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与佛教文化

　　端午本是中国传统节日。但韩国以“端午祭”向联合国申请“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并得到批准，这表明韩国对端午的重视不亚于中国人。其实端午早传到韩国、日本、越南，古代韩国也像中国一样在端午节放假，韩国江原道江陵市每年举办“端午祭”庆典；日本古代每年举行端午庆典，成书于宋代的日本名著《源氏物语》第二章载：“五月端阳节，人人急于入朝参贺。”这天日本男人骑马射箭，女人穿着中国服出外游玩一庆祝节日；古安南(越南)有个国王的名字名叫陈端午。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从文明的历史和影响的广泛看，中国文明是世界上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文明[1],这个特点也表现在端午与中国佛教的关系中。

一、端午起源的真正原因见于佛典

　　一般认为端午节起源于战国屈原。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但五月五日节俗已见于春秋，《琴操》：“介子绥[推]??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这比屈原早300多年。《史记?孟尝君列传》：“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索隐》引《风俗通》：“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孟尝君生于公元前346年，比屈原自杀早了近70年，可见端午节最初并非因为屈原。

　　端午节缘于五月是凶月的古老观念。晋董勋《问礼俗》：“五月俗称恶月。”这个观念缘于上古，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玄戈》：“五月，东井、七星大凶，胃、参致死。”东井，即二十八宿之一的井宿，因它在玉井之东，故称。这虽见于秦代，但却历史久远。《礼记?月令》：“仲夏之月，日在东井。”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东井星主管五月。汉王充《论衡?说日》：“当夏五月，日长之时在东井，东井近极，故日道长。”五月不吉观念渗透到民间，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五月为凶月，是端午赖以建立的文化基础。

　　端午最初作端五。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中“端午”条引晋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骛角黍。”《艺文类聚》卷四引《风土记》仍作“端五”云：“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五与午同音通用，《周礼?壶涿氏》：“午贯象齿”郑注：“午故书为五。”端五后作端午。古人忌重，五月五日重五，被视为大不吉。《抱朴子》：“或问辟五兵之道，答曰：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北魏魏收《五日诗》：“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艺文类聚》卷四载《续汉礼仪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柳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道教《八道秘言》称五月五日为“地腊日”，《杨公忌》：“(五月)初五日，不宜问疾，名地腊日。”原始的五月五日禁忌与粽子、龙舟等拯救屈原等没有关系。

　　但端午的真正原因却见于佛典。《古尊宿语录》卷21《舒州白云山海会(法)演和尚语录》：“端午，(白云禅师)上堂，举(言曰：)昔有秀才造《无鬼论》，论就，才放笔，有鬼现身，斫手谓秀才云：‘你争[怎]奈何？’白云当时若见，便以手作鹁鸠嘴，向伊道：‘谷谷孤。’”这里出现了“鬼胆包天”的场面：秀才撰写《无鬼论》时恶鬼立即现身挑衅：你秀才又能把我怎么办？白云法演禅师只得滑稽地对鬼学布谷鸟叫，端午节时恶鬼猖獗已极！换言之，端午节的真正原因是恶鬼作祟。慧日禅师《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五载：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五月五日普觉禅师上堂云：“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蓦然撞着桃符神，两手椎胸叫冤苦”，端午时大鬼拍手小鬼舞，鬼撞桃符神，鬼竟然如此猖獗。因此，端午的原始动机是驱邪镇鬼。端午时寺庙中也要烧香敬鬼，如舒州白云山的和尚在端午节时：“僧问：‘今朝五月五，权罢薅芸鼓。虽是无事人。亦请烧一炷。’(白云禅)师云：‘急急如律令。’(僧)进云：“也待小鬼做个伎俩。”(白云禅)师云：‘钟馗吓你。’(白云禅师)乃云：‘今日端午节，白云有一道神符也，有些小灵验，不敢隐藏，举似诸人：一要今上皇帝、太皇太后，圣躬万岁；二要合朝卿相、文武百官、州县寀寮，常居禄位；三要万民乐业、雨顺风调’。有个符使却来报白云(禅师)道：‘诸处尽去，偏只为神通小，不奈一件事何。’”

　　端午节时佛寺举行驱鬼祈福仪式，这些活动的中心就是祭鬼和驱鬼，它清楚地表明：恶鬼作祟是五月五日举行宗教祭祀活动的根本原因。《古尊宿语录》卷27载，舒州龙门佛眼禅师说：“今日端午，世间人钉桃符、书门阃，使万邪不窥其户，百鬼不入其门；世间人又使针烧灸，采药登山，使万病不干其体，疫疠不入其身。”也揭示了端午活动的根本目的：驱鬼除病。可见，端午节是鬼节，端午节为对付“百鬼”和“万病”而生。这些记载，揭示了端午节产生的真正原因。

　　明白了端午节起源的根本原因，端午的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端午又称“续命节”，就是因为有恶鬼索命。《风俗通》：“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续命缕的形态，唐代仲子陵《五丝续宝命赋》有载：“颜似渥丹，对回鸾之十字。手如振素，盘续命之五丝。其五丝也，蕙绿轻重，兰红浅深。皎皎而有莺其领，采采而亦翠其衿。既比方而一色，又条畅乎数寻懿寿丝之礼大，续宝命之天长。”端午节时，荆楚民间以彩丝系在臂上，唐花蕊夫人

　　《宫词》有“玉腕斜封彩缕长”之句。道教《三洞奉道科》称五月五日时举行“续命斋”的法事，北齐后主的妃子冯小怜以五月五日进纳，故号她为“续命”，取端午冲喜续命之意。以丝系臂为防恶鬼夺命，故可以达到“续命”目的。

　　介之推、伍子胥等死于五月五日是因恶鬼索命。魏邯

　　郸淳《曹娥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伍君即伍子胥。这些人死法不一，但都因恶鬼所害。端午恶鬼猖獗是他们死亡的原因，端午节举行祭祀仪式是为了驱除恶鬼。隋唐以后南北文化合流中端午节被整合，由于屈原影响大，端午节变成祭祀屈原的节日。屈原在宋代被封为公侯：“屈原庙，在归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洁侯。”元代屈原被封为“忠节清烈公”。屈原成为端午节的主角时，介之推、伍子胥等湮没无闻，驱鬼的动机也被遮蔽，遂形成今天的端午习俗。

二、佛教中的端午遗俗

　　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底层的端午对外来佛教产生了深刻影响。《古尊宿语录》卷44载，宋代和尚也过端午节：宝峰云庵真净禅师五月五日上堂云：“今朝五月复端午，随众生心解分布棕子。虽然，应所知，要须一一知来处。且道从什么处来？”佛教在这天也吃粽子。佛教世界中翠竹黄花尽是真如，端午自然也入般若。《大慧普觉禅师住径山能仁禅院语录》卷五载，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五月五日，普觉禅师上堂云：“今朝五月五，天降沛然雨。艾人与门神，聚头相耳语。”艾人，是端午节时束艾叶为人。它与门神一样，是为了避邪拒鬼。佛教语录保存了端午节时的艾人和门神信仰习俗。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和尚自然地把端午融入禅悦玄机。《古尊宿语录》卷27,舒州龙门佛眼禅师：“今日端午？?遂失声叫曰：‘阿耶耶，阿耶耶，尽大地人烧破皮肉，教山僧受无限苦痛。’昔楚大夫以忠言不用，沉于湘江。后人哀之，以竹筒盛饭，系五色丝祭之，风俗至今流传不断。遂呕吐数声曰：‘世间人吃却米粽，教老僧胀破肚皮。’大众：‘别人烧灸，别人吃物，为什么龙门长老受痛受饱，未能情忘缘虑？’”这段禅机公案透露出佛门与筒粽等端午文化的关系。宋陆游有《天中节前三日大圣慈寺华严阁燃灯甚盛游人过于元夕》诗，佛寺在五月五日前三天已举行盛大庆祝仪式：“万瓦如鳞百尺梯，遥看突兀与云齐”，寺庙张灯结彩，禅堂成为端午庆典的场所。

　　一些失传的端午古俗在佛教中保存。《五灯会元》卷18载：隆兴府兜率慧照禅师端午节说：“端午龙安亦鼓桡，青山云里得逍遥。饥餐渴饮无穷乐，谁爱争先夺锦标。却向干地上划船，高山头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铁旗；一盏菖蒲茶，数个沙糖粽。”这里有许多失传了的端午古俗：第一，后世认为端午龙舟是为了救屈原：“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但端午龙船原来是为了“安龙”。第二，一般认为端午龙舟发生在水乡。但古人这天在高山上划龙船。第三，一般认为，五月五日采兰草、菖蒲是用来煎汤洗澡，《大戴礼》：“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11]但这里表明，它用于制作“菖蒲茶”。此外，《古尊宿语录》卷28:“龙门若为作端午，打动众人涂毒鼓。”佛教东林《云门颂》也说：“一挝涂毒闻皆丧”。一般认为，端午龙舟竞渡时击鼓是为了统一划船的节奏，但是佛教典籍显示：端午所用鼓上涂了毒药，以增强鼓声的巫术力量，以达到安龙、镇龙的目的，它是驱鬼观念的具体体现。

　　安龙、菖蒲茶、干龙船、毒鼓等是失传的端午古俗，这些资料既可补端午资料之缺，又可见出中国本土自然宗教中的端午对佛教影响的深度，弥足珍贵。

三、佛教大事与端午

　　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端午的神秘性渗透到佛教中，使一些佛教内部的大事也与端午有了联系。

　　首先，一些生于端午的高僧成为佛教的要事。生于五月五日的孩子常被抛弃，汉代这天出生的王凤、胡广等人就险遭遗弃。父母或将此日出生的孩子送往沙门为僧，如唐代著名的“法云公”。《释氏稽古略》卷二：“万回法云公，太宗贞观六年(632)五月五日生(于)虢州阌乡张氏。”父母把他送到寺庙当和尚，这既救了孩子又避了祸。这样的人成为高僧后就是禅林的佳话。

　　其次，一些端午圆寂的禅师被载入佛典。民间传说，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唐李延寿《北史?齐宗室诸王传》载，北齐南阳王高倬生于五月五日，后因谋反罪被杀，但四百余日后大敛时，他竟然“颜色毛发皆如生”。因此之故，佛教对五月五日圆寂的和尚也特别重视。《续高僧传》卷21载，丹阳县道成禅师，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五月五日在兴严寺圆寂；唐代越州称心寺大义禅师，在武则天天授二年(692)五月五日坐化。《宋高僧传》卷8载：智威禅师圆寂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五月五日；同书卷十四载：唐代著名高僧扬州大云寺鉴真大师，在日本天平宝字七年癸卯岁(公元763年，即唐代宗广德元年)五月五日无疾坐亡，其真身不坏。《景德传灯录》卷五载，司空本净禅师于上元二年(761)五月五日归寂，唐天子赐给“大晓禅师”法号。这些高僧在五月五日坐化，常常有十分神奇的情景。宋代潞州府黎城人宗坦，在四月二十八日这天夜里梦见阿弥陀佛托梦：“汝说法止六日，当生净土。”在五月四日，他集合众僧说：“因缘聚散，固当有时；净土胜缘，惟凭时刻。愿众念佛，助我往生。”说罢，在诵佛声中坐化。当时，天上雷鸣不断，地上白云覆地，直到五月六日才停。

　　离知《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卷六载，金熙宗皇统三年(1143)五月五日，觉禅师将死作《颂》交代后事：“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将离本主；白骨当风扬却，免占禅那地土。”他在钟声渐入坐逝之境，侍者离知想起他们的约定：“吾化后，可唤之。若能回来，是有道力也。”于是，他连唤三声，觉禅师果然复活，问到：“你有什么事？”侍者说：“和尚何裸跣而去？”他反问：“来时何有？”侍者要给他穿几件衣服，他说：“不用。留给后人吧。”他书偈云：“七十三年如掣电，临行为君通一线；铁牛踍跳过新罗，撞破虚空七八片。”然后，晏然而逝。死亡是人类大事，人类的宗教多因死亡而生，这些五月五日圆寂的高僧和坐化妙境成为禅门肉身成道的佳话。

　　再次，一些端午发生的事件被佛典纪录下来。唐代翻译佛经常在五月五日开笔，《全唐文》卷916载，北天竺婆罗门族的不空大师所译的《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序》和《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等，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五月五日奉诏开译：“卯时焚烧香火，起首翻译”；佛教经典《一切如来大教王经》和《瑜伽秘密金刚三摩地三密圣教法门述经》等，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五月五日由沙门慧超等开译。所译佛经如果在五月五日这天封笔，也是佛教的大事。《大乘入楞伽经》七卷、《入定不定印经》一卷、《大方广普贤所说经》一卷等，是三藏法师义净等于武则天久视元年(700)五月五日在东都洛阳的三阳宮译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第十五卷予以明确记载，朝廷也下诏褒奖。

　　禅宗南宗的传法衣钵被朝廷借去，禅宗便借端午节向朝廷追索。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唐军与安史叛军的战争正吃紧，为了平定叛乱，唐肃宗派大臣到广东韶州(今韶关)曹溪南华寺将禅宗六祖惠能的传法衣钵借到京城，作为“镇国之宝”供养皇宫。平叛结束以后，衣钵没有及时归还。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五月五日，惠能大师便托梦给代宗皇帝要求归还：“梦六祖大师请衣钵。七日，敕刺史杨瑊曰：‘朕梦感[能]禅师请传法袈裟却归曹溪。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朕谓之国宝。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众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令遗坠。’”禅宗索回镇教之宝，还借助端午节这个特殊的日子。

　　再次，佛教也利用五月五日炼制法术。五月五日恶鬼横行，端午素来流行厌胜之术。《史记集解》载：“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巫师在此日制作巫术药物：“五月五日，取蟾蜍，可合恶疽疮；取东行蝼蛄，治妇难产。”巫蛊药也在这天炼制：“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钟其弊。”与此相应，佛教也利用这天炼药制咒。魏法藏《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卷六：“蛇毒者，以五月五日蛇合和毒药；又以毒药饲蛇等。”除了用五月五日的蛇毒制药外，佛教还用此日施行法术。大藏经阿含部《大药叉女欢喜母并爱子成就法》：“若有被囚禁、枷锁、种种口舌者，取五月五日桃木，密书彼怨人名字，加持一百八遍；又于真言句中称彼人名，加持求愿语，钉入地，即得官府口舌解散无事。”桃木是驱鬼之木，它端午日与咒语配合驱邪。《宝藏天女陀罗尼法》：“此法必须五月五日夜受持，即果成就。五月五日夜，注想思存，换诵呪一千八遍。”佛教充分利用五月五日行法，与道教有相似之处。

　　在端午基础上还产生了“天中节”。宋陈元靓《岁时广记?趁天中》：“《提要录》：五月五日，乃符天数也，午时为天中节。”五月、五日、午时，是三“五”重叠之时，故成为“天中节”。汉代在此时以阳燧取火，炼五石铸法器。唐代扬州向皇帝进贡的“江心镜”就于五月五日午时在扬子江中百炼而成，白居易《百炼镜》：“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17]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这种镜“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佛教也有“天中节”的咒语：“五月五日天中节，一切恶事尽消灭！急急如律令。”宋绍隆《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七：“五月五日天中节，万祟千妖俱殄灭。眼里拈却须弥山，耳中拔出钉根楔。钟馗小妹舞三台，八臂那吒嚼生铁。勅摄截，急急如律令。”《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十《云门颂》：“五月五日午时书，赤口毒舌尽消除。更饶急急如律令，不须门上画蜘蛛。”佛教在“天中节”时也举行法事，驱使道教的钟馗、那吒等神灵以降妖除魔。

　　端午与佛教的联系有深刻的文化意义。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知识在不用文字表达的动物行为中扎根之深，超过了大多数哲学家愿意承认的程度。端午正是这样，它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底层，突破原始宗教和道教的藩篱，深深地积淀在佛教文化中。这与韩国以端午“申遗”一样，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