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佛学的主要思想与特点

　　原始佛学是指释迦牟尼及其最初的弟子所传的佛学，主要内容有四谛、五蕴、十二因缘、三法印，以及缘起、无我、中道、种姓平等说，等等。

　　四谛是原始佛教对人生和世界的现状、原因、本质以及超越世俗痛苦的方法与境界的总的论述。主要指：苦（世间苦的本质）、集（苦的原因，即贪爱）、灭（苦的熄灭）、道（灭苦的方法，即八正道等）。五蕴是原始佛教关于人的主要构成要素的理论，包括色（物质，如地、水、火、风）、受（感受，如苦、乐，不苦不乐）、想（思想观念）、行（迁流造作）、识（一切精神现象的总称）。十二因缘是原始佛教对人生现象因果变化的分析。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因缘，从无明向后观察，每一支为后一支的因，若从老死向前观察，每一支为前一支的果。三法印是印证是否为真正佛法的三个标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原始佛学的许多基本理论和主张都是与婆罗门教针锋相对的。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将“缘起论”和“无我说”作为全部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础，以反对婆罗门教关于有万能的造物主（大梵天）和不死的灵魂（神我）的说教。针对婆罗门教的“梵我一如”论，早期佛教提出了“无我”的观念，认为一切事物都没有一个不变的最高实体。不仅宇宙没有一个作为万有实体的“梵”，人的生命现象中也没有一个作为意识、情感主体的真实的“我”。“无我”理论是佛教区别于古印度其他各种宗教派别的最根本之处。在关于世界与人的形成及其实质的问题上，早期佛教鲜明地提出了“缘起论”，认为包括人生现象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多种要素或条件构成的，这些要素或条件被称为“缘”。众缘构成的事物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作为第一因的东西，在一定情况下，事事都可为因，事事也都可为果。宇宙人生乃至佛法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缘起论”是整个佛教理论的基石。原始佛教在古印度思想文化的土壤中产生，它吸收并改造了不少婆罗门教的思想，如“轮回”与“解脱”理论。佛教讲轮回是要引导信众行善，作为体证真理的必要准备和基本条件，其根本目的不是要人们达到相对好的轮回状态或者回归某个本体，而是要引导人们超脱轮回，正确认识事物和人生的本质，具体来说就是消除无明，达到涅槃。

　　原始佛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对人生问题的探讨和对人的解脱的实际追求，而并不重视对抽象哲理的研究。佛教的创立虽然与当时印度的社会状况以及活跃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宗教文化现象密切相关，但其最直接的动因则是释迦牟尼对人生问题的思考。释迦牟尼有感于现实人生的种种痛苦而致力于追求永超苦海的极乐。他创立的佛教的根本精神，就是用缘起论来分析生老病死等人生现象，说明人生无常，一切皆苦，并揭示人生痛苦的原因以及摆脱痛苦的途径、方法与境界，强调通过宗教实践获得人生解脱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原始佛教这种重人生问题和人的解脱的基本精神在后来的部派佛教乃至大乘佛教中虽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更多地是从思辨哲理方面被抽象地加以发挥了。而这种精神在重视现实人生问题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原始佛学虽重视人的解脱，但突出智慧的作用，最终把人的解脱归结为心的解脱，这是它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原始佛学的解脱论是奠定在“慧解脱”之基础上的，它强调无上智慧（菩提）的获得，追求大彻大悟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的实现，实际上就是主观认识的根本转变，是内在精神上的解脱。由于古人往往以“心”代指主观精神，因此“心”被视为解脱的主体。原始佛学把人的解脱归结为心的解脱的特点，早期佛教鲜明地提出了“缘起论”，认为包括人生现象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多种要素或条件构成的，这些要素或条件被称为“缘”。众缘构成的事物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作为第一因的东西，在一定情况下，事事都可为因，事事也都可为果。宇宙人生乃至佛法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缘起论”是整个佛教理论的基石。原始佛教在古印度思想文化的土壤中产生，它吸收并改造了不少婆罗门教的思想，如“轮回”与“解脱”理论。佛教讲轮回是要引导信众行善，作为体证真理的必要准备和基本条件，其根本目的不是要人们达到相对好的轮回状态或者回归某个本体，而是要引导人们超脱轮回，正确认识事物和人生的本质，具体来说就是消除无明，达到涅槃。

　　原始佛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对人生问题的探讨和对人的解脱的实际追求，而并不重视对抽象哲理的研究。佛教的创立虽然与当时印度的社会状况以及活跃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宗教文化现象密切相关，但其最直接的动因则是释迦牟尼对人生问题的思考。释迦牟尼有感于现实人生的种种痛苦而致力于追求永超苦海的极乐。他创立的佛教的根本精神，就是用缘起论来分析生老病死等人生现象，说明人生无常，一切皆苦，并揭示人生痛苦的原因以及摆脱痛苦的途径、方法与境界，强调通过宗教实践获得人生解脱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原始佛教这种重人生问题和人的解脱的基本精神在后来的部派佛教乃至大乘佛教中虽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更多地是从思辨哲理方面被抽象地加以发挥了。而这种精神在重视现实人生问题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原始佛学虽重视人的解脱，但突出智慧的作用，最终把人的解脱归结为心的解脱，这是它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原始佛学的解脱论是奠定在“慧解脱”之基础上的，它强调无上智慧（菩提）的获得，追求大彻大悟的理想境界。这种境界的实现，实际上就是主观认识的根本转变，是内在精神上的解脱。由于古人往往以“心”代指主观精神，因此“心”被视为解脱的主体。原始佛学把人的解脱归结为心的解脱的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重人的内在精神的提升和道家追求人精神的逍遥自由有相契合之处，从而提供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互补的重要契机。

　　原始佛学还确立了贯穿佛教发展始终的重要思想和方法论基础——中道。在与婆罗门教及各种“外道”的斗争中，释迦牟尼摒弃了在当时印度社会中比较流行的享乐和苦行这两种极端的修行方法，提出只有“离此二边取中道”才能最终达到涅槊解脱的圣境。这种不偏不倚的合乎“中道”的宗教修行方法，以平和的态度回归自心以求主体精神的根本转变，挺立出了佛教与众不同的特质，并因此而增强了它的社会适应性，使之易于为各种不同的人所接受，这也是佛教创立以后很快得到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原始佛教的“中道”立场不仅成为其修行方法的出发点，也成为后来大乘佛学的基本方法。

　　原始佛学的基本特点还表现在它主张的“种姓平等观”上。为了反对婆罗门教的“四种姓说”，原始佛教打出了“种姓平等”的旗号，强调种姓并不是先天由神确定的，而是后天的，应该以人的德行而不是以出身来划分人的等级，认为人生来并没有高低贵贱之不同，任何种姓在宗教解脱面前都具有平等的权利。这种理论得到了除婆罗门之外的大多数人的支持，它是佛教很快兴盛发展起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原始佛教的理论学说主要保存在“经”与“律”中。释迦牟尼入灭的当年，由大弟子迦叶召集五百名比丘在王舍城附近的七叶岩毕波罗窟集会，共同忆诵佛说，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结集”，又称“五百结集”或“王舍城结集”。在这次集会上，佛陀的大弟子阿难陀和优婆离分别根据记忆诵出经、律二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确定了现存《阿含经》的基本内容。“经”有两大类，北传的叫“阿含”，南传的叫“尼柯耶”。两者共同的四部是长部、中部、杂部、增一部，不同的是北传还有一个“杂藏部”，南传还有一个“小部”。“律”的基本内容是戒条，以后附上缘起故事的广释、诸事及附注。现在流传的“经”与“律”，都经过了后来各部派的增减，已带有部派佛教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