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教授的50载佛学人生

方立天说

　　“每当我看到观音、关公这些塑像，就有一种异常神奇的感觉涌上心头，引发出难以名状的超越人生的遐想。”

　　“要‘静心专一’。杂念多不容易看好书，浮躁写不出好东西，要甘于寂寞，坐冷板凳。”

　　“我把自己的任务限定为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宗教，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宗教的复杂现象，肯定在我看来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在我看来应该否定的东西。”

　　“天时、地利、人和，塑造了我的学术生涯，编织了我的人生。人生离不开缘，人生就是缘。”

50载佛学人生

　　他，是著作等身的大学教授，其著述代表了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他，是宗教学界的泰斗人物。国家宗教局局长在他面前自称“学生”；佛教协会高僧面对他也以“晚辈”自居。

　　2011年，步入人生第78个年头的方立天，迎来了他从教50周年的纪念。在中国人民大学为他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各大寺院的住持长老，各个宗教协会的领袖，佛学界、哲学界的知名人士一齐亮相，盛况空前。

　　众星捧月中，这位享誉海内外的佛教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和宗教学家依然低调而平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自己半个世纪的佛学人生，已近耄耋之年的方立天话语中依旧满含禅机：“每个人的人生都与一定的因缘条件相依相存，互动互变，并在因果律的支配下展示其独自的意义与价值。天地人和，因缘际会，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构成了我的幸运人生。”

中国佛学院的“俗家弟子”

　　两撇斑白的佛眉，颇有古拙之气；说话语速很慢，但却有条不紊。坐在沙发上的方立天，就好像冷清角落里的一介学人，不温不火，遗世而独立。

　　方立天出生于浙东农村，他一直记得童年时学校后面的那座小小庙宇，观音和关公共处一室。记得母亲每日里烧香拜佛，有时半夜叫他起床，走40多里山路去拜神，吃斋饭。“每当我看到这些塑像，就有一种异常神奇的感觉涌上心头，引发出难以名状的超越人生的遐想。”

　　幼年时心灵埋下的种子，让方立天后来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如愿以偿。毕业时，中国人民大学到北大来要毕业生，挑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各一人，其中学中国哲学的，挑的就是方立天。

　　说起如何走上佛学研究的道路，方立天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在北京法源寺8个月的进修学习。“我应该是人大建校至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寺庙里学习过的教师。”谈起那段经历，方立天不无得意地说。

　　1961年，28岁的方立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担任助教。当时教研室要教师们各自敲定研究领域，方立天挑选了无人认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把自己的大好年华交代给了那段天下纷争、佛教大兴的岁月。

　　研究佛教，谈何容易？在北大读书期间，方立天只接触过两个课时的佛教学习。“光看书是不行的，必须要去听课。”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找遍了北京高校，居然没有一处开设佛学课。

　　当时，正是政治运动不息的年代，宗教领域受冲击，被许多人认为是“敌对”的思想范围，方立天却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东西，应该有人去学。他到处打听，终于得知佛教界自己办了一所学校叫中国佛学院，就在位于宣武门的法源寺里，有出家人在传授佛教课程。

　　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1956年，以培养僧才为目标的高等佛教院校----中国佛学院在法源寺创办，有来自全国各地寺庙的100多名学僧在此学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佛学传承吸引了方立天。

　　在征得哲学系以及教研室的同意之后，从1961年9月底开始，方立天每天换乘两趟公交车加步行，花费1个多小时的时间赶到法源寺旁听佛学课，晚上再赶回学校。

　　于是，在满屋僧侣的中国佛学院课堂上，出现了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俗家弟子”，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认真地记笔记，专注地听讲。

　　佛学院对于方立天这样的“另类”出现怀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担心他来学习是为了批判，另一方面又觉得高校青年教师愿意来寺学习，是学院的光荣。这样“走读”一段时间后，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出家人真的是慈悲为怀。”方立天回忆说，“当时学院的副院长周叔迦大师看我每天跑来跑去很辛苦，怕我冻坏了，就允许我住到寺里。”

　　每天早上4点，僧人们起床做早课，方立天也起床读书。与暮鼓晨钟相伴，和出家僧徒朝夕相处，受教于一批一流佛教学者，接受了纯正的佛学知识教育。尤其是副院长周叔迦，亲自给方立天开书单，并让他定期报告读书心得，可谓耳提面命。

　　一住就是8个月，这段经历对方立天影响很大。从那以后，他对佛教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对僧徒的生活也有了感性的认识和理解。从此他写文章，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还不免批判佛教，但讲道理，不谩骂，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有合理的成分，这些都获得了佛教界的认同。

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

　　在“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向与会者讲了一个故事。

　　2001年，刚刚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程天权一进学校，就听说了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人大复校之后，有一位教授背着黄书包到图书馆看书，从早上7点一直看到晚上7点，20多年如一日。后来图书馆专门给这位教授设了一张办公桌，以免他和学生抢座。

　　“情节基本属实。”故事的主人公方立天笑着说，“我不光拿着包，还经常带着大茶杯和小水壶。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是我到人大工作后就开始的，一直到2005年我的住所搬到人大校外。还要强调一点，人大复校时，我还只是个讲师，不是教授。”

　　1978年，人大复校，方立天又回到了久别的校园。那一年，他45岁。

　　物是人非，这个时候的方立天已经不再是学术新秀。他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亲，全家四口人蛰居在不足30平米的筒子楼里，工资入不敷出，年近半百的他依然是讲师。

　　然而这些不如意并没有阻挡方立天的步伐。他没有时间过多地感叹生活的困窘，而是取消了所有的周末和节假日，背着书包和大学生一起走进图书馆，看书、备课、写文章。“我在2006年前发表的著作，基本都是在图书馆完成的。”

　　读书人都知道，康德作息准时，他出门散步的时间可以供邻居定时用。在人大校园里，也有这样一座钟，那就是方立天进出图书馆的时间。他每天早上等着工作人员开门，晚上由工作人员催着“收工”。久而久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被他感动了。那时的图书馆，书库是封闭的，需要什么书，得填写书单，由工作人员提取。图书馆却为方立天在书库里设了专门的桌椅，他一伸手就可以从书架上取书。这样一来，他真的被“埋”在书山书海里，可以“海阔凭鱼跃”了。

　　这一时期佛教研究逐渐恢复，整理佛教典籍的必要性空前突出。方立天和师友一起编辑了《中国佛教思想史料选编》4卷共10余册，成为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国内最流行的佛教资料集。他自己则撰写了《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组长李一氓的高度评价，将其称作古籍整理的典范。

　　1983年，人大进行职称评定。方立天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让职称评定更加规范。“这下捅了‘马蜂窝’，本来听说我在副教授的评定中排在前列，但后来名单公布时把我拿掉了，领导找我谈话说起没有评我的原因时也是含糊其辞。”

　　在一些人看来，遭此打击的方立天可能会消极罢工，也可能寻求调动工作，甚至还可能跳楼自杀。

　　或许正是佛教赋予的智慧，柔软又坚强。方立天并不与现实世界拧着来，但也绝不无条件地顺从形势而堕落。他生性沉静寡言，但心里有主见，认定的事坚持不动摇。

　　“虽然内心感到不公平，但我觉得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真才实学，把课上好，把科研搞好。”带着这样的想法，第二天，方立天照常背着书包走进了图书馆。

　　正所谓天道酬勤。1984年，中央提出，要在部分重点大学的文科类专业中选拔一批年轻一点的正教授，推动青年人才的涌现，哲学学科全国一共要评5个。经学校推荐、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审定，方立天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正教授。那一年，他50岁。

　　两年后，方立天出版了代表作《佛教哲学》。该书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最广的一本佛教入门书，许多这一年代成长起来的佛学专家和高僧都不讳言此书的入门之功。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称赞说，中国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