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学之薪火相传──昭慧法师访谈录

　　印顺学之薪火相传──昭慧法师访谈录

　　邱敏捷(台南大学国语文学系教授)

　　一、前言

　　笔者为探讨“印顺学派的成立、分流与发展”(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NSC98–2410–H–024–015),乃于2010年4月2日(星期日)上午10点左右,到达桃园县观音乡“弘誓学院”,访问释昭慧(1957–)。这是本研究案的第十五次访谈活动。

　　昭慧法师,祖籍广东梅县,生长于台湾。1978年出家,翌年自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曾任中国佛教会护教组组长、新竹福严佛学院讲师(由印顺导师推荐)、中华民国关怀生命协会理事长。现任弘誓学院指导老师、玄奘大学宗教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文理学院院长。其著作等身,包括:《如是我思》(台北:大乘精舍印经会,1986年6月出版)、《愿同弱少抗强权》(台北:法界出版社,1992年11月初版)、《人间佛教播种者》(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7月初版)、《佛教伦理学》(台北:法界出版社,1995年10月初版)、《鸟入青云倦亦飞》(台北:法界出版社,1996年10初版)、《律学今诠》(台北:法界出版社,1999年10月初版)、《初期唯识思想──瑜伽行派形成之脉络》(台北:法界出版社,2001年3月初版)、《千载沉吟──新世纪的佛教女性思维》(台北:法界出版社,2002年4月新版)、《活水源头——印顺导师思想论集》(台北:法界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佛教规范伦理学》(台北:法界出版社,2003年3月初版)、《人菩萨行的历史足履》(台北:法界出版社,2006年5月初版)、《佛教后设伦理学》(台北:法界出版社,2008年5月初版)等。

　　一般认为,昭慧法师与证严法师(1937–)是印顺导师(以下简称导师)传人中最为杰出的二位比丘尼。证严法师领导的慈济功德会(现已正式自我定位为“慈济宗”),其社会慈济事业,有目共睹,影响及于全球。昭慧法师则不仅孜孜于著述讲学,同时矻矻于社会改革运动,在佛教界、学术界及文化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及影响力。本次访谈内容,仍以印顺学派的形成、学派中各人物与分流僧团之发展取向为范围。此外,因受访者领导佛教弘誓学院十多年来,以研习印顺导师思想、推广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为办学宗旨,成绩斐然,故这方面亦将作为访谈重点之一。

　　二、笔者问:请法师谈谈弘誓学院如何弘扬导师思想?贵院在僧才教育之方向及其成果为何?

　　法师答:

　　弘誓学院的宗旨就明文指出,主要弘扬导师思想。因为导师思想涉及广泛,我们在设计课程上,依循法义到教史的顺序来编排。若单从课表看来,许多课程的名称似与导师著作无关,但实际上都使用导师著作为教科书,例如《基础佛法》、《大乘法义》,这是以《成佛之道》及《佛法概论》为教材的。印、中佛教史课程使用的是导师的《印度之佛教》、《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国佛教史略》等。

　　为了要更了解导师思想,弘誓学院在“专修部”开授《妙云集》(一),“研究部”开授《妙云集》(二)。整体课程之设计,皆以弘扬导师思想为导向,而《妙云集》扮演的是串联的角色。大体而言,只有“佛教伦理学”为新规划之课程,但在教材内容方面,亦深受导师思想影响。弘誓学院研究部与专修部办学13年下来,深获教界的肯定。每年每班考生约20至30人,学生总人数约一百余人。可见大家的学习兴趣非常昂扬,在各佛学院因大学普遍设置而招生困难的今天,弘誓学院招生情况尚未受到太大冲击。

　　截至2006年为止,弘誓学院已有25位师生先后考上各大学宗教研究所硕、博士班(以玄奘大学人数最多),其中有6位荣登榜首。足见学院长期诚恳办学,业已获得宗教界与教育界师生之信赖。

　　笔者案:弘誓学院系一提供四众弟子研修佛法之园地,重视印顺导师思想之研习,“学则”明订以“提倡智慧增上,入世关怀,激发积极勇健之菩萨精神,推展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为办学宗旨。故依大乘菩萨行门之四大弘愿,在僧众教育与社会教育的领域中作育僧才,推广佛法(参见弘誓学院网站资料)。

　　三、笔者问:

　　整体佛教学院重点仍放在僧才教育上,目前可以观察到,很多佛教教育已渐被纳入正规体系,当中有许多优点、缺失,那么弘誓学院的情况与未来的方向如何呢?

　　法师答:

　　弘誓学院面对的冲击,相较于其他佛学院是较晚的,历年的招生状况稳定。在学制上采每月集中上课,对其他道场而言还是需要的。就近两年而言,出家众相对减少,因此反思其因应之道。首先要避免转型成研修学院,目前学院营运成本较低,对信众也不会造成负担。一旦纳入体制,由于教育部要求太多,我们势必会耗费太多心力在资源的取得;更棘手的是面对评鉴,为了符合评鉴委员的要求,而不断强迫改变自我,会造成舍本逐末的状况;就如同为了喝杯牛奶,得建座牧场一般,最后是面目全非。

　　我自己有在玄奘大学面对评鉴的经验,特别能体会进入体制所需付出的代价。但也知道其他佛学院有其不得不想方设法被纳入体制内的苦处。但若要转型成为研修学院,得避免人事与设备所需的过大资金压力;更要小心应付评鉴,倘若评鉴时不符委员期待而被列为“待观察”或“不通过”名单,反倒让多年招牌毁于一旦。

　　再者,我们应该回归到佛教教育的本质,让学佛者“三学增上、六度齐修”。学分制有其量化评比的好处,但也有学习上的局限。如《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等大经大论,采取学分制往往读不了几卷即止,未能深刻训练经论人才。总之,学分制的好处是多学各种科目,让视野打开,但缺点是使学员浅尝辄止,无法深入研习经论。目前大学繁多,研究所也不少,这些都已实施学分制,弘誓学院又何必转型跟进呢?

　　弘誓学院不打算转型为教育部体制内的大学,除了以上考虑外,我们也倾向“书院式”教育。例如,大学课程“禅修”安排两学分,短短一学期即结束,实在无法深入禅观。佛法研习或禅观修学,较适当的教学型态是:在不计世俗名利、超越器用的学校文化氛围中,学生与老师互相切磋,逐渐体会经论义涵或种种禅境。这种方式类似古代“书院”教育,不宜急功近利。

　　先前弘誓学院曾与玄奘大学进修部合作,使玄奘大学承认学院学分,在考入该校后办理学分抵免。研究部也做出调整,原本研究部有提交论文的要求,然而这项规定使得许多学生退却,失去了进一步学习经论的机会,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因此后来撤除提交论文之规定。学生在专修部有基础后,可继续往研究部发展。有能力写论文的同学,我们可鼓励他考入宗教研究所来获取学位。

　　现在本身公务繁重,无法花太多时间于教学上。早期我的教学热忱高昂,一对一教学也毫不厌倦;但目前因为体力有限,需处理的事又多,所以现在课程已设定修课人数下限,人数不到就不开班。此举除了节省资源之外,也提高了学员对法的珍惜。毕竟勇猛心易发,长远心难得。学员若觉得任何时候都可求法,反倒失去了即时闻法的珍惜感。

　　笔者案:为方便上班族有缘接受系统性的佛法教育,弘誓学院将于周休二日开设“假日佛学班”。

　　四、笔者问:

　　1999年蓝吉富教授(1943–)编辑《台湾佛教辞典》时,即提出“印顺学派”,并分为“传道(1941–)一系”、“宏印(1949–)一系”、“昭慧一系”、“台湾地区的其他弘扬者”与“海外的弘传者”等。又于2008年〈印顺学的形成与发展〉,判定“印顺学派”比“印顺宗派”一词较为“印公的崇仰者”所接受。“成立学派的主要用意,当然是在弘扬或诠释印顺学的内涵,以供后世之佛子或佛学研究者取资。”对蓝老师所提“印顺学派”,法师有何看法?

　　法师答:

　　印顺学是可以成立的,研究印顺学之学者难免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或可因此而称为学派。但没有开宗立派之意,纯粹在学问过程中互相切磋。同道相互切磋,会形成学术生命的动力。乃至道场的风格,都会来自某种思想的激发与影响,但这与开宗立派还有所距离。

　　五、笔者问:

　　蓝吉富教授2003年发表之〈台湾佛教思想史上的后印顺时代〉,将弘扬导师思想的人物和道场划分为四:一是释昭慧主导的弘誓弘法团体;二是释传道住持的妙心寺;三是释宏印主导的学佛团体;四是福严精舍及慧日讲堂等。未将释证严及其“慈济功德会”列入讨论,法师看法如何?

　　法师答:

　　情感上,证严法师与导师间师徒情谊很深,无庸置疑。思想上,证严法师并非刻意与导师划清界线,但证严法师一向以《无量义经》与《法华经》、《观普贤经》等法华三部经为主,其弟子也说明其思想偏重真常唯心系。

　　证严法师是一位行动者,难免也看到学术之弊。认为徒托空言不如奋起而行,发展义学原本就不是慈济的重点,在每年的岁末祈福活动中,皆有“行入慈济大藏经”的纪录片,有关于慈善、文化、教育、环保与医疗等等年度志业回顾。他们在行动中获得了深切的自信,彷若“六经皆我注脚”的气魄,使得他们认为,自己的一步一脚印,已可印证大藏经义。

　　对于证严法师领导的慈济信众而言,似乎没有“空缺”(理论)还需填入。因此目前而言,证严法师与导师的法缘深厚殆无疑义,但要确切判定证严法师是印顺学派一员,则是有困难的。

　　江灿腾(1946–)教授准备在人间佛教论坛发表文章,当中提到慈济立宗,是在“去印顺化”,其实慈济人原来就没有“印顺化”,更不用提到“去印顺化”,因为本身就是“慈济宗”而非“印顺宗”。但慈济人称导师为师公,认为法脉源出导师,这是没有争议的。慈济立宗,我认为不是为了“去印顺化”,证严法师认为自己来日无多,不希望那些因她威德感召而聚集的信众,就此离散,所以要开宗立派,成立“慈济宗”。宗派会让人有归属感,信众跟随的是宗派,就有义务将其发扬光大。从“缘起”观点来看,这当然不脱“大我”思维;但就功能论来看,开宗立派确实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我本身并无宗派之见,但是乐见其成。

　　笔者案:江灿腾〈当代“慈济宗”的建立与台湾佛教界“去印顺化”新趋势的辨证发展〉一文,发表于“第九届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论坛──人间佛教解行研习营”,2010年4月17、18日。

　　六、笔者问:

　　导师的主要道场应属“福严精舍”及“慧日讲堂”,这两个道场之重要性何在?就法师所知,这两个道场在导师晚年及圆寂后之取向为何?

　　法师答:

　　我于1984–1988年间,曾住在福严佛学院并担任教职,之后才离开,但仍持续到那里讲课,一直到1991年停办女众道场,改为男众道场为止。福严精舍转换成女众佛学院,已有一些成果,导师有务实的态度,不会有急进的做法,学院主要为戒学与慧学增上,以课诵、唱念提升宗教情操,以出坡服劳务来培养坚毅性格。在福严精舍安住的三年当中,我向导师学习佛法与律,这段为期三年的静修岁月,对我影响很大。

　　我对慧日讲堂较为隔阂,但每年“般若法会”时,讲堂主事者都会带着信众一同返回福严参加法会。由于福严精舍、慧日讲堂皆为比丘道场,因此转换为女众道场,只是完成阶段性任务而已。那时福严精舍住持兼院长,实质上的学院行政,则聘请女众法师为副院长而作统理。印顺导师是学院的精神导师,不干预他们的运作。 导师介绍我到福严佛学院教书。他非常照顾后辈,并且对后学深有期许。他交代慧润法师(1942–),让我专心研习佛法,不必厕入纷扰的人事,这让我着实受惠良多。福严尔后改为男众佛学院,我就较少接触这个学院了。我是佛教女性主义者,从事社会运动,总不免与保守的比丘有些距离。

　　七、笔者问:

　　导师思想,曾有来自佛教界之若干挑战与批判,法师曾专文回应过相关批判。对于这些批判与回应,法师有无特别感想?

　　法师答:

　　与其他法师或居士交锋过几次后,他们就渐渐不吭声了。文笔要流畅,思考逻辑也要站得住脚。因此,各自转而保持自己的见地,不再交锋。当中最剧烈的争议,例如“出世与入世之争”,如石法师(1952–)等发出对人间佛教的质疑,我与性广法师(1963–)都有强烈的回应,回应之后依然保持各自的看法。观净法师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这还算是正正派派的君子之诤。其他宗教狂热份子不入流的叫嚣,我完全无暇浏览,而且也不值一哂,遑论回应!

　　笔者案:吕凯文〈试论观净比丘《复归佛陀的教导(一)》:略述与初步评论该书试拟与试用的“佛教圣典的解释之学”〉(《法光月刊》第181期,第2、3版,2004年10月)。观净比丘《后归佛陀的教导(一)》一书,主要在于批评印顺导师有关《须深经》部分内容的诠释之问题。

　　八、笔者问:

　　笔者目前已访谈过蓝吉富教授、传道法师、宽谦法师、宏印法师、杨惠南教授、体方法师、致中法师、慧理法师、慧润法师等人。除了以上所提访谈人物之外,对于弘扬导师思想的人物或僧团,法师还有何其他建议?

　　法师答:

　　高雄“法印讲堂”住持见岸法师;花莲“慈善寺”住持达莹法师的高足真闻法师、真启法师等,都是后起之秀。

　　九、结语

　　综上可知,昭慧法师领导弘誓学院的目标很清楚,即在发扬印顺导师思想。不仅她个人的著述,或是她所开授的课程,甚至是弘誓学院的课程规划等,莫不以阐发印顺思想为中心。其继承、光大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主张相当鲜明,其努力之成果,也令人刮目相看。即使是她近几年投下心血开创出来的佛教伦理学,她亦自述还是根源于印顺导师思想。

　　在弘誓学院的经营上,纵然在近二年来学之僧人逐渐减少,在家众增多,但她表示仍会坚持教育理想而办理下去。依其观点,书院式学风、回归佛教教育本质、专修佛法、不被教育行政部门条框拘限的办学模式,仍然值得珍惜。本次访谈,我们依稀看到弘誓学院纯粹办理佛教学院,在当前时空的一些挑战和他们的因应之道。

　　在印顺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方面,昭慧法师强调:认同印老,并愿继承、发扬其人间佛教思想的人,彼此相濡以沫,大家切磋琢磨,自然而然会形塑一股动力、一股道场风格。她特别提到像传道法师便与她们极为相契,共同形塑某些论述。

　　而对于证严法师别立一宗,昭慧法师表示予以支持,但她认为这并不影响证严法师对印顺导师那份深厚的师徒情谊。在她看来,证严法师走真常唯心路线,是一个行动家;慈济本身首尾一贯,自成体系,不缺什么理论。她乐见慈济立宗,但不认同论者所提的慈济正在“去印顺化”的说法。

　　(本文原刊登于邱敏捷:《“印顺学派的成立、分流与发展”访谈录》,台南:妙心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