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师77岁

　　印光大师年谱

　　沈去疾著

　　公元一九三七年 丁丑 民国廿六年 七十七岁

　　在苏州报国寺。

　　正月廿二日,复尘空法师书一(一)。

　　元月二十五,复慧才居士书(二)。

　　春,正月,弟子果智耀诣苏州报国寺皈依,赐名“智耀”(三)。

　　春,弟子杨信芳女士到苏谒师,告以己梦,遭大师严斥,曰:“莫瞎说!莫瞎说!以凡滥圣,招人毁谤。此梦更不许汝对人说,否则非我弟子!”(四)。

　　二月,朱寿观居士到报国寺皈依,赐法名“智持”(五)

　　季春,作《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重刻序》(六)。

　　五月十六日,复许焕文居士书二(七)。

　　夏五月,范古农送友求戒谒大师(八)。

　　张觉明女居士到苏州,与范古农同赴报国寺顶礼大师(九)。

　　张觉明女居士面谒请大师授五戒(十)。

　　夏,张慧滋居士专程诣苏垣顶礼大师,恭受五戒。大师诫之曰:“劫火炎炎,瞬息即发。宜速虔诵观音圣号,生则逢凶化吉,没则径登莲邦,分身普度,功德不可思议。”(十一)

　　七月廿三,复何希净居士书(十二)。

　　七月廿四,复吴桂秋居士书(十三)。

　　八月初三,复宁德晋居士书十七(十四)。

　　八月初四,复边无居士书一(十五)。

　　八月初六,费智俨经戴涤尘居士介绍,至报国寺关房前皈依,大师当日对其开示曰:“今生不求人天福报,来生不愿生富贵家。”谆谆以念佛求生西方相期许(十六)。

　　八月初八,致徐志一居士书(十七)。

　　八月十二,复易思厚居士书(十八)。

　　八月十九,复穆宗净居士书四(十九)。

　　秋,皈依弟子吴契悲居士诣报国寺,劝大师上灵岩山暂避敌机轰炸,大师曰:“死生有命,命若当死,避亦无益。”不从。吴劝说再三,至于泪下。大师握其臂曰:“汝放心可矣!”终不肯行。吴流泪而去(廿)。

　　九月十八,复宁德晋居士书十八(廿一)。

　　十月,复宁德晋居士书十九(廿二)。

　　是年初冬,日寇侵华猖獗,战火弥漫苏城。报国寺固有报国之名,佛子僧伽亦难再静修其中矣。大师遂顺应妙真和尚及众弟子恳请,于十月初十移锡灵岩山寺安居(廿三)。

　　十二月三日,复任慧严居士书(廿四)。

　　复某居士书(廿五)。

　　在灵岩山寺。时有人引领数日寇军官来寺,访问大师。日军官取出日本修订出版之《大正新修大藏经》赠送与灵岩山寺,大师当即婉言拒绝,曰:“此处僧众皆为念经僧人,非研究经文之僧人也。盍不将如此嘉美之《大藏经》转施诸专门研究家,更为相宜焉。”遂不卑不亢拒之(廿六)。

　　复周孟由问《心经》“色不异空”四句书(廿七)。

　　复游有维居士书(廿八)。

　　复战德克居士书(廿九)。

　　复郑棐谌居士书(卅)。

　　作《释门法戒录》序(卅一)。

　　作《印送〈净土五经〉跋》(卅二)。

　　作《阜阳资福寺重建念佛堂开莲社缘起》(卅三)。

　　(一)见《三编》卷一第二十页。

　　按:大师此函指出:“净土法门,理甚高深,事甚简易。......唯座下每日讲经毕,须率众念佛一小时,回向世界和平,人民安乐,勿多谈玄妙。”须认真体会之。

　　(二)见《三编》卷三第五七0页。

　　(三)见《纪念文集·老实念佛纪念恩师》

　　(四)见《永思集·致施戒园居士书》:

　　戒园先生净鉴:

　　久不晤,时在念中。昨雪筠姊自苏来书,悉印光老法师西归,并闻上海《觉有情》半月刊为吾师出纪念专刊。筠姊嘱芳与师之因缘记出登刊,方不负观音大士示梦之悲心也。

　　纪梦稿寄上,烦为送慕尔鸣路一一一弄六号(觉有情)刊社。嗟乎!师今去矣!常寂光中谅不责我多事耶?

　　忆二十六年春赴苏州谒吾师,告以梦景(在觉园时因人杂难沓故未说),师斥曰:“莫瞎说!莫瞎说!以凡滥圣,招人毁谤。此梦更不许汝对人说,否则非我弟子!”芳遵师诫,未敢以此梦公开告人,即先生前,芳亦未尝提及也,仅于二三戚友间,略言之耳。心尚窃意以为吾师此后住世,如果四载,则为乘愿再来之大势至无疑。今也四载,果端坐而化矣。闻讯之下,不禁泪如泉涌。自恨善根浅薄,觌面错过。疑乃学道之障,今始信及先生语。芳知过矣!(下略)

　　信芳顶礼

　　廿九年十二月八日

　　按:杨信芳女士之奇梦,时在民国廿五年上海觉园举行丙子护国息灾法会期间,或此之前。大师逝后,陈无我(陈法香)及陈海量等编辑之《永思集》中亦收入杨信芳女士此纪梦一文,后并附有《觉有情》编者按语。今将此文及觉刊编者按语录之于后。

　　纪梦悼印光大师 杨信芳

　　余十八岁时,肆业上海女子中学,有同学张孝娟女士住西门路润安里,与余交谊最深。其母张太太雅爱余,以亲女视我,故我亦以阿母称之,放学归来,辄膳宿于张家,习以为常。民国廿五年国历十一月廿三日夜,余宿张家,与孝娟共榻。中宵睡去,遥见观音大士立小岛上,环岛皆海,水天一色。大士身长丈许,璎珞庄严,手持净瓶,如世所绘。余则在一叶扁舟中。舟驶近岛,大士招手告余曰:“大势至菩萨现在上海教化众生。汝何昏迷,不去闻法?”余无以答。大士又曰:“印光老和尚是大势至化身,四年后化缘毕矣!”言讫而隐。忽骇浪滔天,舟几覆。余大呼救命,孝娟推余醒曰:“信芳,汝其魇耶?”余告以梦,相与一笑。翌晨,以梦告张太太,并问有否菩萨名大势至,有和尚名印光者?张太太固信佛,惊曰:“大势至乃西方极乐世界之菩萨。印光和尚之名,昔曾闻诸孝娟之父,云是普陀山得道高僧。”余问:“印光和尚今在上海耶?”张太太曰:“不知”余为之闷闷。次日读《申报》,见登有丙子护国息灾法会通告。乃知上海闻人请印光和尚来沪,在觉园主持法会。奇哉此梦!三人惊诧不己。乃与张太太母女同赴觉园,听印光大师说法,三人同皈依焉。余蒙赐法名“慧芳”,张太太“慧范”,孝娟“慧英”。愧余孽障深重,未能精进,今则携男抱女,终朝碌碌,业益荒芜矣。昨得苏友书,云印光大师己坐化于灵岩山。嗟夫!大师逝矣!化缘四年,竟符昔梦。余与大师有一段香火因缘,不可无词。垂泪走笔,语不成文。寄上海《觉有情》半月刊发表,藉志余哀,南无大势至菩萨。

　　二十九年十二月七日杨信芳记

　　《觉有情》编者按:杨女士记中有“四年后化缘毕”之语,尝疑曷弗早日发表,而必俟诸大师西归之日始布于世。追阅女士“致施君”书,乃知其曾遭大师呵斥,不许告人也。是梦之奇,在于未闻佛法之女生,且不知有大势至与印光和尚之名。女士感是梦,善根自不凡。不有是梦,孰知无边光之悲愿哉!

　　圆瑛大师曾于印老逝后作纪念诗亦提及此事:

　　乘愿再来势至身,圆通念佛训群伦。

　　风光本地无他术,声教当年自有真。

　　留窣堵波成永忆,弘摩诃衍显深因。

　　沦桑历劫浑无住,长葆心莲惜古春。

　　余诵杨信芳两文,低迥久久,屡欲有所抒言而不能笔之于纸,几亦疑己此时此身于梦中,敬成四句附记于次:

　　一叶扁舟在娑婆,风涛骇浪惊险多。

　　接引犹有《文钞》在,岂肯当面轻错过。

　　(五)见《永思集续编》纪念文十六朱寿观云:

　　"旋于廿五年七月望日,我镇启建佛七法会五十日,予亦参加念佛。次二月,承师叶居士摄引,往苏州报国寺参叩,皈依师尊,赐名‘智持’。蒙殷殷教示以孝亲教子,吃素念佛。慈悲言貌,永镌心腑。逢塔院落成。谨述信佛因缘,以作纪念。弟子朱寿观顶礼谨述。”

　　(六)见《三编》卷三第七五一页。

　　(七)见《三编》卷一第一二九页。

　　按:此函后附有《文钞三编》编辑罗鸿涛氏于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所作之题识,转述王薳居士关于大师为名画师张善子所畜虎儿授三皈依,说法赐名之故事。

　　复许焕文居士书二

　　赈资己交上海捐资处,今将收据寄回。光老矣!旦夕将死,何有精神办此大事!然光自民七年至今,所流通各经书,皆为预息灾祸之急务,但不遂捐赈之隧耳。汝之所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光自出家以来,发愿不住持寺庙,不剃度徒弟,不入各社会。自民七以来,各处慈善团体将捐册寄一或十至数十者,皆将原册挂号寄回。随我之力,另寄若干(不书于册,以免此册无用),每年均在一千以上。若再倡募,不至劳死不能也。光无寺庙,无徒弟,所有(见親)施,随来随用,绝不向人开化缘口。以僧多化缘,光不愿与彼同。纵谓光无慈悲,亦所不计。期免无知之人谓光藉此以求利耳。

　　所言张某之虎,乃从小养的,岂是有道以伏之乎!彼善画虎,故屡养虎。养一虎己死,前年又买得一始生小虎,日须以牛肉喂之,一年当吃二只多牛。乃玩物丧志,又令虎吃牛,实造杀业,何足称述!光谓其友曰:宜劝彼以素食喂之,勿令吃牛。又彼日日画虎抚虎,恐来生托质虎身,则可怜矣!是日其人与其儿女并一狗同来,狗尚欺虎,其儿女均可抚虎。去年来时,尚不及一岁,己很不小,来时提一洋铁罐,有时不听招呼,则将罐口向之。则便顺从。盖以其口大,恐吃它故。光一向不喜瞎张罗,故于放从小养之虎,完全不介意。若是以道德所伏者,尚可称述。此绝无称述之价值,何得无事生事!(民廿六五月十六日)(罗按):王薳居士“予与印光大师之因缘”篇曰:“亡友张善之,畜一虎,在网狮园。予偶言于师,师以野性难驯,终恐杀人。予以皈依请,师首肯。仍偕善子曳虎师前,为说三皈,并赐法名‘格心’。自是虎遂柔伏,未几化去,亦一异缘也。”陈海量居士于此文加按语云:“善子擅画虎,畜一虎自娱。师见之曰:‘此虎凶心尚在,当慎之。’皈依未久,虎毙。殆仗大师慈力加被,己脱畜生道欤?”大约当日焕友居士远道亦闻有此说,故具书大师而询之。而大师之答书老实开示,丝毫无自矜之意。大师之一生以不要学大派头为主旨,观于此书而益信。

　　民卅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罗鸿涛敬记

　　(八)《永思集·我之纪念印光大师》。

　　(九)见《永思集·印光大师画像记》。

　　余于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日,恭迓范古农老居士莅湖讲《阿弥陀经》。法缘殊胜,人多座少,皆恭立两廊,静聆法音。至佛诞日功德圆满后,乃请范老居士介绍同赴苏报国寺,请大师传授五戒,始得瞻礼慈容。言谈举止,与二次梦中所见无异。当在画像时,觉两手太肥大,屡思修改,终以欲符梦境而未果,是时留意注视我师两手,果与梦见无异,不禁欣喜之至,总观上来各谕,足见大师之慈怀谦德,识周虑远。其所以用种种善巧方便启迪余者,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所谓“若一味向外事上用心,恐于了生死一着子弄得难以成就”。深长思之,慈悲引导,无微不至矣。其垂戒之殷,虑患之周,实令余感激涕零,终身不能忘也。是为记。

　　庚辰腊月十五日

　　(十)见注(九)。

　　(十一)见《永思集·恭述本师德惠》。

　　(十二)见《三编》卷一第一三八页。

　　按:大师告诫何氏:“今人每务虚名,不修实行,此是学佛之一大障碍。若不作假,则一滴雨一滴湿,作假则如梦中吃饭,无益枵腹。”语词犀利深刻!

　　(十三)见《三编》卷二第五三三页。

　　(十四)见《三编》卷一第二一0页。

　　复宁德晋居士书十七

　　何得说许多空套子话!此种虚浮习气,非学道人所宜,况于师前说之更为不宜。曰人以豺虎之心,欲吞我国,吾国许多人私受日人之贿,为彼作走狗,致彼之凶势益大,使无人为彼用,决不至有如此之横蛮也。苏州日有飞机三五只经过,初曾炸过几处,近来但经过而己。苏人逃去十程之七。然逃之外边,其苦更甚;不逃者,尚安乐些。光老矣!一步不能移动。不该死,总不会死,该死则宁受炸死,不以迁移而受此种冤枉苦。

　　毒乳杀儿,比打胎溺女为多多。惜从古名医均未言及。不知者均归咎于命,而不知其非命也。凡女人气性大者,其儿女多死(生大气则死),纵不死,亦多病(小气则病)。女子从小就要习其柔和,则终身受福多矣。否则不但自己多病,儿女多死多病,家道不和,以致衰祸日现,此实立家立国之基本也。

　　又现今战事酷烈之极,为从来所未有。以后凶器愈精妙,人民愈难生活。无论老幼男女,均当念佛求生西方,庶不至生生世世受此苛虐。现在国难甚剧,凡一切人,均当一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以祈战事速息,人各安生。

　　光于六月廿八,以所作“普劝全球同胞同念观音圣号”之广告,寄上海新闻报、申报馆,令各登十天。七月初八开仗,报虽出而发送难周。又令漕河泾习勤所印七寸见方单张五十万,邮寄各省佛教机关,以战事停印。此文不独为战事,平靖后不妨再印。《达生编》后所附,当于平靖后相机而办。战事未息,事事不能进行。劝念观音广告,于报裁寄一分,祈展转普告大众,则利益大矣。

　　(十五)见《三编》卷二第三二四页。

　　按:此函乃概述山西五台山碧山寺子孙与五台山广济茅蓬诸僧人纠纷之事。碧山寺子孙喝酒吃肉,茅蓬诸僧成年修持,两相对照,前者殊觉难堪,小人之耻于独为小人也。遂贿通五台山区长、县长,勾结一气,欲将广济茅蓬僧人赶逐下山,且反诬毁谤茅蓬僧众恶于本山寺僧十倍,竟连山西省主席赵次陇及阎锡山等亦信以为真,其时著名佛教居士胡子笏亦正在五台山,也无法可设,只得陪同广济茅蓬之广慧和尚同来见印光大师,将事实真相一一说明。大师一面令茅蓬僧祷念文殊师利菩萨,一面委属台林逸(山西省驻京办事处主任)与赵次陇疏通解释。遂得赵氏之调停,处置妥当,始成一个文殊菩萨清净道场。其后大师又请沪上聂云台、王一亭、屈文六诸居士代为料理缘簿等善后事宜。此本一不易为之之大好事,而上海佛学新闻会、佛学新闻报社却有人污蔑、造谣中伤此事。遂使大师不胜愤慨,而有“人心之险,险于春冰”之叹。

　　欲了解此方面有关情形者,可参阅:

　　《五台碧山寺由广济茅蓬接法成就永为十方常住碑记》(民国十八年,《续编文钞》卷下一六七页)

　　圆瑛法师:《清凉芬芳普济寺十方碑记》

　　(明暘《圆瑛大师年谱》第二一0页)

　　《复无边居士书一》见(《三编》卷二第三二四页)。

　　胡子笏(一八七七——一九四三),即胡瑞霖。近代佛教居士,佛教教育家。法名妙观。原藉湖北黄陂,寄居江陵。曾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学修政治经济。毕业后归国,于武汉创“实业奖进会”。一九一八年任福建省省长,旋辞职而去。又为黎元洪聘为总统府顾问。因感人世无常,有为不实,遂萌出世学佛之念。一九一九年,听太虚说法,有所感触,遂虔诚皈依三宝,此后即绝意仕途,潜心内典,断荤茹素,勤修六度,过午不食,数十年如一日,未稍懈怠。一九二三年,太虚创办武昌佛学院,胡为发起人之一,每年分担经费四百元。一九二四年,复以钜资襄助北平慈应寺之藏文学院建立。一九二五年,出席参加日本召开之东亚佛教大会,在会上严辞指斥日本政府宣传的所谓向中国“报恩”,实质是“二十一条”条约。为中国人伸张了民族气节。一九三三年,因避日寇侵扰,全家迁入五台山。于是山中闭关,就碧山寺东侧筑莲花精舍,作为穴居修行之所。一九三九年,于五台山显通寺设立汉藏学院,由其通藏文的三个女儿任教授,培养翻译人才。一九四一年,赴北京创办大乘佛教弘化院,前后两期,受教僧侣百余人。返五台山后,复于显通寺开设藏文研究班。一九四三年秋,于五台山筹设佛教补习班,专弘戒律。未几天突然病逝。世寿六十又七。未见其有佛学著述传世。于创设佛学院培养僧才方面,功不可没焉。

　　(十六)见《永思集·哭师座光公》。

　　(十七)见《永思集·大师遗教》。

　　《致徐志一居士书》 (二十六年)

　　慧章鉴:

　　念佛之法,各随机宜,不可执定。然于一切法中,择其最重要者,莫过于摄耳谛(详审也)听。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行住坐卧,均如是念,如是听。大声小声,心中默念,均如是听。默念时,心中犹有声相,非无声也。《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念佛时能摄耳谛听,即都摄六根之法。以心念属意根,口念属舌根,耳听则眼必不他视,鼻必不他嗅,身必不放逸懈怠,故名都摄六根。

　　摄六根相念,则杂念渐息,以至于无,故名净念。净念能常相继不间断,便可得念佛三昧。三摩地即三昧之异名,吾人随分随力念,虽未能即得三昧,当与三昧相近。切不可看得容易,即欲速得,则或致起诸魔事。得念佛三昧者,现生已入圣位之人也。故须自量。

　　随息之法,在《净土十要》第五。“宝王三昧论”第九,此生他生一念十念门,观之自知,故不多说。

　　(十八)见《三编》卷二第四三六页。

　　按;此函中指出:“凡种种‘宝卷’,皆外道借佛法中一事而瞎造者。《高王经》为大藏所无。”此函乃大师纠正当时佛教教徒中无知识者之若干错误观念。函末有训诫易思厚之一段文字,颇有意思,录之如左:"寺中皈依,若升座说,则未升座前,客堂顶礼知客师,方丈顶礼和尚。

　　和尚上座,跪拜要一小时多。下座,送和尚到方丈,又顶礼。又顶礼站班各师及知客师。汝函祈皈依,顶礼之字都不肯写。太把皈依三宝事看得轻了!光若不说,光亦罪过,故再说之。”

　　(丁丑八月十二日)

　　此等例子。大师文钞中数见之。类若情形,阅世深者亦每多察之。此种情形大致有二者。一者,不知规矩,不懂事体(事情之本体)之轻重意义;二者,乃狂妄自大之徒。故大师每每诲人曰:佛法真利益唯有敬、诚者得之。真诚、恭敬是为学佛入门阶级也。

　　(十九)见《三编》卷一第一六0页。

　　(廿)见《永思集·敬贺印光大师往生安养》:

　　"余亦大师皈依弟子之一。最后一面,在廿六年秋,苏垣初遭空击之前。时沪战己起,苏垣风声紧急。乃造报国寺谒师,劝即上山,以避轰炸。师不从,曰:‘死生有命,命若当死,避亦无益。’余云:‘师日后生西情形,与大众净土信仰,关系至巨,师即不为自身安全计,曷不为大众信仰计乎?’师云:‘勿作是言。’旋劝再三,终不肯从,最后,师握余臂曰:‘汝放心可矣!’余云:‘我非为己不放心,实为师不放心耳。’言时不禁泪下,遂告别。”

　　(廿一)见《三编》卷一第二一一页。

　　(廿二)见《三编》卷一第二一三页。

　　(廿三)见《永思集·行业记》:“二十六年(七十七岁)冬,为时局所迫,苏垣势不可住,不得己,顺妙真等请,移锡灵岩。”

　　按:大师移锡灵岩山之时间在一九三七年,民国廿六年冬。然确切之时月日期,后人都无详明记载。其实大师自己记之甚清楚,是该年夏历十月初十,见大师文钞《三编》卷一第一六五页《复独山杨慧芳书三》:

　　"手书备悉,光于前年十月初十,避难于去苏垣廿馀里之灵岩山寺。今己七十九,旦暮将死。”

　　(廿四)见《三编》卷二第三三二页。

　　复任慧严居士书

　　来函既云学密,其慰。须知学密,身口意持咒,三密相应外,观相正确,方有相应。若得即身成佛之地位,恐不容易耳。佛法广大,方便多门。念佛一法,知易行难。若得一心不乱,亦是无上法门。三根普被,带业往生。前领《净土十要》,及《一函遍复》,有暇多多阅览,佛力自力之易难,当可明白。念佛一法,尤其专心无二。若学此学彼,纵将三藏十二部读得烂熟,仍于生死无关。劝足下一心念佛为隹,如不听光之说,以后不准来信。

　　廿六年十二月三日

　　(廿五)见《续编》卷上第一二二页。

　　按:此函未署年月时间,以信中言及“前年一军官,系山西繁峙县人,姓续,以国家不得太平,至中山陵剖腹自杀,被人救未死”等语,又续姓军官即续范亭,续将军中山陵剖腹在一九三五年,则此函在一九三七年写。唯不知“某居士”为何人。函末引用古人名言至为精辟:“力行之君子,得一善言。终身受用不尽,不务躬行,纵读尽世间书,於己仍无所益,如真龙得一滴水,可以遍雨一世界,泥龙纵泡之水中,也不免丧身之祸。”

　　(廿六)见中国文史出版社《名僧录·回忆印光法师二三事》:“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国土之时。有一天,我们一些青年僧人亲眼看到有人领着几日本军官来寺内找印光法师谈话。最初他们谈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看得出法师态度严肃,有拒绝某事之意。其后,日本军官拿出日本修订出版的《大藏经》(它是各种版本中内容较广泛的一种书)送给灵岩山寺。我们青年僧众认为是日本人看得起灵岩山寺,才把他们最好的《大正大藏经》送给我们。可是印光法师当即委婉地说:‘我们这里的僧众都是念经僧人,不是研究经文的僧人,请把你们这么好的《大藏经》转送给有关研究人员吧。’就这样,拒绝了日本军官的赠送。这件事,唤起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思想,对我个人启发教育更为深刻,使我至今不忘。”

　　《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年)高楠顺次郎博士等发起,十三年创刊,至昭和七年(一九三一年)编印完成,所收异本最富。丽、宋、元、明四藏之外,并对校圣语藏本、宫本、敦煌本、写本、古佚本,以及各种流通本。后十三函为续编,多收日本著述。共八五函,三0五三本,一一九七0卷,八0六三四页。每页分上中下三栏,每栏二十九行,每行约十七字。方册本,为现代佛教藏经中最为精审、丰富之藏经。故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佛学亦皆以此为典。

　　按:大师于此《大正藏》亦颇珍重,一九0五年(光绪三十一年)获悉日本弘教书院刻印大藏经,乃将自己于北京琉璃厂购得之《拣魔辨异录》托杨仁山居士寄与日本,请附入藏中。然当此时此际,形格势异,日军入寇中华,大师自以凌厉冰操峻严拒彼恶魔之馈赠也。

　　(廿七)见《续编》卷上第八页。

　　(廿八)见《续编》卷上第一一0页。

　　按:此函大师又述及显荫夭亡事,其爱惜、痛悼之情溢于言表,且谆谆告诫游氏:“须谦卑自牧,勿以聪明骄人。愈学问广博,愈觉不足,则后来成就,难可测量。”信函之后半部分复又开示净土法门根本要义,指出:“此法若无宿根,勿道普通人不能了澈,即彻悟自心,深入经藏之出格高人,亦多半不能了澈。......汝且勿以看过为事,当以熟读深思,方知光言无谬。”大师之爱护游氏,亦可谓恩泽厚矣。大师逝后十周年,由罗鸿涛编辑,德森、妙真法师及窦存我居士校订,慧容楷书誊清完成之文钞《三编》稿本交付上海《弘化》月刊编辑部印刷出版。其时游氏为《弘化负责人,迁移时日,畏首畏尾,终未将《三编》印行通流,末后竟将手稿退还灵岩山寺了事。此稿本存于山寺藏经楼中,历劫而获全璧,尘封四十馀年,“文革”后灵岩山寺方丈明学大和尚偶于藏经楼中检得,丝毫未损,复商于莆田圆拙老法师。圆老非唯慈悲赞同,且亟力助成,偕同持德法师及数位热心居士亲与其事,遂将《三编》文钞于一九九0年仲冬,由莆田广化寺校订印行流通。古人云: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信哉!游氏心行固不克当此重任,亦无此福报,法缘耳。

　　(廿九)见《续编》卷上第一九一页。

　　(卅)见《续编》卷上第二一六页。

　　(卅一)见卷下第一二一页。

　　按:《释门法戒录》,近代湖南郭涵斋居士编辑、摘录。

　　(卅二)见《续编》卷下第二四四页。

　　(卅三)见《续编》卷下第二五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