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智顗评传》感言

　　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情，小心认真地捧读着潘桂明老师著述的《智顗评传》。仔细地读着大师者的生活时代和大师的生平及其著述，心情渐渐地不平静……

　　大师在我所了解的伟人当中是乘愿再来的大菩萨。想当初“九旬谈妙”是何等潇洒的风采。他无碍的辩才被后人尊称为“东土的小释迦”。天台宗的创宗及其完备的思想体系，教观双美，止观双修与中国的华严宗，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增色无限。

　　大师的修学经历也是后人津津乐道学习的楷模。在其与慧思初次见面，就深得其师十分赏识，以为“昔日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追，今复来矣。”在《别传》写道：“经二七日，诵至《药王品》诸佛同赞，是真精进，是名其法供养。”深入禅定，身心豁然。后又写道：“恩师叹曰：‘非尔弗证，非我莫识。所入定者，法华三昧前方便也；所发持者，初旋陀罗尼也。”大师随师左右前后共七年之久。三十岁奉师训，与同道法喜等二十七人来到陈都金陵。自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弘扬佛法的活动。太建元年被朝廷请住进瓦宫寺，受到陈宣帝的特殊礼遇。随后周武帝毁佛，在陈宣帝太建七年，智谢绝宣帝等人的挽留，与慧辨等二十余人，入天台山隐居，昼谈义理，夜习止观。历时九载，天台宗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形成于陈、隋之际，发展于隋、唐时候。天台宗的形成，为隋唐其他佛教宗派的建立提供了榜样。

　　陈后主至德三年再度来到金陵，早在此前，陈后主曾七次遣使邀请智顗入京。隋开皇十年隋文帝亲自下诏。翌年，晋王杨广在扬州慕其盛名，致书累请，遣使诏引，在“三辞不免”的情况下，向杨广提出四个要求。晋王答应于杨州金城殿千宿会，请智顗为他授菩萨戒，并请授法名“总持”菩萨晋王回送智顗“智者”大师称号，随后智顗便提出返回庐山的要求。

　　虽经晋王挽留，但他仍不为所动，逆流而上。开皇十二年，他先重返庐山，来到故乡荆州。开皇十三年，为报答生地恩，智顗在家乡当阳县玉泉山建立寺庙，隋文帝闻知，敕赐寺额，先赐号“一音”，后改赐“玉泉”。这玉泉寺便成为智顗在荆州大开讲席的基地。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智顗于玉泉寺完成《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的讲述。至此，“天台三大部”宣告完成，天台宗的宗教哲学理论体系得以完善。

　　智顗在荆州的弘法活动，使天台宗除了天台山以外，从此又有了一个新的根据地。据智顗自述，“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据道宣《智顗传》载，智顗回到荆州时，“道俗延颈，老幼相携；戒场讲坐，众将及万。”

　　晋王杨广于开皇十五年又一再遣使邀请他去扬州。其时，“江淮道俗，再驰欣戴”，智顗又因“频辞不免”，迫不得已而前往，仍住禅众寺。

　　开皇十六年春，智顗再度回到天台山。开皇十七年冬，晋王遣使者高孝信入山迎请。智顗奉命，随使者成行。行至石城寺(在今浙江新昌)，“乃云有疾”，不久即入灭。时智顗年六十，僧腊四十。翌年，晋王给智顗建立寺庙，初名“天台”，大业元年改名"国清"。

　　智顗一生经历了梁、陈、隋三朝十帝，世事动荡，人生坎坷。他的一生经历，是当时政治生活和佛教现状的真实写照，是这一时代种种不幸的缩影。

　　近人谈壮飞先生，在《智顗》一文中指出，“我们只要仔细地分析一下他临死前给晋王写的遗书，再联系他生前的活动和有关史实去思考，就有许多使人产生疑窦之处。”通过分析论证，他得出如下结论：“把各种事实连串起来看，智顗的死，肯定不是正常的病故，而是迫害身亡的。”此后，谈氏又特撰《名僧智顗死之疑》。接着发表类似见解的是张哲永《智顗的生平与死因》一文。张文在有关智顗之死的直接原因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认为智顗因绝食而亡。他写道：“他一面不愿出山，一面迫于杨广的严令急使，又不得不出山；更重要的是，他为了佛教天台宗的发扬广大和国清寺的早日建成，就不惜借出山为名，行捐躯之实，以达到生前无法达到的目的。”根据“这个必死的决心，”“智顗先后共绝饮、绝食了六日。”这是对谈氏“气恼而死”或“服毒自尽”说的修正。

　　“石城遗书”前半部分，重点申述了智顗生前的“六恨”：自招恼乱，应得不得。忧悔何补或易悟而早亡。或随分而自益，无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断种。自行前缺，利物次虚。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岂可集众，用恼官人。

　　智顗除了为杨广主持授戒法会，“授律仪法”之外，既无说法讲经，又无其他佛事活动的记载。“香火事讫，泛舸衡峡，”“既值便风，朝发夕还。”(〈别传〉)其心情之急切，可以想见。并且，面对杨广的挽留，他以此前所提“四愿”为由，指出：“先有明约，事无两违，”甚至“拂袖而起”，致使杨广“不敢重邀，合掌寻送至城门。”其倔强不化的个性和傲慢不羁的态度跃然纸上，在强大王权面前再度维护了作为高僧的尊严。荆州玉泉寺等因有晋王作檀越，也有了可靠的物质保证。佛教天台宗的两个重要活动区域天台山和荆州。天台宗的幸存和发展，是以智顗付出的沉重代价为条件的。正是智顗在石城遗书中向晋王表达妥胁和屈服，才换来天台宗的转危为安，并在其弟子辈获得发展。

　　综上所述，石城遗书反映了一代高僧智顗临终前的复杂心情，从中暴露了智顗与隋王朝关系的实质。

　　智顗既是出世的高僧，也就决定了他对佛教事业的忠贞不渝。这种强烈的感情，通过遗书的反覆申述、辩解、恳请表达出来。这意味着，为了维护佛教，他愿含垢忍辱，乃至以宝贵的生命殉自己的事业。这是他通过理智的思考和严肃的反省作出的决策。从历史经验中智顗早已认识到，佛教事业的发展还得有赖于新王朝支持。他完全超越了个人的生死烦恼，摆脱了世间的一切执著，从菩萨行的高度将自己交付给了佛教事业。有理由认为，智顗在思想上始终与隋统治者保持着距离，他没有美化隋王朝的意图，也没有为隋王朝作神学论证的可能。智顗的圆融哲学与其说是为统一王朝效力的。毋宁说，智顗的佛学，是对现实社会苦难原因的哲学探索，是对末法时代人性堕落的深刻反省，是对解脱之道的孜孜追求。

　　在历史长河的沧桑巨变，作为一名佛子后学读罢，仍然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大师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涌上心头，不能自抑，敬仰大师真正不愧为佛门中的大丈夫，不愧为一位人天师范。我由衷地仰止不已！感叹不已！

　　2003.04月于三楚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