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教授的50载佛学人生

曾任冯友兰的课代表

　　如果从1956年方立天进入北大哲学系读书算起，他和中国哲学打交道已半个多世纪。迄今为止，他出版专著15部，合著18部，发表论文360多篇，培养了40余名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如今绝大部分是教授。

　　“学生不是来给老师打工的。”方立天语出惊人，谈起如今一些导师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的现象，他极为愤慨。“我从来不给学生制定论文选题，也不把自己课题的一部分给学生做，而是指导他们独立思考，从兴趣出发做论文。”

　　研究佛教之难，非身体力行者不能体会。佛经难读，卷帙浩繁，让人头疼。有学生请教方立天研究佛经的捷径，方立天给了个最笨的办法：反复看。“一本《肇论》我曾经看了几十遍，才渐渐有所体悟。”

　　“立身有道，学有专长”，这是方立天的座右铭。“其实，这都是恩师冯友兰对我的影响，他才是真正的泰斗。”

　　未名湖畔的5年学习，方立天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当时的北大，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还在，哲学系里的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等人都还站在讲台上，这些学者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大家。方立天求知若渴，如鱼得水。

　　作为中国哲学史课的课代表，方立天与授课教师冯友兰有了更多的交往机会。每堂课后，方立天都要搜集一些同学对课程提出的问题，然后到冯友兰家里转交。“师母特别客气，经常拿糖果招待我，吃得我满口留香。”“冯友兰先生讲话有些口吃，但幽默风趣、逻辑性强，尤其文字表达能力更是厉害。”

　　在听了冯友兰几个月课之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冯友兰的教学工作被停止，方立天和他的同学们成了冯友兰亲自上课的最后一批本科生。

　　在先哲的带领下感悟学术，并受到纯正学术路数的熏陶和浸染，“修辞立其诚”、“静心专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成为方立天一以贯之的治学方法和态度。“这是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我再把这些治学原则传承给我的学生，为他们学术研究的成功打开登堂入室的大门。

　　“‘修辞立其诚’就是讲话、发言、写文章、治学都应坚持真实性。”方立天的弟子、人大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说：“老师的治学原则说得通俗一些，就是诚实做学问，把读书和做人结合起来，维护学者的独立人格。在学风和社会风气追逐浅薄浮躁的当下，老师的要求能帮助我们立身有道、自尊自强。”

　　拒绝急功近利，学术思想才能与时俱进。经过前后15年的写作，2002年，方立天完成91万字的巨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在学术界、佛教界、政界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现代佛教哲学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

　　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佛学家任继愈先生为该书题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形象地反映了方立天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目标一经确定，就终身追求、矢志不渝的信念。

　　“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精思穷微著作传九州”，国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以这副对联精辟概括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方立天取得成就的一致公认。

　　9月17日，在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场，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手捧一面银光闪闪的锡盘，上面刻着“道德文章，为人师表”8个大字，送到方立天手中。王作安感慨地说：“宗教局这几年延揽了不少方先生的弟子，他们都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宗教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我要代表他们向方先生的辛勤培育表示感谢。”

宗教是文化而非鸦片

　　今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身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方立天教授在会上作了“科学认识宗教的本质与功能，提高宗教工作水准”的专题报告。

　　“2008年的五四青年节，总理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看望青年学子时，我有幸见到了总理，当时总理对我说‘佛教文化是可以交流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亲切、难忘的记忆。”这次会上，方立天恳切地指出，目前宗教方面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宗教鸦片论”尚未真正澄清，以致在观念上和行动上形成一些偏差。

　　“我在会上一再强调，宗教的本质是文化，是信仰性的文化，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我的发言得到了总理的肯定。”方立天回忆道，开完会，总理专门走到他面前说，“您说的宗教是文化，没有错”。

　　虽终日埋首于图书馆，方立天的研究却无时不关注着时代的风云。

　　自2004年开始，方立天主持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创办了“中日佛学会议”，每两年一次邀请两国顶级佛教学者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主题展开讨论，以延续一千多年来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慧命。

　　----日本创价大学高等佛教研究所所长菅野博史说，通过对话交流，两国宗教界探讨了如何承担起对各自信徒的教育责任，从而广泛发挥宗教的影响力，促进人类对所面临问题的解决。

　　中央统战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开设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方立天每期都要参加研修班的开班仪式，并亲自为研修班学员授课。

　　----参加过第4期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的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释怡藏，在听了方立天的讲座后说：“方教授大声疾呼，更好地挖掘整理、诠释发扬中国佛学的精华，为构建当代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是今日我们宗教学者的重要责任。学者们尚有这样的责任和志向，更何况我们这些佛教界人士？”

　　基于对宗教学理论、宗教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方立天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贯彻与完善，宗教领域重大现实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说：“方立天先生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学者，他的卓著成就足以矗立在学术研究的光荣史册上。”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一种忠诚与智慧却足以推动事业的长远进步。

　　2000年，方立天出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引入一流人才，培养年轻学者，如今，研究所已从建立时的5人发展到拥有专兼职研究人员20人，其中75%是教授，成为被海内外公认的代表国内最高水准的佛教与宗教学研究机构。2003年，他主编出版了《宗教研究》年刊，目前已成为反映国内宗教研究最高成果的园地。

　　然而，方立天牵挂的事还有很多。

　　----有的学生考上了宗教学系的本科生，却被家里人阻止不让上，“说明还有很多人把学宗教、研究宗教视为‘异类’，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宗教的氛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方立天经常在作报告或公共场合讲话时，呼吁大家不要给宗教扣上帽子，要用正确的心态看待宗教。

　　----每逢有政府领导出席的活动，方立天都会直言不讳：宗教在加强道德建设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忧之切，因为爱之深；爱之深，所以盼之切。如今，78岁的老人将学术重心转向中国儒释道三者关系的研究，期望以此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并为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作出自己的思考。

　　“我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观的研究者。”方立天最欣赏“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这句古训。“治学要有正确的立场，维护自己的人格，言论不能哗众取宠，也不能故弄玄虚。”

　　虽然不是佛教宗派的信徒，但方立天承认，佛教义理探讨安身立命之道，凝结古人深层智慧，对他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态度，积极有为，自强不息；生活和名利上则兼采道家、佛教思想----顺其自然，淡然处之，追求一种精神价值，这也是一种不争而争吧。”

清水下的三颗“雨花石”

　　方立天老师平日同我的交往，真的是“淡如水”，但在我心中，这一泓清水的底下，却沉积着三颗小小的“雨花石”，那上面刻的是“钦佩”、“感谢”和“学习”。

　　近些年来，方老师可谓声誉日隆，不过我们应该都记得方老师几十年前的境遇，那恰如陆游所咏之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我至今记得，1989年6月3日晚，我送两册博士论文到他在人民大学“静园”的家中，眼见这位我很钦佩的老师住在狭窄、阴湿、昏暗的斗室，心中真不是滋味。当然，在那些年里，中国绝大部分大学教授的生活状态都是如此，大家也司空见惯。

　　在那个年代，尤其是经过“文革”破“四旧”、“狠批封资修”的暴风骤雨，在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二党校”的中国人民大学，钻研被称为“唯心主义”、“封建迷信”的佛教，一般人很难理解方老师的研究。然而方老师依然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用一副弱小的身躯和一颗坚韧的匠心，去镂刻那佛学的坚硬金石，终于完成了置于大家案头的如许学术精品，这实在令人不能不从心底钦佩！

　　方老师还是一个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的生活更有意义的人。其实，我在17岁时就下乡当民办教师，20岁时再次下乡在小学任教；后来返城，又在不同的中学教不同的科目；甚至读大学本科时也在医学院任教，硕士毕业后又任教；攻读博士时，在中国文化书院、鲁迅文学院、北京大学等处讲课。总之，我似乎与教书这一行天生有缘。但是，在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尽管偶尔应邀讲讲课，却因为天性不好动，又因为喜欢自己的专业，我在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埋头一干就是12年。

　　2000年夏，方立天老师找到我，郑重邀请我来人民大学任教。他当然说到了教书育人对培养学科后来人的重大意义，而且还说到教育部批准人民大学成立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基地，必须要有佛教和宗教学理论两个方面的学科人才。他的坦诚令我感动，“教书育人”也令我心动，但我并未立即答应调动，而是犹豫了一年多。直接的原因，是我觉得与社科院的同事相处得不错，不好意思提出离开；深层的原因，是自己生性懒惰又兼“完美主义”，做事太慢而有“文债”压力，所以害怕“教书育人”再增添时间压力和精神压力。就这样，又想教书，又怕教书，“利”亦在此，“弊”亦在此，由于委决不下，就用别的一些理由来推托。不料，2001年夏，在我去香港做访问教授而逃避抉择期间，碰巧方老师也到香港做访问教授。方老师专门找我和夫人长谈，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于是，在2001年秋，我终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就我而言，从闭目塞听的象牙塔，走向生气勃勃的大学生，压力很大，意义更大。为了终于走回这条我天生应该走的道路，我要永远感谢方老师！

　　到人大整整10年了，对方老师有了更多的了解。以我的感受而言，除了行事低调、待人诚恳、脚踏实地、慎言笃行等大家熟悉的特点，方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品格，是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和虚怀若谷的开放心态，这恰恰是当代学者最需要的品格。

　　众所周知，方老师多年的佛教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都是以详细、大量地占有资料为基础，言必有据，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不发那种不顾事实的高论，也不写那类无法论证的虚言。正因为坚持了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才有了真正虚怀若谷的开放心态。他的虚心不是外表的“谦虚”，而是对自己之强弱、长短、优劣的真正意识，对自己研究领域、局限、界线的真正意识。他的开放心态，来自他对社会现实实事求是的直接面对，对文化危机实事求是的忧患意识。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当年邀请我来人民大学时坦诚直言，除了佛教研究人才以外，研究所还需要宗教学理论人才；他才会在不久前论及社会上对宗教的过时认识时，不讳言宗教政策方面的问题；他才会在一个满座高官耆儒的会场上，作为一位佛学老专家而坦言对基督教应该抱一种开放的心态。

　　所有这些，都来自方老师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虚怀若谷的开放心态。想到这些，我必须说，在方老师从教50周年之际，我的心里不仅有钦佩和感激之情，也有向他学习、以他自勉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