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嗔痴三毒是痛苦与罪恶的根源

　　佛陀对罪恶谈得并不多，但他经常谈及罪恶的根源，即“三毒”——贪、嗔、痴。

　　当我们的所作所为被三毒驱使，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苦果：此处的“苦”，并非仅仅指个体所感受的痛苦，而是指全社会都将感染三毒并如镜像一般呈现出苦果。

　　因此，当政治和经济建立在人性最坏一面的基础上时，必然会导致社会充满不平等和暴力。

　　佛教对动机的强调为如何看待当代面临的主要问题开辟了新视野：对环境的破坏、对人类的剥削，以及对异见者和批评者的镇压。

　　如果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化的贪嗔痴，我们就需要一场激进的革命，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济于事。我们目前的经济体制把“贪”制度化；醉心于军事建设则把“嗔”制度化；然后媒体财团化又把“痴”制度化了。

　　如果贪被定义为“永不知足”，那么应用于集体行为时也可以说，公司永远不够大，利润永远不够多，公司的股价永远不够高，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永远不够。事实上，我们无法想象什么是“够了”。这样的体系催生出一种信仰，就是它们必须不停地增长，否则这个体系就会坍塌。但如果永远都不够，更多又有什么意义呢？

　　谁应该对这种捆绑增长的集体行为负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身份参与其中，雇员、消费者、投资者或退休人员。问题是我们很少为这种集体行为的结果承担个人责任：任何对它的觉察都因个体身份被忽略了，这些察觉也就淹没在了广阔的经济发展洪流中。

　　就拿经济体系中的圣殿——股票市场来说，一边是千百万投资者，他们大多数默默无闻，而且毫不关心他们所投资公司的详情，对企业的运作细节漠不关心，他们只在乎这些公司的利润率及股价。如果投资的是共同基金，投资者们几乎不知道他们的钱投到哪儿去了。

　　而股票市场的另一面是，数百万投资者的预期被转化为不断追求利润增长的压力，每位执行总裁也必须尽可能地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举个例子，即使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执行总裁想减少公司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只要他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创收，他就可能丢掉工作。公司受到法律特许，它们最重要的是要对股东负责，而不是对自己的雇员和顾客、社会成员负责，更不用提生态环境了；而这些股东几乎毫无例外地只关心他们的投资回报。

　　简而言之，我们的经济体系建立在贪婪的内在动机上。

　　嗔恚也是如此。一个现行的例子就是惩罚性法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大量人员被监禁，其中绝大多数是低收入者。白领罪犯很少入狱，即便入狱也不会被关太久。

　　另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是我们对军事开销和武器防御的痴迷。从武装力量和军费开支上看，美国是世界史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相当于紧随其后的6到7个最大经济体的军费开支总和。2011年，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7180亿美元。对于“自我防卫”的需求导致美国在海外建立了700多个军事基地，而在国内也有超过900个军事基地。

　　这也难怪投入到教育、医疗和公共设施上的钱少之又少。

　　为了使这项庞大的开支显得合理，军方需要树立敌人。冷战的结束去除了美国的传统敌人，但是“反恐战争”又取而代之。这也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战争，而且似乎永远不会结束。使用无人机暗杀可疑的恐怖分子，连同碰巧出现在周围的无辜群众，由此又产生了一大批有足够理由憎恨美国的人。如果说恐怖主义是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战争，那么战争就是富人的恐怖主义。

　　那么“三毒”中的第三种，愚痴又如何呢？“佛陀”的意思是“觉悟的人”，这也暗指我们其他人是尚未觉悟的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梦幻泡影中，这些幻相扭曲了我们的认知和期望。佛教修行者熟知这些问题，但我们其他人却生活在一个更大的梦幻泡影中，这一切决定了我们以何种方式理解世界和自己。对我们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责任最大的是媒体，而如今的媒体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中枢系统”。

　　真正的民主需要新闻界独立而积极，以便曝光不平等并启发讨论。然而随着媒体公司化，主流媒体除了假装客观外，已经放弃了它们的真正使命。

　　由于它们是依靠广告收入为基础的营利性机构，因此它们的主要目标也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对于消费主义的质疑，它们毫无兴趣。

　　任何名副其实的教育都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认识到很多我们认为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因此应该被接受的事，其实是有条件而且可以被改变的。

　　世界本来无需呈现为现在的样子——还应该有其他的可能性。但媒体现在的角色是通过将公众意识和共同商议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便阻止那些可能性。

　　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都被一些由政府、大公司以及主流媒体组成的权力精英们控制着。这些人在机构之间无碍穿梭，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和目标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关注于扩张、增长和控制。正如约翰?杜威曾经指出的，政治依旧是“大型企业对社会投下的阴影”。

　　在这个邪恶的联盟里，媒体的角色是将这种状态合理化，以便公众接受并继续扮演需要他们扮演的角色，特别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而疯狂地生产和消费。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并没有被一群受益于这一体制的聪明人所掌控。相反，我们被一群愚痴的家伙所操纵，而这些家伙虽然获得了物质利益，但却也是他们自己宣传机制的牺牲品。

　　由于没有认识到自身的幸福需要依赖他人的幸福，因此他们也深陷于集体愚痴的大网中。

　　正如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曾言及的，“战争是怎样开始的？政治家们向记者撒谎，而后他们又相信自己在报纸上看到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消费主义的必要性、经济增长的无限性，以及否认生态灾难已迫在眉睫的臆想中。

　　如果佛陀关于贪嗔痴是痛苦根源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这三毒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被制度化，那么这些问题就应该得到深入而迫切的关注。

　　唤醒人们对三毒制度化本质的认识，与唤醒以个体觉悟为核心的佛陀教育同等重要，而事实上，两者是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