临时的旅舍借宿，夜间气候较凉，必须有御寒的东西，这就是僧伽黎的主要用途了。正因为僧伽黎要当做被褥来用，所以其制作的重数，要比其他两种衣厚些。所以，戒律规定比丘外出行化，不得无故离衣而宿。

二、三衣布料的来源

　　关于三衣布料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檀越施衣”，二是“粪扫衣”。所谓“檀越施衣”又有两种方式：一是“衬施”，二是“单施”。在佛陀时代，斋主请僧供养，斋供完毕之后，并且请僧说法。有钱的斋主，除了以饮食供养斋僧，并且在供斋的同时，一人供献一块布，这便是“衬”了。布的质料和布的大小多少，只能看斋主财力及其发心的程度而言。所以出家人得到衬施之后，不一定能够做成一件衣服，有时积聚了好多家斋主的衬施，才能凑成一件衣服。至于“单施”是一次便能布施做成衣服的布料，这样的机会当然也有，但是并不常有。

　　粪扫衣，是普通俗人的弃物，常常散落在垃圾场及墓地等处，比丘拣来这些破衣碎布片后，经过洗涤缝制而成的僧衣。粪扫衣是早期佛教比丘真实生活的写照，是四依止之一，即常乞食、粪扫衣、树下坐、陈弃药。

　　《四分律》卷三十九举出十种粪扫衣：一、牛嚼衣，二、鼠齿衣，三、烧衣，四、月水衣（月经布），五、产妇衣（血污布），六、神庙中衣，七、冢间衣，八、求愿衣，九、受王职衣，十、往还衣。《十诵律》卷二十七列举了四种粪扫衣：一、冢间衣，指用来缠裹死尸而丢弃在坟间的衣料；二、出来衣，指缠裹死尸的衣料而又用来布施比丘；三、土衣，指被丢弃在坟间、巷陌及垃圾场所的衣料；四、无主衣，指散落在村落或空地的无主衣料。但是，粪扫衣的最重要来源，应该是冢间衣，因为在印度，人死后不必埋葬，死人的身体烂掉后，衣服还可以捡起来给出家人派上用场。但是，冢间衣更多的是指死人的家属为死人留下或抛弃的生前衣物，就有一些依止粪扫衣的比丘，前去拾取死人及送葬者的衣服，比丘拾回去洗染香熏之后，就可以改制使用了。

　　比丘穿粪扫衣的根本目的在于断除贪欲，远离对物质生活的执著。《十住毗婆沙论》卷十六说，穿粪扫衣有十种利益：（1）惭愧；（2）障寒热毒虫；（3）表示沙门仪法；（4）一切天人见法衣，尊敬如塔；（5）非贪好；（6）随顺寂灭，非为炽然烦恼；（7）有恶易见；（8）更不须余物，庄严故；（9）随顺八圣道；（10）精进行道，无染污心。

　　佛陀常常赞叹粪扫衣的功德，固然有很多比丘是终身披着粪扫衣，但也有很多弟子们是不披粪扫衣的。尤其是比丘尼弟子们，佛陀并不鼓励她们披着粪扫衣。特别到了我们中国，根本不可能有粪扫衣让出家人穿，最多是老修行穿得破烂一些的衲衣罢了。

三、三衣以外的衣服

　　佛陀制定三衣以后，关于衣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全部解决。年纪大的老比丘睡觉时需要垫的，于是佛听许有卧褥；坐时要软些，佛许有坐褥；睡时要枕头，佛陀也允许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洗脸要面巾，洗澡要用拭身巾，洗脚要用揩脚布，头上怕冷的可以戴帽子，脚上不习惯赤脚的可以穿鞋；比丘雨天在露地脱光了身子洗澡，有碍观瞻，于是准许有雨浴衣；比丘身上生了脓疮，把衣服弄脏了，因此佛陀准许有覆疮衣。

　　另外，如阿难出家了，因为阿难是佛弟子中的美男子，阿难穿起比丘的三衣，偏袒右肩，露出右边的胸脯，使得妇女们看了，往往为阿难招来许多“爱”的烦恼，因此佛陀允许阿难着覆肩衣。有的比丘因为没有内衣，到聚落乞食时，被风吹起外衣，暴露了下体（当时的印度民族皆不穿裤子），于是佛陀又允许比丘们入聚落乞食时穿着内衣（或叫下裙）。

　　后来，有女人出家，比丘尼只穿三衣，盖不住肩部和胸部，有时被人调戏耻笑，佛陀便干脆在三衣之外，规定为她们加上覆肩衣和内衣。但是，女性的出家人，仅此五衣还是不够。她们不得在雨天于外面露浴，于河池之中，也有许多不便，所以允许有浴衣；另外，为免月经来潮，将衣服弄污，佛陀又准许她们蓄有病（月水）衣。所以，《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中，规定有十三种衣：僧伽胝（僧伽黎）、温怛罗僧伽（郁多罗僧）、安怛婆娑（安陀会）、尼师但那、裙（内衣）、副裙、僧脚欹（覆肩衣）、副僧脚欹、拭面巾、拭身巾、覆疮衣、剃发衣、药直衣（备为病时换取医药）。

　　还有一种“缦衣”，是用大块整幅布料制成，是给出家还未受具足戒的沙弥（尼）和受用“在家戒”的男女居士们着用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受过出家大戒，不堪为世福田，所以他们着用的“缦衣”，不能裁缝田相。沙弥与在家弟子所不同的是，沙弥一经出家，终年披着缦条衣，在家弟子则限于佛事堂中披着缦条衣。

　　另外，最为重要的一种服具是“尼师坛”，在有关的典籍中，义译为“坐具”或“卧具”，也有译作“敷具”或“随坐衣”，简称为“具”。原意凡是敷设的东西，都可以称为“尼师坛”，所以床褥、床单、坐垫、坐褥等都可以称为尼师坛了，所以译为“敷具”较为恰当。

　　在戒律中记载，佛陀的时代，一些年轻初出家的比丘，因为未证四果阿罗汉位，所以未能断欲（初果断邪淫，三果断淫欲），所以在睡眠之中，尚有遗精的现象，因此把卧具弄污了。佛陀发现此一事实之后，首先将比丘们呵责了一顿，随即开示离欲之道，并且准许比丘们作尼师坛，用来“障身、障衣、障卧具”。由此可见，尼师坛既非坐具，亦非卧具，而是敷设在坐具或卧具之上的衬单。同时，戒律规定尼师坛的长度约佛的两磔手半，宽度约佛的一磔手半（佛陀一磔手，约为两尺长），所以尼师坛是一块四五尺长、两三尺宽的衬身布。尼师坛是比丘们所必须随身携带的用具，使用时应该自己敷设、自己收起，不应假手于人。[1]

　　按照律制规定，尼师坛固然可以用两重新布料复迭一起，但须将旧具撕裂，贴于新具的四缘四角，一则废物利用，第二使之坚牢，第三表示坏色。后来，中国佛教的出家人作新具，也在四缘四角贴四块颜色不同的新布。中国佛教的出家人后来便用尼师坛作为礼佛拜僧时的用具，称为“展具”，这是中国佛教自己的发展。

　　所以，衣总共可以分为三类：一、制衣，即安陀会、郁多罗僧、僧伽黎；二、非衣，亦名小小衣，梵语称为波利伽罗衣，便是除去制衣之外的种种小衣；三、听衣，由于地理环境及其气候与风俗的关系，随缘增加的衣服。中国出家人平常所穿的衣服即是听衣，三件制衣成为了庄严用品，而一般的比丘，僧伽黎与安陀会则很少用。

四、僧衣的颜色

　　佛教的僧衣，特别是三衣，在使用颜色方面有两项主要规定：一则不许用上色或纯色，如纯青、黄、赤、白、黑和黄蓝、郁金、落沙、青黛等颜色；二则在衣服上，尤其在新制的衣服上，必须点上一块别的颜色，称为“坏色”。

　　真正的坏色衣，佛陀教导弟子们用树皮煮汁，或用污泥渍污；且在新衣之上，必定另加旧衣的“贴净”，就是用旧衣的旧布，在新衣上加贴一块，以示坏“式”。所以，后来中国佛教的比丘制衣，在新衣搭肩处，用一小块同色同质的新布贴上，就是象征贴净与用作障污。

　　还有一种坏色的方法，叫做“点净”，就是在新衣的任一已染的颜色之上，另外用其他颜色将纯一染色的新衣，点上一块色渍。戒律中规定，比丘的衣服，允许有青、黑、木兰（近似熟桑椹色或咖啡色）的三种颜色，仍非旧色，必须以本色之外的两种颜色点净之后，方始算是坏色，如果是青色衣，须以黑与木兰色点净；如果是木兰色衣，须以青与黑色点净。

　　坏色在梵文中称为ka2qyq，音译为“袈裟”，译成“不正、坏、浊、染、杂”等等，所以凡是不正的、染坏的，都可以称为袈裟。袈裟本义是一种草，引申为由这种草取汁染色而成的“赤褐色”，再进一步才引申出“不正色”。佛陀规定弟子们应该穿坏色衣，不得穿正色或显色衣，所以僧衣名为“袈裟”。其实，袈裟不但可以称呼僧衣，也可以称呼其他东西，如食物的五味之外的杂味或坏味，便可称为“袈裟”。可见，袈裟一词，不仅是佛教的僧衣所专用，也不一定即是衣。

　　后来，不同部派便开始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如《舍利弗问经》说，萨婆多部着皂色衣，摩诃僧祇僧着黄色衣，弥沙塞部着青色衣，昙无德部着赤衣，迦叶维部着木兰衣。这是通过三衣的颜色不同，来表示自己的宗派。虽然五部的衣色不同，但原来的赤色袈裟，却在五部中通用。

五、汉传佛教僧人的服饰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汉传佛教的祖师依据实际情况对出家人的服饰进行了改革，以适应气候与汉地的习俗。就三衣而言，一般汉地的僧人都穿三衣中的一件，搭在常服的外面。比丘的三衣有不同的作用：五衣叫作物衣，劳作时穿；七衣是礼忏衣，礼佛诵经时穿；祖衣是最正式的衣，当比丘于礼拜、乞食、讲闻佛法、羯磨仪轨等聚会时，才可穿著。

　　而一般僧人的常服，则有许多种。如大褂是今天最常见的常服，一般僧人平常都穿着大褂。除此之外，还有罗汉褂（旧时的小褂）等常服。大褂与明代俗服类似，它和罗汉褂一样都是斜襟的。而近代太虚大师进行改革时，创造了小褂、中褂、伽蓝褂、太虚褂等常服，这些改制的服饰都是对襟的，顾名思义，“小”、“中”之名都与衣服的长度有关，而太虚褂则与大褂的长度相当。伽蓝褂则没有衣袖，通常是冬季保暖之用。

　　在许多正式场合，袈裟之下会穿着“海青”，它通常也叫作“大袍”，在古代则称为“直裰”，原是从我国汉唐时代的服式衍流而来的。在从前，无论僧俗都穿用它，本属于宽袍大袖的唐装，身腰、下摆、袖口都很宽阔，穿着自在。在我国的僧团中，除了“袈裟”，“海青”算是最尊胜的僧服了。穿着“海青”，大都是在“礼诵、听经、会宾、议事”、以及晋见长老等重要的场合。

　　在古代僧人受到朝廷的管辖，所以在皇权的影响下，僧人服饰有所演变和区别，皇帝有时禁止僧人使用皇室专用的正色，有时又御赐正红、正黄的袈裟给某些比丘。我们若参考日本僧人袈裟的行制和变迁就可以知道，各个宗派的僧人服饰有许多不同，因为不同宗派传入的时间不一样，那时日本佛教的祖师入华求学时，就带回了当时的僧服。中国三武一宗灭法时，也有日本僧入华求法，但是为了躲避迫害，就发明了一种轮袈裟——用一条带子挂在脖子上，表示不离三宝。现在我国的僧人的服饰，基本上是明清时期的款式和太虚大师所创制的褂子，从僧人服饰的衍变也可以看出佛教文化随着因缘的发展而演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