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的中华寺

中华寺

　　在尼泊尔的万国佛教寺院群中，一座具有浓郁汉传佛教建筑特色的中国寺院非常突出，红墙黄瓦的高贵色彩，设计风格与故宫十分相似，这就是参礼民众最为集中的中华寺。

　　这是一座意义非凡的寺院，查唐代诸高僧求法文献，在印度、尼泊尔及斯里兰卡诸圣地求法的高僧唐代时已人数众多。玄奘大师已属求法高僧中的第一百位，义净大师求法时则西征人数更多。玄奘大师由西安沿河西走廊及丝绸之路经阿富汗、克什米尔等国去往印度，义净大师则由广州出发，走海路，经东南亚诸小国前往印度，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困难，就是在印度圣地“大唐无寺”，羁旅参学极端艰辛。

　　到中华寺以前，要经过大片的空旷原野和树林，举凡不太茂密的丛林，野草都长得没过人腰。虽然经常有行人和车辆在穿过原野的公路上经过，可闲散走动的放生牛、野鸡、野猪甚至狼群，都不时横穿公路，引得游人不时地惊呼。

　　几次巡礼这片圣地，每当到达中华寺，都会得到该寺住持怀善法师的诚挚接待。他陪我们一起用餐，一起交谈，一起参观。这是一位诚实、坚毅而又能干的老人。他原本住持江西萍乡的宝积寺，后来因中佛协启动了修建中华寺的工程而前往尼泊尔常住。他不仅是中华寺升座的第一任方丈，也是寺院建设过程的总管。因此，谈起中华寺的建设，他非常熟悉，有时也感叹：尼泊尔地价实在是非常便宜，五十块美金一亩，我们买下这片地没花多少钱。但是建寺庙就麻烦了，这里什么材料都没有啊！什么都得从国内往这里空运。

　　中华寺的布局很好，虽然面积不大，却彰显出十分到位的宫廷霸气。各堂口僧舍都挂出了非常醒目的规约和楹联，颇为怀善法师这位老禅和感到欣慰，不仅有福报天天住在佛陀的出生地，居然还将汉传佛教寺院完整地呈现在了天竺。当年求法的高僧们如果英灵还在，真不知道该有多高兴！

　　我随手抄录寺院上上下下的各堂口规约，这都是相当珍贵的资料啊！全是走出国门的汉传佛教住持精华所在。据怀善法师讲，规约是常住大众与中国佛教协会本部反复沟通，一再斟酌，才最终拟定的。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此举将使新世纪“文化拿来”和“文化输出”成为人类文化平等交流的重要方式。这是在西天佛土上最早出现的汉传佛教共住制度，我想价值近似于佛陀当年转动法轮时所制定的僧团戒律。

　　中华寺的兴建，缘起于蓝毗尼在佛教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现在的尼泊尔在佛陀降生的年代不是独立国家，仅是印度联邦国中的一个小国，只是后来才从印度领土中独立出去。佛陀在此地诞生后，转法轮、度众生，在大约七百多年前，印度佛法惨遭灭顶之灾，这些圣地就被一个一个地毁灭或埋藏在荒山野草下面。英国殖民者对于印度、尼泊尔的殖民统治，既是灾害，也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福音。七百年不知道自己祖先有佛教信仰的两国人民，居然经由英国考古学家们的不断努力，根据《大唐西域记》及《佛国记》等书籍，挖掘出了大量佛教圣迹，恢复了对于本国佛教历史的了解。其中贡献最大的是英国人康宁汉姆。

　　1896年，尼泊尔官员克哈德卡及德国人费约赫尔在蓝毗尼花园地区找到了阿育王留下的蓝毗尼石柱，对佛陀诞生的史实进行了初步确定。直到1939年，历经数次考核，教科文组织才确定蓝毗尼为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蓝毗尼为释迦牟尼佛诞生地已确认无疑。1956年，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参加佛陀涅槃2500周年纪念会时强调，要开发蓝毗尼，并将已倒的阿育王石柱重新树立起来。

　　1995年，中华寺建设正式启动。寺院以大雄宝殿为最高建筑，设“七堂伽蓝”，分别为大雄宝殿、三门殿、藏经楼、方丈院、禅堂、斋堂、钟鼓楼，以川字型布局，采取二进三重殿制，并适当考虑中国传统堪舆学理论，帮助落实“七堂伽蓝”的具体布置。

　　寺院的奠基选在1996年12月1日，这一天也正是发现证实释迦牟尼佛降生处的阿育王石柱一百周年纪念日。经过三年多时间的不懈努力，中华寺于2000年5月全部落成，并举行了佛像开光、方丈升坐法会，怀善法师担当第一任方丈。

　　在中华寺挂单期间，怀善法师委派荣贤法师带领我们参礼中华寺周边的佛教遗迹。荣贤法师告诉我们，蓝毗尼周边不仅有释迦牟尼佛出生地的遗迹，还有过去七佛在附近降生的遗址。于是我们兴致勃勃地向七佛遗址地进发，一边行走，一边感叹，这才是“满大街都是圣人”。

　　继续往前走，法师介绍还有更多佛陀的化迹就在周边，总体而言，以蓝毗尼为核心，周边是贤劫千佛一一化现的不同降生地。真是越巡礼，越羡慕蓝毗尼人的福报。这不仅是“满大街都是圣人”，他们所耕耘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可能是某位佛陀的降生地，甚至于有可能哪一位佛陀便是自己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