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的传略与著作

　　印光大师的传略与著作

　　第一节印光大师的传略

　　一、家庭背景

　　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十二月十二日,印光大师诞生于陕西省东南部的郃阳县,赤城东村的赵家。

　　印光大师的父亲赵秉纲、母亲张氏,都是在乡里为人推敬的长者(注一)。他有二位兄长:大哥从龙、二哥樊龙。他排行老三,学名绍伊,字子任。

　　从现存有限的资料来看,赵家只是薄有田产的农家,而非富裕的大地主。在三个兄弟之中,老大从龙是饱读诗书的知识份子,二哥樊龙可能较无读书的天赋,所以要兼顾农事(注二)。赵家对排行第三的印光大师,安排让其长时间的追随大哥读书,七岁至十四岁,是在郃阳家中读;十五岁至二十岁,是到长安读。像这样长期在一个兄长教诲下学习,可说相当奇特,我们不了解家庭中的这种安排,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但从印光大师日后在著作中所流露的文字素养和渊博的知识,可以断定是相当有效的学习。印光大师一生安法,籍文字为媒介者(其糸)多,其雄辩、流利,为古今僧人所罕见,得力于家庭的长期培养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郃阳隔着黄河,东渡即到山西省,沿黄河南下,经朝邑县,可至湩关(注三)。在地理位置上,是古代政治和交通核心地区的范围(注四)。出身在这样环境中的耕读家庭,追求科学的仕途功名,是很自然的。他的家庭为他取的学名绍伊,就是寄望他能像郃阳县在古代曾出过商朝的名相伊尹一样。他年轻时,曾学韩、欧、程、朱辟佛,就是因长期接触科学“官学”(注五)的儒老,所感染的风气。我们可以推测:他的家庭是把希望放在他的功名上。否则他亦应和二哥一样,在家帮忙农事,不可能长期任他在外读书。传统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是很宝贵的,只有肩负扭转家族命运的科学事业,才可能造就十数年都在读书的印光大师的早年求学生涯。

　　但是,在兄长薰陶十数年下的印光大师,却逐渐在思想上背离家族的期望,而选择了出家的途径。

　　为什么会有这样重大的改变?他难道没有经历心理的转折和冲突吗?

　　据一九三一年,他在回邵慧圆居士的书信中所言:

　　光乃犯二绝之苦恼子。二绝者,在家为人子绝嗣。出家为人徒亦绝嗣。此二绍也。言苦恼者,光本生处,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者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幸十余岁,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注六)。

　　这段话中,他提到“在家为人子绝嗣”,是指他在廿一岁出家后,他既未结婚,留下子嗣,家中亦无延续香火者,一九二四年一外甥到普陀相访,始知家门已绝户(注七)。“出家为人徒亦绝嗣”,是指他生平不收“出家眷属”,就师门而言,亦是“绝嗣”。而苦恼者,是指早年辟佛。然最重要的一段话却是“幸十余岁,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于是才有接受佛法而出家之举。这件事,构成他的苦恼来源,可见心里压力之重。

　　不过,印光大师生过什么病呢?他生下后六个月,即罹患急性结膜炎,几乎丧明。后虽治愈,但目已不能久视,久视即模糊不能见物(注八)。在印光大师的一生中,眼疾一直困扰着他,这对终日必须与书本文字为伍的读书人而言,确是沉重的打击。然而,是否有其他的疾病和原因呃?在现存的资料中,并未发现。我们只能根据“厌厌多病”一语,来解释他出家的原因。

　　二、出家的经过

　　印光大师的出家,是在廿一岁(一八八一),未征得家人同意,即私自到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投道纯老和尚披剃出家。据大师自言:

　　先数年,吾兄在长安,不得其便。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吾兄在家,光在长安(家去长安四百二十里),遂于南五台山出家(注九)。

　　但家中最反对印光大师出家的,就是长兄从龙。印光大师趁其不在长安,即私自出家,对于十数年来一直受其教诲的恩情和尊严而言,都是晴天霹雳般的背叛与难堪。因此,不满三个月,就被长兄找到,籍口须“回家辞母,再来修行”。印光大师明知这是借口,却不容不归。回到家,发现母亲既未赞成,也未反对出家。反对的人,事实上是和他相处最久的大哥。他训诫印光大师说:

　　谁教汝出家,汝便可自己出家乎?从今放下,否则定行痛责(注一0)。

　　其后从龙并逼印光大师应酬世俗,防他潜逃。勉强在家留了八十余日,一日因长兄探亲,二哥守晒谷场,于是他取回僧服,又偷二百钱当路费,从家中逃出。奔回莲华洞。犹恐长兄追至,不敢久留,一宿即去,一直行脚到湖北,挂单竹溪莲华寺,任挑水打煤的苦役,供常住四十余人之用,日夜不休,遂得留单(注一一)。

　　此次离家,终身未再还乡,或重睹家中骨肉血亲。在他有生之年,仅于一八九一年,从北京托一同乡带回家信一封,却全无消息。要再经过卅三年,他才明白,家中骨肉早已不在世上了(注一二)。

　　他直到一九三一年,七十一岁时,还提到此事说:

　　此事在光为幸。以后来无丧先人之德者。即有过继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孙也(注一三)。

　　三、红螺山时期的潜心修持印光大师出家以后的生活事迹,明显地反映出他对净土法门的吸收、体验和精进的过程。初期活动的范围是在北方,而以红螺山资福寺的道场为最重要。其经过如下:印光大师在湖北莲华寺留单期间,“和尚见师勤慎忠实,适库头有病,即令代理其职”,因此因缘,师于晒经时,偶读残本龙舒净土文,益知净土一法圆赅万打,普摄群机(注一四)。对他日后宏扬净土法门,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八六二年,师廿二岁,师往陕西省兴安县双溪寺,受具足戒于印海律师座下。戒期中缮为事,悉由大师担任。但眼疾即因而复发。幸靠日夜一心念佛,蒙佛加被,支持至戒期圆满,而眼疾又愈。由此益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其后甚至主张念佛可治众病(注一五)。从此以后,印光大师自行化他都以净土为依归。

　　受戒后,师一度遁迹终南太乙峰,晓夕念佛,喜读契经,深入法海,生平工诗,出家后,不复作,专心净土,久而弥笃。经过潜修一段时间,愈发觉净土法门的契合人心。听闻北京红螺山的资福寺为净土十二祖梦东老人宏阐的道场,遂于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十月十四日,师年廿六岁,前往红螺山,入堂念佛,沐彻祖遗泽,故净业大进(注一六)。

　　在资福寺,除随众念佛外,历任云水堂、香灯、寮元等职事。在藏主遂得阅读大藏,因此深入经藏,妙契佛心,径路修行,理事无碍(注一七)。

　　住红螺山四年(一八八六——一八九0),在其中间朝礼五台山一次。四年当中,于彻悟大师的遗教,所得非常大,故持诵《彻祖语录》,老而不停止。甚至增修《净土十要》的时候,将《彻祖语录》附录之。因彻祖以禅宗大德废参而主念佛,也曾把开示禅宗者的话语,尽付一炬,这种大作为,迥别常情的典范,成了印光大师终身仿效服膺的准则(注一八)。红螺山所以被陈荣捷博士,认为是中国近代佛教复兴的最初曙光(注一九),指的就是这种思想上的继承与发扬。太虚大师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追溯中国近代净土诸祖的系统说:

　　极乐往生一法,虽佛说多经,马鸣、龙树、无着、世亲诸师亦着于论,然至中国,弘扬始盛,蔚为大宗。(中略)波澜转壮,则滥觞庐山莲社,博约其化于昙鸾、道绰;善导、永明又深其旨;至云栖爰集大成;灵峰、梵天、红螺益精卓,沿至清季民初,尽一生精力,荷担斯法,解行双绝者,则印光大师也(注二0)。

　　即把印光大师看做继“红螺”彻祖的集大成者。可见两者关系的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