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思辨“确定”性背后的“不确定性”

　　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道次第“确定”背后的“不确定性”，法义的应机演化，修行者根性的难以确知，“法无定法”的经典教诫，一再提示以“不立文字”应对所有不确定性的合理性、与巧妙之处。

　　当前，恢复中国人对于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可是，文化自信是难以用隔越文化和佛法基本传承的方式凭空建立的，也不可能在道次第所形成的“刻板概念”甚至“新的教条”扭曲下得以建立，道次第绝非唯一的“道”，执理废事的问题是必须要关注的。

　　何况人的根基更非可用道理框死的“定法”，大众根基是不好说的，同样一个教授在不同人的应用过程中，实际上也已经不同了，任何正见的执行，都是经由人的阅历进行过改变的。所以，必须给予宽松无积滞的运用空间才能使人灵活准确地选准自己相应的法门。

　　禅宗“无门为法门”的法要中，所“无”掉的，只是进入法门的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讲，“无门”就是最合理、最精确、最适宜的门。道次第虽然可以使我们在心理上获得归宿感，可求道者不光是来找感觉的。

　　因此，严谨道次第的“合理性”，与对于不现实逻辑思维执着的危险性是同步的，次第越严密，思维者越容易对自己“现实情况不在道上”的客观实情失察（失去觉察），而让自己“甘以文字工作为业”，这一点，似乎是作为凡夫的大多数人所习惯的，当然也是人类惰性的一部分。

　　原本，教法系统的文字薰习是要服务于实修的，而大量文字工作者在找到自己的“合法性信仰位置”以后，“信仰实践”的概念便被悄悄置换掉了，不光彻底忘却了宗教实践的必要性，而且，即使遭遇更为高阶的实修者，也仍旧敢于调侃，当敬不敬，形成无惭无愧的我慢心，丢失对于自己“缺乏实证”的检点，让无义的文字空谈和文字游戏无限地“合法化”、“扩大化”。

　　中国历史早有明鉴，赵括“纸上谈兵”的公案（《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年轻时学兵法，谈起兵事来父亲也难不倒他。后来他接替廉颇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只知道根据兵书办，不知道变通，结果被秦军大败）是最好的历史教训。

　　道次第的“合法性”光环背后，最容易让人甘当赵括，而形成“普天下非赵括无以谈兵”的文化闹剧。时值今日，真是“天下赵括知多少”？事实上，中华文明从不如此追慕虚表，历来都将“务实与内省”作为文化活动的起点功夫，修行的态度则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