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歧视到今天

　　对当事者的利益做平等的考虑这项基本的道德原则，原本应该是我们与一切生物的关系所遵照的准则。可是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如何违背了这项原则，为了无谓的目的，便对动物造成痛苦；我们也看到，一代又一代的西方思想家，如何为人类这种行径的权利努力提供辩护。在这最后的一章里，我准备针对一些在今天维持和提倡物种歧视做法的伎俩、一些在今天为奴役动物做辩解的论证和借口，略做整理检讨。这类辩解之词，有些系针对本书所采取的立场而发，因此本章提供了一个机会，对动物解放运动最常受到的批评进行回应；不过我也想在本章继续发展前一章的论点，揭发我们在前一章中从《圣经》和古希腊人一路寻索下来的意识形态，如何在今天仍然继续存在。揭露和批判这个意识形态极为重要，因为今天的人对待动物的态度虽然堪称仁慈，但是这种仁慈的程度，充其量只能在非常具有选择性的条件下，容许动物的处境有若干改善，却不会撼动人类对待动物的基本态度。结果，如果那种从根本上放纵人类为了一己目的即无情剥削其它生物的立场没有改变，现今已有的改善也会遭到侵蚀流失。想要为废止这种剥削建立坚实的基础，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弃绝两千多年来西方关于动物的想法。

　　我们对待动物的态度，从极幼时期即开始成形，而我们从幼年便开始食肉的事实，对于这些态度有决定性的影响。说来有意思，许多儿童起先会拒绝吃食动物肉，要到父母由于错误地以为肉食是健康所需因而努力喂食，才能使儿童习惯。不过不管儿童最初的反应为何，值得强调的是：早在我们能够了解吃的是动物尸体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吃肉了。因此，吃食动物的肉，并不是我们在有意识、经考虑的情况下，排除了社会求同压力之下任何行之已久的习惯都会挟带的强烈偏见，然后做出来的决定。在另一方面，儿童对于动物有一种发乎天性的喜爱，社会也鼓励他们疼爱猫狗等动物、喜欢毛茸柔软的填充玩具。从这两方面，不难理解我们社会里儿童对于动物的态度有一个最突出的特色：他们的态度并不一贯，而是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并存，彼此谨慎隔离，避免其间的固有冲突造成困扰。

　　不是很久之前，小孩子都是听童话故事长大的。故事里的动物——尤其是狼——总是被写成人类的狡猾对手。一个有代表性的幸福结局，就是故事里的英雄机智过人，趁着大野狼熟睡时把石头缝进它的肚子里，结果大野狼在池塘里淹死了。万一孩子们没有领会到这些故事的意义，他们还可以牵手唱起这样的童谣：

　　三只瞎老鼠，看它们怎么跑，它们朝着农夫的老婆跑。她用剁肉刀，剁掉它们的尾巴。你这辈子可有眼福见过，三只瞎老鼠?

　　熟悉这类故事和童谣的孩子，不会发现所学和所食之间的不搭调。可是到了今天，这类童话故事和歌谣业已过时不再流行，同时至少就儿童对待动物的态度来说，表面上只剩下了温馨光明的一面。这种情形产生了一个问题：怎么看待我们所吃的动物?

　　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反应方式就是回避。儿童对动物的喜爱，可以往非食物类的动物身上引导：狗、猫、或其它伴侣动物。这些动物，都是市区或者郊区儿童最可能见到的动物。柔软的填充玩具动物，通常都是熊或者狮子，而不会是猪或者牛。当图画书、以及儿童电视节目涉及农场动物的时候，回避法会进一步施展，特意误导儿童对现代农场的性质产生错误的印象，避免他们知晓我们在第三章里所描述的现象。贺坊(Hallmark)出版的畅销书《农庄动物》 (Farm Animals)是个好例子。在孩子看到的图片里，母鸡、火鸡、牛和猪身旁围绕着它们的幼儿，见不到任何鸡笼、畜舍、隔栏。文字部分告诉我们，猪在“饱餐一顿之后，到泥潭里打滚”。英国出版的书也传达了同样的乡间宁谧印象，例如畅销的“瓢虫”(La dybi rd)丛书中《农庄》(Farm)一册就告诉我们，母鸡带着小鸡在果园里自由徜徉，别的动物也都跟崽子们住在宽阔的院落里。幼年读物如此，莫怪乎孩子们直到成年一直相信，动物虽然“必须”送命以便为人类提供食物，可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它们生活幸福。

　　女性主义运动认识到了儿时形成的态度极为紧要，业已发展出一种新的儿童文学，让勇敢的公主有机会拯救无助的王子、让女孩扮演昔日惟有男孩独享的积极核心角色。可是要改写我们读给孩子听的动物故事，就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残酷虐待并不是儿童故事的理想题材。不过，设法给孩子提供图画书和故事书，既避开最恐怖的细节，却仍然鼓励他们把动物当成独立的生命有所尊重，而不仅是可爱的小玩具，供人类娱乐甚至食用，应该是可能的；随着孩子长大，更应该让他们了解，大多数动物的处境并不是非常愉快的。困难所在，是吃肉的父母不会愿意让子女得知真相全貌，惟恐孩子对动物的感情会破坏餐桌气氛。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时会听说，某个朋友的孩子在得知动物遭屠宰提供鲜肉之后，拒绝再吃肉。不幸的是，这种本能的反叛极可能遭受非素食父母的强烈对抗，而面对父母的反对，大多数儿童均无法坚守初衷，毕竟三餐来自父母，同时父母也警告他们若不吃肉就无法长得又高又壮。我们只能期望，随着营养常识普及，会有更多的家长了解，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孩子可能比他们更明智。其实，受故事书薰陶长大的孩子，相信农场里的动物在安乐的环境下自由徜徉，竟然终其一生不须被迫修正这幅美好的图像，适足以显示人们如今与他们所吃的动物隔绝到了什么程度。在人们居住的城镇与郊区不会有农场，而在开车经过乡间的时候，即使看到许多农场建筑与相对寥寥的动物在野地放牧，又有几人能够分辨得开谷仓与鸡舍?

　　在这个问题上，传播媒体也未曾善尽教育公众的责任。在美国，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关于动物野外生活的电视节目(或者只是假定在野外——为了拍摄方便，有时候动物先被抓起来，再纵放到一个有藩篱的空间)；可是集约农场的影片却只能惊鸿一瞥，出现在偶尔播出的农业或食品加工“特别报导”里。一般观众对于猎豹和鲨鱼生态的知识，一定超过了关于鸡和小肉牛的知识。结果，看电视获得的有关农场动物的“信息”，大部分都是商业广告所提供，从荒唐的卡通例如急于被制成香肠的猪、努力跳进罐头里的鲔鱼，到美化了鸡饲养环境的各种滔天谎言。报纸的表现也未必高明。他们有关动物的报导以“人情味”的新闻为主，例如动物界里人猿产子，要不然就是濒临绝种动物受到威胁；可是某一项养殖技术的发展会剥夺须以百万计的动物的行动自由，报纸却只字不提。

　　最近，动物解放运动揭发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实验室；可是在此之前，大众对于动物实验的所知，不会超过农场里的状况。公众当然无法得窥实验室。研究人员虽然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报告，可是只有当他们自信研究成果具有特殊意义时，才会对媒体发布相关新闻。结果，不到动物解放运动有机会引来全国性媒体的注意，公众完全不会晓得大多数的动物实验根本没有发表，而即使发表的也大多数均属可有可无的无聊成果。在第二章我们说过，没有人明确知道在美国究竟有多少在动物身上进行的实验；这种情况下，公众对于动物实验的泛滥毫无概念，自然不意外。研究机构的设施通常都经过设计，活的动物进去、死的动物出来，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一本关于动物实验方法的标准教科书建议实验室建造焚化炉，因为几十只动物尸体像普通垃圾一样运出来的景象“绝对不会提高这所研究中心或学校在公众心目里的地位。”)

　　因此物种歧视者利用的第一道防线就是无知。可是只要有人肯花时间和决心去发现真相，攻破这道防线并不难。无知会继续存在，只是因为不想去发现真相。你去告诉一个人他的晚餐是如何生产出来的，通常得到的反应是“别跟我说，你会害我吃不下饭”。有的人虽然晓得传统家庭式农场已经被大企业取代、晓得某些动物实验大有问题，却继续模糊地相信情况不会太糟，否则政府或者动物福利机构早已出面设法改善。一些年前，法兰克福动物园负责人、也是前联邦德国反对集约养殖制度最直言无讳的人物葛资梅克(Bernhard Grzimek)指出，德国人对这些养殖业的无知，跟上一代德国人对于另外一种同样不让他们目睹的暴行的无知，可以说异曲同工；而毫无疑问，在两个情况中，无知之所以存在，原因都并不是没有办法去发现真相，而是在于根本不想得知会令良知不安的事实。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发挥了作用，那就是不管那些地方在干什么，只要想到被害者非我族类，心里也就坦然了。

　　如果能够仰仗动物福利团体来确保动物不会受到虐待，我们也可以比较安心。多数国家现在都至少有一个庞大健全的动物保护团体；在美国，就有“美国动物保护协会”(American So 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美国人道协会”(American Human e Association)、“全美人道协会”(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三个组织；在英国，“皇家动物保护协会”仍旧是最大的团体。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前面第二章和第三章所报导的赤裸裸的残忍虐待行径，这些团体为什么竟然无法阻止?

　　主流的动物福利机构未能针对最重要的虐待行为采取行动，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历史性的。创立之初，“皇家动物保护协会”和“美国动物保护协会”都属于激进团体，远远走在当时的舆论前面，反对一切形式的虐待动物行为，包括——当时与今天情况类似——受虐最严重的农场动物在内。可是，随着这些团体的财源充裕、人数增加、形象地位提高，它们逐渐丧失了激进的立场，变成了“主流体制”的一部分。它们与官员、企业界、科学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它们设法利用这些关系改善动物的处境，也获得了一些次要的成果；可是就在同时，与这类基本利益在于使用动物作为食品或者研究目的的人士建立关系的结果，这些团体创始人的用心所在，也就是针对剥削迫害动物发起激进批判，也锋锐尽去。一次又一次，这些团体为了琐屑的改良，不惜妥协基本的原则。他们说，当下的一些进步，胜过毫无所得；可是结果这些改良往往无助以改善动物的处境，反而只是误导公众，以为大功业已告成了。

　　财源的丰裕，还引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动物福利组织成立时的登记都是慈善团体。这个地位，让它们得到可观的免税优惠；可是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登记为慈善团体的一个条件，就是该组织不得从事政治活动。不幸的是，政治活动有时候乃是改善动物处境的唯一途径( 尤其如果这类团体过于谨慎，不敢对动物产品发动抵制的话，政治活动更是唯一的路)；但是对于任何可能危及自身慈善团体地位的活动，大多数较有规模的组织都避之唯恐不及。这种情形使然，它们把业务重点放在较安全的活动上，例如收容流浪狗、控告个别的虐待动物行为，而不愿发动大规模的运动，直指系统性的残忍虐待。

　　最后一个原因在于，过去百余年间逐渐出现一个情形，就是主要的动物福利组织对于农场动物丧失了兴趣。或许这是由于这些团体的支持者和主事者都是都市人，对于狗和猫的所知和关怀都要超过猪和肉牛。无论肇因何在，本世纪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资深主流团体的文献及宣传影响所及，促成了今天的一个流行态度：猫、狗和野生动物需要保护，其它动物则不须理会。结果大家以为，“动物福利”只是爱猫成痴的善心女士的事，而不是一种基于基本正义和道德原则的运动目标。

　　过去十年，情形已有改变。一方面，有数十个较激进的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团体出现。

　　这些新团体与一些先已存在、可是影响一直相当有限的组织配合，让公众对于集约动物生产、动物实验、马戏团以及狩猎等活动所牵涉到的大规模、系统化的虐待动物行为，有了较前大幅度增加的知晓。另一方面，多少为了回应这种新一波对于动物处境的关切，更居主流的团体，像英国的皇家动物保护协会、美国的动物保护协会和全美人道协会，也开始针对农场和实验室动物的受虐问题采取大为强硬的立场，甚至号召抵制集约生产的小牛肉、熏肉和鸡蛋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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