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岁月，那份爱

　　我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陕北农民。我们这些孩子中姐姐最大,兄弟六个,我排行老四,生于1954年。

　　从记事起到参军,我好像就没吃过几顿饱饭,直到现在,我肚子一饿,心里就发慌,以为是低血糖,一检查,正常——这就是小时候饿怕了留下的毛病。

　　老家自然条件差,靠天吃饭,广种薄收。遇到天灾,就颗粒无收,吃粮不得不靠国家救济。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们兄弟几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肚子就像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整天都感到饿。母亲只好精打细算,定量下锅,然后平均分配。红薯每人每顿最多只能分到两个,细心的母亲大小搭配着分给我们,而她自己总是吃最小、最差的。

　　虽说陕北农村贫穷落后,但生产队按工分分粮,而且农民还有点开荒种地的自由,因此那些劳力多、子女少的人家基本都能解决温饱问题。按说我们也可以不必挨饿,但父母立下宏愿,非让我们六个儿子都上学读书不可。家里人口多,只有父亲一个壮劳力,一年到头,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怎能不挨饿呢?

　　学校食堂是交粮吃饭的,交什么就吃什么,吃多少就得交多少,收齐后统一供应。我们交不上细粮,下午如果吃白面条,我们就在早饭时多买一份四两的包谷面团子,下午饭就用面汤或开水泡着吃。

　　我们总是感到饿,昼盼夜,夜盼昼,盼着吃饭,经常会饿得心慌意乱,六神无主。白天饿得不行了,就向食堂的大师傅要一点盐,放在水里再加上一点酸菜充饥;晚上饿得实在受不了,就爬起来到庄稼地里偷吃生南瓜、茄子、青西红柿和青枣。

　　记得一个夏天的早上,我交的粮都吃完了,也就没有饭吃了,我只能饿着肚子,苦等着放学回家吃饭。有个亲戚问我怎么不去吃饭,我如实相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变了味的包谷面团子给我。我如获至宝,几口就吞了下去,连一点渣子都没掉。不一会儿,我就开始闹肚子了。肚子里本来就空,越拉越空,疼痛难忍,我只好请假回家。我走了两个多钟头才到家。母亲看到我的样子,焦急万分,她极麻利

　　地给我做了一碗杂面汤,让我吃完后躺下休息,又到地里挖了些野菜给我煮水喝。经母亲的治疗,我的肚子不疼了,但几天都缓不过精气神来。

　　那时候,一年到头,我们每人连一双布鞋都难以保证。上学途中,只要是土路,我们就脱下鞋子,拿在手上,赤脚走路。公社收购站的破鞋堆就是我们的免费鞋店。不管什么颜色,无论男鞋、女鞋,只要能穿上就行。当地农民都穷,哪有鞋子还能穿就扔的?帮子不行,底子能用也行,自己稍作加工就是一双鞋子,虽说不伦不类,但是聊胜于无。一次,我找到了一只红色女鞋,一只蓝色女鞋,一只大点,一

　　只小点,穿上后前面露脚趾,后面露脚跟,虽说是“前面卖生姜,后面卖鸭蛋”,还算能凑合,我很高兴。没想到,一进教室却招来哄堂大笑,我顿时羞得无地自容,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们一大家人住在一孔窑洞里,“吃不上,穿得破,住得挤,欠债多”,是对当年我们家的概括。为了当好这个穷家,不饿死人,母亲绞尽脑汁,省吃俭用,费尽了心血。为了给孩子们多弄点吃的,母亲不得不到山里寻找更多的“进口食品”。为了确保我们吃了安全,她总是自己先尝,有几次都因尝野菜而中毒,万幸的是中毒不深,经抢救后脱险。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未倒过剩饭、剩菜。夏天的剩饭、剩菜酸了,母亲就放点碱,热一热照样吃。刷锅水,清的给猪吃,稠的给鸡吃。我们吃饭的时候,如果不慎掉到桌子上一粒饭,母亲会毫不犹豫地捡起来放到嘴里。日子好起来以后,母亲仍然如此。

　　从我记事时起母亲就有病,她被病折磨了大半辈子。山区缺医少药,家里连糊口都难,根本无钱看病,母亲对付病魔的办法就是硬撑着。实在撑不住了,就躺下休息一会儿。病重时,起不来床,别说干农活,连饭都做不了。我们兄弟几个都是八九岁就开始学做饭的。母亲看我们可怜,常常强忍着病痛起来做饭,有几次都晕倒在地。病重的时候,母亲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她叹息着说:“我这病啥时候能

　　好呢?啥时候才能把你们抚养成人呢?啥时候给你们都成了家,我就可以闭眼了……我还能活到那一天吗……”我们兄弟几个的成人成才、成家立业,是压在母亲心头的几座大山,常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常说:“这家里要是饿死人咋办呢?”最艰难时,她曾动过将五弟送给

　　一户有钱人家的念头,当人家来领人时,终因骨肉难舍而向人家道歉作罢。

　　那时,村里经常有讨饭的人上门,尽管我们家穷,但是母亲每次都会给他们一点,她总是说:“我们总比讨饭的强点,至少还支着锅灶。就算没吃的,烧上一壶开水,让他暖暖身子也好啊。”

　　母亲总有操不完的心,劳不完的神。家人、亲戚她都惦记着,但最放不下的还是我们几个孩子。在母亲的培养下,我们一个个都远走高飞了,但不管我们走多远,都走不出母亲对我们的牵挂和思念。

　　有一年,我和妻子回家探亲,妻子随便说了一句酸枣好吃,母亲就暗自记在心上。第二年,年迈的母亲拖着病体到山里采摘酸枣,晾干后托人从县城捎到延安,从延安捎到西安,又从西安捎到兰州。那一包饱含母亲心血的酸枣经过一个多月才送到我们的手中。每每想起,我的心里都酸酸的,暖暖的。

　　古语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母亲在世时,我常思念母亲,牵挂她的冷暖,但有时连一封信也懒得写,还常以远在千里、忠孝不能两全来宽慰自己;母亲去世后,我在对母亲的深深思念中自责、悔过,常常以泪洗面,甚至有时独自失声痛哭。我曾多次祈求上苍原谅我的不孝,但终究无法抹去我心中的愧疚……

　　我曾答应母亲带她去北京看看,这是母亲长久以来的愿望——一个一辈子没走出穷山沟的妇女,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小脚女人,对党感激不尽,多么渴望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毛主席生活过的中南海,但最终,我没有为她实现这个并不难实现的愿望。

　　母亲去世后不久,为了不再给自己留下遗憾,我带着父亲到北京看了天安门、中南海,这样,我受伤的心灵才稍感慰藉。

　　我少不更事,曾误以为让一直在苦日子里浸泡的母亲吃好、穿好就是对她老人家的孝顺了,其实不然。母亲去世后,我才听邻居们讲,曾经,我写给父母的信,她总是让别人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没人读时,母亲有时用双手握着信,长久地呆坐在那里……

　　母亲病危时,不让在县城工作的二哥、三哥告诉我,怕影响我的工作和前程,而她一直是多么牵挂她的孩子啊!她把对我的爱延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定格在那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