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帝王

　　佛教东传中国，与中国文化融和，产生了“佛教中国化，中国佛教化”的现象。千余年来，佛教能在中土扎根，繁衍枝叶，开出美丽的花朵，除了早期的译经僧来华，译经事业得以开展，各宗派的成立、弘扬，藏经印行，高僧弘化，佛教义理的普及，以及僧团的建立、改革外，历代帝王对佛教的护持，更是一项重要因素。

中国历史上护持佛教的帝王

　　中国历史上，与佛教因缘深厚的帝王相当多，或与高僧往来，或礼僧侣为国师，辅佐朝政，或更有帝王舍弃王位出家，他们护法的精神，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今依据朝代的递嬗，将之划分为四个时期，介绍说明如下：

一、东汉至魏晋五胡十六国时期

　　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土后，到了魏晋五胡十六国期间，国家、社会长期处于战乱，这些战乱的原因，大半来自王室的分崩离析，权力斗争，贵族间的倾压等，一时天灾人祸，百姓困苦不已。

　　佛法的弘传，除了靠出家僧侣外，要解除当时人民的苦难，帝王的力量自是不可忽视，因此，道安大师曾说：“今遭荒年，如不依国王，则法事难立；普施教化，自必广弘流布。”佛教与帝王关系的密切，可见一斑。

　　东汉明帝

　　中国佛教的起源：佛教初传中国，有各种说法，其中比较古老而最负盛名者，当推后汉明帝的感梦求法说，据晋袁宏《后汉纪》的记录：“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此一说法被视为中国佛教的起源。

　　佛道比法，启信护持：根据《汉法本内传》记载，在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来到洛阳后，汉明帝永平十四年，有道士上奏，声称欲与佛教僧侣论理比法。道士宣称点火不烧圣典，不料竟付之一炬，而佛陀舍利却放出五彩光芒，围观者无不惊讶叹息。一时，道士及宫中妇女等数百人，发心出家修道。朝廷于是敕令建寺安僧，是为佛教初传的佳话。

　　东汉桓帝

　　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桓帝在“宫中立黄老、浮图之寺”，“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将佛陀与黄老并行祭祠，把佛教看做是黄老道术的禳灾祈福，以求福延寿，长生不老。虽然如此，他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

　　魏陈思王

　　中国梵呗的滥觞：魏国陈思王曹植奉行佛教，长于文学。曾经在游历鱼山(今山东)时，听到空中梵天唱诵，内心感动不已，与之相和而创作梵呗，这便是中国梵呗唱诵的开始。

　　石勒、石虎

　　方便度化，消弭杀戮：五胡十六国时，佛图澄见后赵王石勒残杀无辜，心生怜悯，于是以神通、咒术等方便度化石勒，石勒自此皈依佛教，尊称他为“大和尚”。石勒死后，暴虐残忍的石虎为后赵王，因佛图澄救活其爱子石斌，因而对佛教产生信心，使百姓免于多次的杀戮之灾。

　　尊僧度僧，佛教兴盛：石虎由于受到佛图澄的感化，因此将诸多幼子送至寺院学佛，每年佛诞日，亲自到寺中为诸儿发愿；颁令全国，准予人民信奉佛教，允许汉人出家为僧。在石虎的护持下，佛图澄兴建的佛寺达八百九十三所，受业弟子近万人，华北的佛教因此兴盛，《高僧传》中形容：“佛法之盛，莫与之先。”佛教繁荣之景由此可见。

　　前秦苻坚

　　礼敬三宝：前秦王苻坚平生礼敬三宝，优遇高僧僧朗、道安等法师，并且躬聆讲说。他在迎道安法师到长安时，曾说：“朕以十万大军攻下襄阳，却只得到一个半人而已。”这“一人”指的是道安大师，“半人”则指习凿齿。他以殊礼恭敬大师，并谘以大政，可见苻坚对道安大师的推崇备至。

　　护持译经：道安大师驻锡于长安五重寺时，组成一个译经工作群，致力于经典的翻译、注疏，一时长安成为当时的译经中心，另外，他也制订僧团规矩，令弟子分散各地弘扬佛法。佛教能于中国生根发展，道安大师具有相当的贡献，其中受到苻坚大力的护持，其力量不可忽视。

　　此外，苻坚曾送佛经、佛像至高丽，为韩国、日本有佛法之始。

　　后秦姚兴

　　迎请罗什大师：前秦苻坚对鸠摩罗什相当仰慕，派遣大将吕光西征往迎，不料，在回程途中，吕光听到苻坚过世的消息而于凉州自立为王，鸠摩罗什也就滞留当地十余年。一直到姚秦时，姚兴终于将鸠摩罗什迎回中原。

　　护持译经：姚兴颇具善根，他尊鸠摩罗什为国师，经常一起研讨佛法；更设立逍遥园，恭请鸠摩罗什大师译经说法，全力护持，而他自己也参与译经工作。当时，有僧略、僧肇、僧叡、僧迁、道树、昙顺、道垣等八百多位法师协助译经，译出的大量经、论，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基础，姚兴可说功不可没。

　　姚兴精进禅修，研读佛经，曾着有《通三世论》及《后秦主姚兴与安成侯书述佛义》，安成侯姚嵩受姚兴影响，也虔诚信仰佛教。

　　中国僧官制度之始：为僧团设立僧官以规范僧团，是姚兴对中国佛教另一重大影响。他敕命鸠摩罗什大师的弟子僧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任僧录，这是中国佛教史上僧官制度的滥觞。

二、南北朝时期

　　南朝

　　南朝王室变迁，更相迭起，大部分的帝王都采取保护佛教的政策，尤以梁武帝最负盛名。由于帝王对佛教的保护，外国僧侣来华的情况盛行，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启发对经典的研究，为往后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国、整理内政、文教，是南朝政治、文化及佛教最兴盛的时期。

　　梁武帝起初研究儒学，后逐渐为佛教高妙之理所慑，他在《舍道归佛文》中说：“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愿依老子教暂得生天。”天监十六年(西元五一七年)废除天下道观，令道士还俗。后来更在撰述的《断酒肉文》中坚誓素食，并下诏宗庙不得用荤食祭祀。中国僧众素食之风从此建立。

　　梁武帝受菩萨戒，有“皇帝菩萨”之称；随皇帝同时受戒者，有四万八千人，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梁武帝常行普同供养，曾多次开设大规模的斋会，如无遮大会、平等大会、盂兰盆会等。四次舍身同泰寺时，为四众讲经，这是历朝帝王中前所未有。梁武帝也热心于佛教教理的研究，著作有《涅槃经》、《大品经》、《净名经》、《三慧经》等义疏百卷，其佛学造诣深厚，有以见之。

　　相传武帝的皇后郗氏，性好嫉妒，往生后堕为蟒蛇，痛苦不堪，因而求助于武帝。武帝为超度其夫人郗氏，制作《梁皇宝忏》，请僧礼忏。这部忏法，绵延千余年，至今仍旧不衰。此外，武帝也躬自阅读经藏而协助编修《水陆仪轨》，并设水陆大斋，使得冥阳两利，恩被古今。在位期间，创建光宅寺、开善寺、同泰寺等著名寺院，其中更为追荐父母而建大智度寺与大爱敬寺。据说，梁武帝在寺中行供养之际，对父母孺慕之情，油然而生，往往哽咽饮泣，左右使从无不感动流泪。

　　梁武帝亲自撰述佛书、提倡译经事业、建造寺塔、讲经法会，乃至于舍身、放生、布施等，在位时，寺院增加八百余所，僧尼增加五万多人，为南朝的佛教灌溉出美丽的花朵。在佛教历史上，与印度的阿育王，一东一西，相互辉映。

　　梁朝之后的陈高祖、文帝、宣帝等，也都是信奉佛教的帝王。整个南朝帝王护持佛教的情形，在杜牧脍炙人口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犹可窥见。

　　北朝

　　在北朝史上，经历有二次毁佛事件，对佛教的伤害相当大。然而，随着毁佛事件的主其事者相继过往，复兴佛教的事业也随之展开，如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等，为佛教带来另一片生机。其中，以沙门昙曜协助北魏诸帝的复佛成就最大。当时的僧只户和佛图户，不仅稳固了佛教教团的经济基础，对于当时国家、社会的重要设施，和安定人民百姓的生活也有很大的贡献。另外，在北魏复佛中，以佛教艺术的发展最为灿烂，包括寺院的建筑、佛像的雕铸等，其中以云冈石窟的雕凿更是给予中国佛教美术莫大的影响，石窟中，象征皇帝的佛像，高达六十尺以上，《魏书。释老志》形容其“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之后，龙门、巩县等石窟相继并起，云冈石窟成为亚洲佛教美术的根本。

　　北魏文成帝——下诏复佛，注入蓬勃士气

　　北魏文成帝在废佛的太武帝驾崩后继位，随即下诏复佛，其具体措施有：

　　人口众多之处允许建筑寺院，费用不加以限制。

　　身家清白，性情善良者，不限年龄，可准许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边境可度十个人。

　　据闻，诏令下达当天，即有人开始复建被破坏的佛寺，藏匿的佛像与经书也纷纷出现，为佛教的复兴注入一股新士气，尤其任命沙门统昙曜负责复佛事业的推展，对北魏佛教发展的贡献相当大。

　　北魏献文帝——铸像筑塔，佛教都市呈现

　　北魏献文帝深信佛教，常读经论，也好老庄之学。在位虽仅五年，然对佛教亦多有建树。他曾在西岭鹿野苑建石窟寺，有“凿仙窟以禅居，辟重阶以通术”的美称。

　　皇兴元年(西元四六七年)，献文帝于京都平城建造永宁寺，它是一座七级佛塔的建筑，高有三百余尺，规模之大，蔚为天下第一。此外，他也建筑了一座三级的石造佛塔，这座佛塔的栋、楹、榱、楣等，都是用石头交相重叠组合而成，其精巧严密，是京都一大壮观。据《水经注》记述，当时京都平城佛法兴盛，佛塔高耸，互相可望，法轮东转，此为最上。平城由于这七层和三层的佛塔屹立，而呈现“佛教都市”的景观。

三、隋唐时期

　　隋代

　　佛教在北周武帝时受到很大的伤害，由于隋文帝与炀帝积极复兴，为中国佛教全盛期的唐代佛教奠定稳固的基础。

　　隋文帝

　　结束纷争，下诏复佛：隋文帝结束中国南北纷争数百余年的局势，即位后，下敕：“好生恶杀，王政为本。”在京城及诸州置官立寺院，行道日禁绝杀生，修复荒废的寺院，奖励建立寺院。开皇十一年(西元五九一年)，诏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此后，不论公私，寺院如雨后春笋般林立，从皇帝、皇后到庶民、信众，皆行敬施，供养绢疋、净财等。

　　造寺抄经，僧众教化：文帝在位期间，建造寺院共三千七百九十二所，抄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整理经典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石像大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尊，修复旧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尊，对佛教事业的护持不遗余力。此外，文帝为怀念父母深恩，启建舍利塔，共有八十三处之多，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巨擘，影响后世极大。

　　隋文帝兴建大兴善寺为国寺，殿堂雄伟宏大，是隋唐以来，长安最大的佛寺，也是隋代唯一的国策寺院。文帝在此设有“二十五众”执行佛教教化的工作，所谓“二十五众”，是由二十五位通达佛教义理的高僧组成，专门弘扬佛法的组织。另外又设五位熟谙诸经论的“五众”，从事弘法教化。因此培养了许多学者僧及教化僧，提升佛法研究及对大众的教化工作。

　　宿植善根，简朴淡泊：隋文帝在冯翊(陕西大荔县)出生，由般若寺智仙尼师抚养长大。七岁时，尼师告诉他：“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十三岁时，才回到父母家。隋文帝性喜简朴，喜欢寺院里的钟声，偏好豆类制品，曾自言：“可能前世为一修道人。”文帝登位后，尼师已圆寂，不仅在群臣前屡次提及尼师的德行，并且亲自作传纪念，对尼师孺慕之情油然可见。文帝与佛教的因缘深远，以复兴佛教为己任的发心，不难想见。

　　隋炀帝

　　隋炀帝在历史上褒贬不一，有人以为他好大喜功，劳役百姓，但也有人以为他为国建设，福利社会。尽管如此，他对佛教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敬僧迎僧，建立道场：隋炀帝是文帝的次子，笃信佛教，为扬州晋王时，曾延请天台智顗大师到扬州，智顗大师为他授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他也敬赠“智者大师”名号，相惜之情，传为历史上一段佳话。

　　隋炀帝即位前，对佛教护持已相当热心。他曾创建二所道观及慧日、法云二佛寺。其中，慧日道场会集了当时江南佛教界高僧，并且迎请三论宗嘉祥寺的吉藏大师入寺住持，是为江南一大盛事。另外，他也在长安建日严寺，高僧彦琮、智脱、法澄、法论、智炬等，皆曾住此大振法雷，讲学之盛，冠于当世。

　　启建道场，弘扬文教：大业三年(西元六○七年)，以佛法治国的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学者、僧侣来华留学，隋炀帝特别启用洛阳鸿胪寺四方馆，聘请高僧负责留学僧的教育工作，举办讲座、法会，从事经典的校勘等。

　　隋初来自印度的高僧如那连提耶舍、闍那崛多、达摩笈多等，陆续应请入住长安，从事翻译工作，到了炀帝时，更在洛阳设立翻经馆，网罗译经人才，对佛教的文化、教育事业可说相当重视。

　　隋朝立国虽仅三十余年，然政治的统一，经济、社会、文化的稳定发展，加上文帝与炀帝对佛教的贡献，上承南北朝讲经、禅坐之风，下开唐宋各宗大盛之门，成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转捩点。

　　唐朝

　　佛教在隋朝奠定复兴的基础，唐高祖统一全国后，由于帝王对佛教的护持，使得中国佛教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各宗争鸣，百花齐放，高僧辈出，随着国家的威势，将佛法传播到东亚各地区。佛教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成熟期，呈现完全的“中国佛教”，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文学上都有很深的影响与成就。

　　唐太宗

　　唐太宗是位英明的帝王，他广纳谏言，知人善用，轻赋宽刑，海内升平，威及域外，世称贞观之治。这一时期也是我国政教合一的典型时代。太宗护持佛教，崇敬三宝，历代罕见，因此在大唐盛世，高僧硕学辈出，译经事业空前大盛，尤其佛教寺院林立，佛画推陈出新，诸宗并弘，文物灿然大备，为中国佛教最辉煌的黄金时代。

　　祈福建寺，度僧护法：唐太宗即位后，诏请有德高僧为国祈福，在七处战场建立寺院，延请有德僧侣住持，令朝暮钟鼓不断，举行超度法会，以慰亡灵。他曾下令全国三千七百多所寺院，每一寺院度僧五人，授权地方官府度人出家。

　　唐太宗为报答亲恩，将自己的旧宅改为兴圣寺。他为表明思慕太后之情，亲自撰写疏文，自称“菩萨戒弟子”。

　　崇敬三宝，护持文教：唐太宗对高僧大德相当礼敬，曾礼请华严祖师杜顺和尚入宫，畅谈佛法，赞叹和尚：“深得我心。”因而赐号“帝心”。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回国后，太宗对他的精神敬佩不已，几次劝请大师还俗辅政，但都为其所婉拒。后来，太宗为玄奘大师建弘法寺，寺内设置翻经院，一切的经费由国家供给，成就玄奘大师的译经事业。玄奘大师白天与太宗论道，晚上译经，先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三五五卷，为唐宋以下千百年佛教奠定弘化的基础。

　　唐太宗本身也深入经藏，曾研读《菩萨藏经》，致力于菩萨道的实践；并亲赐《瑜伽师地论》序，刻于石碑，即闻名至今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太宗于驾崩前，专注于佛法研讨，不仅感动于佛法的妙理，甚至表示与玄奘大师相见恨晚，未能好好弘传佛法。事实上，他一生崇法护法，礼遇高僧，促使唐代佛教兴盛，功不唐捐。

　　唐高宗

　　译经事业的护持：唐高宗与佛教有相当因缘，当他还是太子时，依玄琬法师受菩萨戒；即位后，为感念母恩，在长安建造大慈恩寺，设立译经院。高宗的太子李显出生时，便皈依玄奘大师，法号为佛光王，并设斋供养五千僧众。

　　高宗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对译经事业的护持。太宗崩殂，玄奘大师驻锡大慈恩寺，全心从事译经工作，译场开支，全由高宗供养。此后，玄奘大师也陆续在洛阳积翠宫、玉华寺等从事翻译工作，译有《大般若经》、《大宝积经》、《成唯识论》、《唯识二十论》等等，都是佛教经典中的巨擘。

　　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年)，玄奘大师圆寂，高宗痛失国宝，为此暂罢朝政，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

　　武则天

　　武则天原为宫中才人，太宗驾崩后，被安排到感业寺出家。再度入宫时，得到高宗的宠爱，被册封为皇后。高宗驾崩，废中宗，立睿宗，后来自登帝位，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历史上对她的评价毁誉参半，然而她信仰佛教，精通义理，承继太宗、高宗时的謢佛事业，使得唐朝尊崇佛教的热潮如日中天，功德难量。

　　奉佛于道教之上：武则天是个虔诚的佛弟子，唐朝以来的帝王都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武则天即位后，即下令奉佛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她以五戒教育世人，并以佛法治国。义净从天竺返国时，带回近四百部的梵本经、律、论及佛舍利三百粒。武后亲自到东门外跪迎。

　　护法济贫：武后奖掖华严，曾亲自参加《八十华严》的译经工作，完成时，特制御序；华严宗三祖法藏大师讲《华严经》，深获武后赏识，赐号“贤首大师”，后来法藏大师更以镇殿“金师子”诠释华严深奥之理，令武后更加佩服，特赐“康藏国师”之号，华严宗由于她的护持，更加兴盛。此外，武后设立悲田养病坊，帮助贫病者。

　　开经偈的流传：武后深具才华，文笔流畅，除了为《新译华严》作序外，也曾作《方广大庄严经序》和《新译大乘入楞伽经序》，显示她对佛教义理的深入与实际的体证。尤其她所写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千百年来，为佛子所赞颂不绝。

　　开凿石窟：中国佛教雕塑艺术在唐代能光芒四射，武后的提倡，功不可没，尤其以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佛的开凿，最负盛名。据闻，武后为了这尊佛像的开凿，“助脂粉钱二万贯”，并主持开光仪式。大佛呈现的宏伟气魄，正是武后与当时大唐盛世的精神写照。

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佛教虽不似隋唐时期各宗派的光辉灿烂，但已深入人心，不再被认为是外来宗教，有所谓的“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

　　清初时，顺治、康熙、雍正以及乾隆等皇帝虽然兴儒，但对于佛教也相当尊重、提倡，是清朝佛教的黄金时期。

　　顺治皇帝

　　宿慧善根，欣羡出世：顺治皇帝笃信佛法，个人精进参禅，与玉琳国师的往来，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数度想出家未成，著名的《赞僧诗》，表达了他对出世修道的欣羡。

　　康熙皇帝

　　迎请高僧，重振佛教：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将隐于山林的高僧一一延请至京师，使明末以来衰微的佛教，重现生机。他振兴佛教，出版藏经(于康熙五年，即西元一六六六年，开版《续藏》二三七部、《又续藏》一八九部，至康熙十五年，全藏始完成)，并拨款重修普陀山普济寺、金山寺、天竺碑文等。他曾说：“能仁之量，等于好生；佛道之成，关乎民隐。将使般若之门，随方而启；仁寿之域，举世咸登。”自谦弱冠之时，研诵经史，未暇读览金经贝叶，尊崇佛教之风，油然可见。

　　雍正皇帝

　　矫禅门之病，倡念佛法门：雍正在位时，礼喇嘛章嘉活佛为国师，在参禅方面，颇有造诣，自称圆明居士，曾撰《御选语录》及《拣魔辨异录》。他为了矫正禅门弊病，鼓励脚踏实地修行，以莲池大师为模范，提倡净土法门，促使念佛成为各宗派的基本修行，对于近世佛教的影响很大。

　　乾隆皇帝

　　刻印经藏，龙藏传世：乾隆皇帝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刻经及翻译事业的发展。乾隆三年(西元一七三八年)完成了我国历代各版钦定大藏经中部帙最大的《龙藏》，共一六○○余部七千余卷，工程的浩瀚，古今少见。乾隆二十二年(西元一七五七年)作《如来大藏经总目录》；二十四年，编纂汉、满、蒙、藏四译对照的大藏全咒；其后，又以十八年的时间，即自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将汉文大藏经译成满州语，对于藏经的刻印有卓著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与帝王护持佛教，以佛法治国有关，而中国佛教也在帝王的鼎力护持下，遍撒菩提种子，开出灿烂的花朵，不仅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文学、艺术、文化、社会等，更影响了现在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地佛教，形成北传大乘佛教系统。

　　今日的政治体制已与过去大不相同，我们真心盼望佛教的慈悲、平等、尊重、包容的精神，能够在现代民主文明的社会下继续发扬光大，启迪人心，为百姓谋福祉，成为净化社会永远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