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个什么人

　　其实,司马迁时代的古代资料也有众说非一的问题,对于老子的生平,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就已经“ 糊涂” 了。虽然他当时能读到的关于老子的一手资料,很可能比我们丰富得多,但他也列出了三种可能的人物:李耳、老莱子、周太史儋(dān)。他们都是隐逸君子,都可能是老子。不过,司马迁更同意的还是李耳。

　　最终,我们回到关于老子最原始的史料上来。

司马迁这样记载老子:

　　老子者,楚(国)苦(hù,憨山大师注) 县(今河南鹿邑县) 厉(lài,憨山大师注) 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子遂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老子生周定王三年,母孕八十年而生,生而皓首,故称老子(复有传言,老子乃“ 从母左腋出”,出生便能讲话,生于商代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辰时,恐亦类似于前者,为老派学人针对佛教的附会之谈。)

　　司马迁怎么说的呢? 他说:“老子,乃楚国苦(hù) 县的厉( lài) 乡,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河南省鹿邑县厉乡曲仁里地方的人,俗姓李氏,名字叫作‘耳’,字号称为‘伯阳’,人们给他的谥号是‘ 聃’,是‘ 周’ 时的国家档案馆负责人。这是一份不用下地干活的工作,却可以有很多资料和时间来研究国家、社会和人生的道理。老子的一生,都潜心研究并修行‘ 道’ 与‘德’,修为特征以‘隐逸’ 和‘无名’ 为要务。在‘ 周’ 任职久了,看到‘ 周室’的衰败与腐朽,于是骑上青牛,奔函谷关而去。”

　　就像今天的过海关,没有护照或通行证是过不去的。而老子骑在青牛背上冲函谷关而来,根本没有任何通关文书。福人自有天相,函谷关守关的检察长尹喜,却在当天早起时,就看见来路的方向有紫气冲天,自东而来。他断定本日将有圣人过关,心里做好了向圣人求道的准备。当老子这位须发皆白的长者骑在青牛背上悠然而至的时候,关吏向他索要通关文书,他拿不出来,于是将其带到检察长尹喜的面前,交他处置。尹喜有求道之心,他只有一个条件:老子只要向其传道,便放老子过关。

　　一个陌生的路人突然向这位大智者求道,从为官多年从不张扬的个性方面来看,老子不会轻易开口。但为了过关,或者基于有关“ 道德” 未来传承方面的观察,老子书写了《道德经》上下两篇五千余言,授予尹喜,换取了通关自由,然后,离开函谷关往西而去。

　　离函谷关去往何方

　　过函谷关想要去什么地方? 《史记》中没有交代。从历史文献上来看,只说西度流沙,过了新疆以北,去往西域了。新疆的南部,是以塔克拉玛干为主的死亡沙漠,而西北部,大约有两条线路能继续西行,如果沿红其拉甫入阿富汗境,那就直接往克什米尔高原,真有可能去往印度了。如果过葱岭、灵山去往吉尔吉斯的碎叶城方向,那真有可能是去中东了。《史记》上的交代就四个字:“莫知所终”,既不知道他晚年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死在哪里。

　　唐末五代时候的道人杜光庭(进士),因为赶上了道家思想鼎盛的时期,为抗拒佛教、抬举道教,依据佛经的义理写了不少道经。他在其中一部称作《老子化胡经》的书里,说了一段老子跨越函谷关以后的故事:老子将《道德经》交付函谷关检查长尹喜之后,西度流沙,一路前行,到达印度,摇身一变,成为释迦牟尼佛,开始应化,度脱了无数的印度及西域胡人。由于杜光庭时代已经开始有人如此不根据事实胡诌造经,所以当时佛教及社会人士特意为此创作了“ 杜撰” 一词,用来说明杜光庭“ 伪造道经”。

　　历史书的作用,几乎只是记录对时代有影响的大事件、大人物,其功能不是追踪生死问题,也不是解决生死问题。况且,历史对于《道德经》作者的交代,虽然不明,但毕竟因为《道德经》的存在而令老子的“ 道德”明朗了,这位圣者的行迹也许恰恰因为如其智慧那样高深莫测,反倒符合了人们的“心理期许”吧! 这种“不明白”,的确让很多疑惑“明白”了。当然,以上仅为个人考察的一己之言,加之但凭今人间接的考察手段与方式,怎样的考察也还是难免与史实有距离。为了脱开戏论牢笼,大致确定吧! 其实,这都是葛藤,不观其心,终归“ 场人之欣戚”,哀乐皆不出于本有,道德论题,与之何干?

　　以上,大致确定老子这个人的年代、生活地点、大致经历,往下我们可以观察其人在佛教语境下的定位( 有了世间的确定,才谈得上出世间的定位)。

　　隐君子的万世功德

　　我们试想,在诸侯争霸、社会动荡、矛盾尖锐,甚至民不聊生的春秋末期,有很多活跃的思想家在宣扬和坚持各自的思想和做人主张,其中一些哲人博古通今,见识卓越,洞察祸福之机,深明成败之道,以“ 百家争鸣”的态势,对国家、社会、历史、人事进行深刻分析和理解。或躬耕自食,或寄情山水,或大隐小隐,避世安身,韬晦自守,不是没有对于人类的理想,而是顺应因缘,该行则行,该隐则隐,如《庄子·缮性》言: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返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老子也正是此时,临出关之际,写下《道德经》五千余言尽付尹喜,倾其所悟,尽付来人,实在是“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的善举啊!

　　老子是位不折不扣的隐逸修行人,以其《道德》一经对后世的影响来看,的确有着非同凡人的悟处,到底有多么高深? 能否用大众语言说明白? 此点一直为佛教人士所关注。他的悟入水平,是我们《中观见与道德经》课程需要明确的核心问题。

　　“忘世”不同于“出世”

　　有些人直接一语定论:“老子就是佛菩萨,他是佛菩萨先到中国来帮后来佛教打基础的。”如果实为现量观察核实如此,则应该相信。而若没有这种水平的普通发心修行者也说这种话,则未免过于笼统了。憨山大师曾批评这类人说:

　　及见口义附墨……或一言有当,且曰佛一大藏尽出于此。而惑者以为必当,深有慨矣! 嗟乎,是岂通达之谓耶? 质斯二者,学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世法,而亦不知佛法。解老庄而谓尽佛经,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庄意,此其所以难明也。故曰自大视细者不尽,自细视大者不明。

　　余尝以三事自勉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知此,可以言学矣!

　　憨山大师继而又说:

　　西域诸祖造论以破外道之执,须善自他宗。此方从古经论诸师,未有不善自他宗者。吾宗未学,安于孤陋,昧于同体,视为异物。不能通融教观,难于利俗。其有初信之士,不能深穷教典。苦于名相支离,难于理会。至于酷嗜老庄为文章渊薮,及其言论指归,莫不望洋而叹也!

　　看来憨山大师对于老子思想,是既不允许佛门无知“ 比附” 盲目抬高,也不允许盲目地斥之为外道,而是要求要“善通达自他宗”,以破外道之执。目前看来,憨山大师的看法,恐怕还是最公允且最值得借鉴的判断了。

　　在《观老庄影响论》的《论去取》篇,憨山大师更是藉由对僧肇大师的赞美,表达了《道德经》“虽不及佛心,而中国圣人之言,除五经束于世教,此外载道之言,唯老一书而已”的认识,他说:

　　藉令中国无此人,万世之下不知有真人;中国无此书,万世之下不知有妙论;吾佛法广大微妙,译者险辞以济之,什之所译称最者,以有四哲( 生、肇、融、叡) 为之辅佐故耳……观师有言“取文不取意”斯言有由矣。

　　盖西域之语,质直无文,且多重复。而译师之学,不善两方者则文多鄙野,大为理类。盖中国圣人之言,除五经束于世教,此外载道之言者,唯老一书而已。设或此方有过老庄之言者,肇必舍此而不顾矣!( 什于肇亦曰: “ 余解不谢子, 文当相揖耳。”)盖肇尤善老庄焉———六家七宗破邪宗者,唯肇可行。清净观国师疏华严每引肇论,必曰肇公,尊之也。至观华严疏,每引老庄语夥。

　　盖此方老庄,即西域婆罗门类也。然则刚为现身说法,旋即斥为外道邪见,何也? 盖在执与不执也(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深生执著,则为外道邪见。是以圣人教人,但破其执,不破其法! (潜在意涵是“各就其位”)

　　由以上的引述,老子其人为三宝数以外,而又为法宝所系的文化基础之执掌者,这种关系已经很明确了。

　　他是个有修有证的人

　　憨山大师继以佛教正见,判断云:

　　老氏所宗,以虚无自然为妙道,即《楞严》所谓:晦昧为空,八识精明之体也……此即《楞严》所谓:分别都无,非色非空、拘舍离等昧为冥谛者,是已。八识空昧之体也,以其此识,最极幽深,微妙难测,非佛不足以尽之,转此则为大圆镜智矣!

　　菩萨知此,以止观破之,尚有分证;至若声闻不知,则取之为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则执之为冥谛,此则以为虚无自然妙道也。

　　故经曰:“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称声闻缘觉、诸天外道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煮沙欲成佳馔(zhuàn),纵经尘劫不能得。”

　　云何二种: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二者无始涅槃元清净体,则汝今者识精元明,能生诸缘,缘所遗者。

　　此言识精元明,即老子之妙道也。

　　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由其此体至虚至大,故非色;以能生诸缘,故非空;不知天地万物皆从此识变现,乃谓之自然;由不思议熏、不思议变,故谓之妙;至精不杂,故谓之真;天地坏而此体不坏,人身灭而此性常存,故谓之常;万物变化,皆出于此,故谓之天地之根,众妙之门。”

　　凡遇书中所称真常玄妙,虚无大道等语,皆以此印之,则自有归趣。不然,则茫若捕风捉影矣! 故先示于此!

　　憨山大师确认,老子所证的自然、常、非色非空的众妙之门,是天地之根,这即是《楞严经》中拘舍离等昧为冥谛的八识空昧之体,佛陀谓之为“识精元明,”是老子所倡的虚无妙道的根本所在,如果老子不是现量证达“识精元明”,他便不会倡言“虚无自然”之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