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不是用来孤单的

　　坐了从机场开往株洲的最后一班大巴车,到达株洲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了,我打了个车直奔家里。

　　到家时,疑心老妈睡了,我直接掏了钥匙开门——2005年,去广州工作之前,老妈特地嘱咐我要带上家里的钥匙,她说,人在外面漂着,有把家里的钥匙,心里就踏实。

　　钥匙塞进锁孔,轻轻旋转,我推开了门。可是,我的一只手却停滞在了脱鞋的动作上。

　　房间里没开灯,电视早已没了节目,只余下没有声息的雪花点在屏幕上闪动,灰白夹杂,正映着对面沙发中沉沉睡去的老妈——她蜷缩在沙发上,脚上的拖鞋掉落了一只,还有一只半挂在脚上。

　　我重重地吸了一下发酸的鼻子,她惊了一下,醒转过来。看到我意外出现,她半错愕半高兴地对我说,怎么招呼都不打就回来了,接着慌里慌张地趿拉上拖鞋,一边走过来接我手里的东西,一边擦嘴角的口水痕迹:“人老了,糊涂了,看个电视都能睡得流口水。”

　　有些疑问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就在我上飞机之前给她打电话时,她还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她今天刚去泡过温泉,晚上准备舒舒服服睡一觉。很明显她没去泡温泉,是没去,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计划?

　　我心里的疑问还有很多。

　　从小到大,不管遇见什么事情,母亲总是活得乐观又充实。哪怕父亲患肝癌去世,我也没见过她愁苦满面的样子。

　　给爸爸料理完丧事,我不顾妈妈的劝阻,把她接到广州住过一阵子。那时候,我跟肖勇恋爱一年多,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里。临走前,我要把爸爸的遗像带着,我知道他们俩过了一辈子,爸爸突然走了,她肯定不习惯,带着爸爸的遗像,至少可以让她在想他的时候还能看一下。

　　我和肖勇工作都很忙,我做媒体,经常要跑到很晚才回家;肖勇做IT,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怕老妈无聊,特地去装了有线电视,还硬塞给她五百块钱,让她去跟小区里那些老太太一起搓搓麻将。

　　有天下午,我采访时崴了脚,跟主任请了假回家。还没走到小区的小花园,就听到一帮老太太把麻将搓得哗啦响,间杂着笑语欢声,我想,老妈这下找到组织了!可是当我走近,转头望向那个小花园时,老妈正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排椅上,望着几株扶桑花发呆,离她三四十米处,那帮打麻将的老人正在用粤语叽里呱啦地说说笑笑。

　　我走上前,拍拍妈妈的肩,这时我才发现,她怀里正抱着爸爸的遗像。我想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但是,话却卡在了喉咙里。

　　起初,肖勇对放在客厅里的遗像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一个半月后的一天,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又欲盖弥彰地指着放爸爸遗像的博古架位置说:“小娟,你说要不要在这里放一盆绿萝啊?”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同样欲盖弥彰地放大了声音说:“不行!”声音放大是为了让妈妈听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最终促使老妈离开了广州。总之,一周之后,老妈回了株洲,临走前,她还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给她的那五百块钱就在里面,原封未动。

　　老妈再也没有跟我们住到过一起。不过,自从从广州回去,她倒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电话打过去,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餐,又说要跟随区里的老年模特队去大连表演,她说她这才叫一个如鱼得水,在广州跟着我人生地不熟,但是在老家不同,这里有她交往了大半辈子的亲友。每次听到她在电话那端快活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万里。她说,她现在想开了,该吃吃,该喝喝,把以前亏欠的日子给补上,我举双手表示赞同。我只怕她孤单,只怕她觉得此生有憾,生活挤得满满当当的才好。

　　别人都担心老人家空巢在家无所事事,闲出一身病来,只有我,总得打电话回去约束她:“玩归玩,身体最要紧啊!”

　　第二天一早睁开眼,我最爱的粉已经买回来放在桌上。

　　“吃吧!”她给我打包,“时间太紧,没什么可给你带的。”她装了一兜干汤粉,又装了一袋子豆丝,都是我爱吃的土特产,把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的。

　　出门的时候,她说:“不送你去车站了,今天我忙着呢,约了老朋友们去跳舞。”

　　拖着行李箱走到楼下,我回头看了看楼上的窗户,老妈正站在窗户边注视着我。

　　九点多的时候,老妈从小区里走了出来。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和人群,我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是的,我没走,我改变了我的行程安排,我只想弄明白她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过的。

　　十点,她去了菜场,花了大半个小时在菜场里转来转去,最后买了一小把青菜。出了菜场,她就径直去了江堤公园。早上的江边,风猎猎的,老妈就坐在江边的木头凳子上,看着老年舞蹈队的人跳舞,吃随身带着的苹果。偶尔逗逗路过的小狗小猫,或者和推着婴儿车的老大妈搭上三言两语。

　　两个多小时里,她一直这样打发着时间。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傻:家里的几门亲戚早举家随儿女迁去了临海和发达城市,她工作几十年的厂子倒闭后,几个要好的同事来往得越来越稀。我怎么就轻易相信她描述的那些满满当当的生活呢?

　　一点多,人渐渐多了起来。

　　这时老妈终于起身活动,她径直走到公园角落里的一个女人面前,看得出来,她们很熟络。老妈顺势坐在她面前的小板凳上,就絮絮叨叨地说开了。隔得远远的,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她想要说的话,显然汹涌成潮。

　　我瞅了瞅周围,除了老妈,角落里还零星地坐着几个年龄不等、面相和善的女人。她们的面前,也坐着一些人,多半是些老人,他们坐在女人面前,焦急地诉说着。

　　而离我最近的一个女人,她的脚边,立着一个小纸板,上面写着:陪聊天,一小时十五元。

　　我愣住了。老妈该是有多少话,想说没人可说,又没人可听的?

　　没有舞蹈队,没有模特队,没有充实得快飞起来的生活,甚至连个坐在对面说说话的人,都不多,原来什么都没有。原来每次讲着讲着电话,她急匆匆地挂断我的电话,也从来不是因为要去玩,而只是不想让我挂心。

　　我疾步走到老妈面前,刚喊了一句“妈……”就泣不成声了。她有些手足无措,我拽住她的手就走。

　　后面的那个女人说:“哎,还没给钱啊!”我塞给对方一张二十的票子,拽着老妈朝家里走。我一边走一边哭。

　　我陪她去菜市场买了菜,挽起袖子下厨房,做了她最爱吃的梅干菜扣肉,又温了一壶老酒。我们面对面喝着。

　　那天晚上,她睡后,我偷偷打电话订了机票。这一次,我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也没有跟肖勇说,但是我笃定了心思,我不能再让她一个人待着,因为来日并不方长,我不想失去她之后再去后悔我没有好好孝顺她。

　　飞机舷窗外的天,蓝得很,老妈靠在椅背上,轻轻睡着了。

　　我期待着即将在广州开始的新日子,我要和她在一起,一起经历,一起生活,把那些流失的时间,一起,一点点地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