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活得最苦的父亲

　　上世纪60年代,他是一个政治上的“疵品”(五七年反右时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但他想娶妻,仅仅为了生子。60年代,她经过婚姻的失败,精神走向崩溃的边缘,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他。一个是政治上的“疵品”,一个是遭遇了生活的不幸,凑合着过日子。没有婚纱,也没有鞭炮;没有娘家人,也没有婆家人。在一个废弃的鸡舍里成了一个家。

　　还真灵,他如愿以偿,第二年生了一个姑娘,第三年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的降生,没有带来欢乐。妻子总是愁眉不展,想着痛心的往事,精神恍惚,特别关注男人与女人的那种事。她紧盯着自己的男人。

　　妻子不能照料孩子,他把两个孩子抱到了自己工厂的托儿所。冬天,在敞着篷盖的通勤车上,他用棉大衣裹着两个冻僵了手的孩子,背着奶瓶、饭盒、尿布,用自己的脊梁挡住呼啸而过的寒风。夏日,他带一块雨布,为孩子挡烈日遮风雨。在车间里,他既是技术员又是挡车工,一到哺乳时间,他像孩子妈妈一样,飞快地走进托儿所,手执奶瓶,喂了女儿再喂儿子。他是工厂里惟一的一个哺乳父亲,是车间主任颁发的特别许可证。

　　孩子在长大,进了小学。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季节,也是人性疯狂的季节。该是孩子们参加红小兵的年龄。由于父亲的右派身份,他的孩子没有参加红小兵的资格,他无奈地对女儿说:“是爸爸对不起你们。”愧疚的心情超过女儿委屈的眼泪。女儿天真地说:“爸爸,你不当右派好吗?同学们也不会叫我狗崽子了。”他的鼻子酸了,心却碎了。

　　为了孩子有一个好的前程,他拼命地劳动,用汗水冲洗灵魂。甚至想像王杰、欧阳海那样舍己救人,以明心迹。他常常干了一个八小时,又干一个八小时,还要千方百计搞技术革新。工人师傅最善良,看到他这样地改造,评选他为“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军代表说:“你们车间没有人了,评他当积极分子?”他不气馁。

　　为了生活,他要挖菜窖、脱泥坯、盖煤棚。这是60年代每一个普通人家都要做的家务事。他来自上海,是一个标准的文弱书生,却熟练地操起了那些重活。一次,他刚垒起一垛泥墙,被一夜的暴雨冲塌了,看到辛辛苦苦脱好的泥坯浇成了泥饼,他哭了,对着还不到5岁的儿子说:“儿子,快快长大吧!爸爸实在太累了。”他的身体难以支撑政治和生活的两座大山,但心中燃烧着期望的火把,就是:“儿子,快快长大吧!”

　　没有钱,不算苦,80年代以前,大家都穷,反正凭票买东西。政治的歧视,才是真正的苦,右派属于敌我矛盾,人人与你划清界限的日子并不好过,连夫妻吵架也骂:“你个臭右派,想翻天?”他就是经常听到这些捅心窝的骂声,出自睡一铺炕的妻子的口。

　　生活的折磨,常常使他提心吊胆,妻子得了幻觉性精神失常,有时把菜刀压在枕头底下,说是为了驱鬼,他就不敢入睡,怕妻子把他也当成了鬼。睁着眼睡觉劳心又劳神,他终于成了瘦骨磷峋的小老头,只有深陷的眼窝里那双明亮的眼睛,证明他刚刚进入而立之年。

　　工厂的党委书记出于怜悯,劝他离婚,很同情地对他说:“快离了吧!看把你折腾成那个样子,我们看不过去。”他摇摇头,看着幼小的女儿,低声说:“兴许岁数大了会好一些,待孩子长大了再说吧!”就这样,他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斗转星移,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万恶的“四人帮”垮了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掀起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1979年2月,错划右派通知书和一张迟来的文凭送到了他的手里,他一手拉着女儿,一手拉着儿子,高兴地逢人便说:“共产党好!华主席英明。”这个迟到的信任,在他生命的历程中,整整晚来了22年。

　　孩子们在长大,女地考进了干部管理学院,两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杳无音信,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他乘公共汽车到很远的市郊,再徒步好几里到学校看望女儿,手里拎着女儿爱吃的咸菜。女儿正趴在床上写入党申请,高兴地对父亲说:“爸爸,你帮我写一份吧!”回到家,他冥思苦想,站在女儿的角度,写出了一份入党申请,第二天就送到了女儿手里,还叮嘱:“自己抄一份吧!要工整地写。”

　　儿子下决心要留学日本,每天下班后去学习日语。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夜多深,他总是等着,儿子进了家,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地吃晚饭,他才安心地躺下。儿子考上了日本国立福井大学,真的要远走高飞了。那是一个细雨濛濛的早晨,儿子背起行李下了楼,车开走了,他却急速上了楼,摸摸儿子温热的被褥,泪水流了下来。不会抽烟的他,第一次拿起了一支“红塔山”,在烟雾缥绕中麻醉着自己。父亲的牵挂永远和儿子一起飘飞,一年一度的祈祷和着极乐寺悠扬的钟声也飞到了东瀛。

　　儿子去了日本,他调到了北京,天各一方。女儿不甘心守着精神不正常的母亲,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也要出国留学,信中说:“爸爸,你尚有5年的辉煌,可是,我们还有一辈子的路要走,你不能把母亲这个包袱甩给我们。”他的眼湿润了,是妻子的病闹得女儿心烦意乱,还是预见到她所在公司的衰败,女儿是铁了心,非出国不可。他绞尽脑汁把女儿、女婿送到了大洋彼岸。当他与女儿挥手告别时,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在打发身边无亲人的日子的同时,要陪伴精神病的妻子一起走向老态和死亡。

　　他走马上任中纺物产集团的总裁,这是中国纺织行业最大的公司之一。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公司上市A股证券市场,又操持着上市H股证券市场;公司盖起了一座10层办公大楼,他看到资产增值的报表,甜在心头。可是,每当回到空旷的家,一种思念儿女的孤独袭击着他的心;一份惦记牵挂妻子的负疚使他惶恐不安。他明白,若妻子也到北京,他的工作就干不成了,四邻也别想安宁。他不得不让一个残疾的侄儿陪伴着,度过6年的老总生涯。

　　退休,对他是一种解脱,像驾辕的一匹老马松了套,可以自由自在地漫步嚼草,可以闲适地俯视世界。他回到了妻子的身边,指望用自己的柔情似水化开妻子幻觉连连的心,但他失败了,妻子的病更重了。一天,她自己提出要去精神康复医院治疗,期望医生把身上的鬼揭下来。他护送她住进了精神康复中心的病房,买了医院食堂的小灶饭卡,又不放心,天天从家里端着菜,裹在大衣里贴在心口上,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送到医院的病房。每当迎着早春的寒风,踏着待融的残雪走出医院的大门时,他幻想着自己为什么不得精神病呢?又一想,他真的得了精神病,谁来照顾她?又有谁来照顾自己呢?他蹒跚着在车流中穿行,看着男男女女们急匆匆地向各自的目标走去,他迷惘地、机械地走着,直到华灯初上、家家团圆晚餐的时刻,还不想回家。其实,他早已失去了“家”的感觉,他常常对人说:“什么是家?有温馨的地方才是家。”这是他渴望中的呐喊。

　　妻子的住院,给女儿带来了牵挂。女儿问父亲:“是不是爸爸你硬把妈妈送到精神病院的?”一句话刺痛了他的心,他高声地对女儿说:“是你母亲自己要去的,我可以把她病房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和你妈直接通话嘛。”当大洋彼岸的女儿第二天告诉他,是女儿冤枉了他时,他哽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放下电话,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放声大哭。他厮守着、期待着,残酷地阉去一切欲望,竟换来女儿对父亲的疑虑。

　　儿子的女儿在美国出生了,皆大欢喜,他逢人便说:“我有了一个美国籍的孙女。”大洋彼岸的儿子也戏谑地张扬:“我是一个大孝子,为我爸爸生了一个女儿,抱回国内让我爸爸妈妈照看,免得他们孤独。”他像欢迎外宾那样亲自到北京接孙女,他的朋友们列队在哈尔滨机场上等候,家里早有一班人等着,包括新雇的保姆。他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喝了两杯啤酒后,踉踉跄跄地送走了客人,指望从此历史翻开新页,妻子看到隔代人会回心转意,精神上驱病除鬼,老夫妻守着孙女,过不吵闹的日子。

　　愿望常常变成失望,孙女刚刚回国4天,保姆坚持要回家,说是晚上老奶奶喊鬼,瘆得她毛骨悚然。孩子的啼哭是正常的运动,他的妻子硬说是得了邪病,要把孩子撵走。他失望到了极点,匆匆忙忙把孙女抱到朋友家。为了避免妻子的无理取闹,他只好说:“孙女去了姥姥家。”从此,他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一颗心掰成了碎块。小孙女要照看,精神病老伴的折磨要承受,大洋彼岸儿女的苦和累几倍地压在他心上。小孙女感冒发烧,他情愿不是孙女而是自己;精神病老伴幻觉有鬼,他多么想把自己变成厉鬼为妻子驱邪除鬼;儿女们在国外睡地铁、当苦力,他怨恨自己没有给儿女积攒出国深造的学费。他常想只要儿女们能活得好,哪怕自己去死也行。他明白,做父亲的代替不了儿子,儿子的路让儿子自己去走。这样一个父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父亲。

　　他明知苦海无边,却默默地等待着更苦的日子。

　　到浴池里,他看人家儿子携扶老爸洗澡,一遍又一遍地擦洗着,嘴里还喃喃叮咛,像哄小孩子一样的温柔。他想到了自己,羡慕的眼光里渗出浑浊的泪,独自走向滚烫的水池。

　　他在医院的长廊里,看到很多老年人安详地坐在那里,望着儿女们为他们排队、挂号、候诊、划价、交款、取药,他却独自一个人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排完一处又一处。两条站得麻酸的腿多么希望有一根拐杖支撑起他疲惫的身心,他在透支着生命。

　　在除夕之夜,家家围着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除旧迎新,喷香的饭菜,大馅的饺子,蜜一样的年糕,还有说不尽的祝福,发不完的压岁红包。他只能等候在电话机旁,有话对自己的儿子女儿说,话到嘴边就哽咽,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祝福,手里捏着发不出去的压岁红包。

　　他渐渐地感到了老的沉重,等待着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他喃喃地告诫自己,下一辈子只当儿子,不做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