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贡献

　　中国佛学院讲师道坚

　　一 佛教与中国文学

　　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也就是带来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律体诗和俗文学(包括说唱文学、通俗小说、戏曲等)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作用;在内容方面,主张就人生而观其无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变转幻化,从而为文人开拓了新的意境及超现实的想像力,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 佛教翻译文学的形成

　　从汉末到西晋,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等人采取直译的方法翻译佛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宋高僧传·安世高传》)东晋以来,佛经翻译家逐渐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新的园地。如姚秦时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译文宏丽优美,语意显明晓畅,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常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对文学界影响很大。佛陀跋陀罗等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澜壮阔,宏伟瑰奇。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经》,传述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韵文形式的传记文学。《大方广佛华严经》和《佛所行赞经》这两部佛经的文学色彩极为浓厚,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小。中国汉魏以来,散文和韵文日益走上骈俪的道路,此时的佛经翻译家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译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这种新文体对改变当时中国文学的文体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学发展。

　　佛教经典重视形式上的布局和结构,如《佛所行赞经》、《佛本行经》、《普曜经》等是佛教长篇故事,内容丰富,情节感人,人物构思缜密,对后来的长篇故事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须赖经》等是小说体作品,《维摩诘所说经》、《思益梵天所问经》是半小说体、半戏剧体的作品,这些形式、体裁在中国唐代以前基本上是没有的。上述佛典的译出,对于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曲的产生和繁荣,有着启迪、鼓舞和推动的作用。

　　佛教经典在宣讲教义之时,常使用通俗易懂的譬喻体,即以丰富的故事情节展现有关宇宙人生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如南齐求那毗地所译出《百喻经》二卷,列举譬喻故事98条,就是一部文笔朴素、情景感人的文学作品。当年鲁迅先生曾把它当作中国思想史上的资料进行研究,从中吸收有益的成份,并捐款刻印,广泛流通。从文学史上看,譬喻体文学的译出,对我国后世的寓言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 佛教推动音韵学和律体诗及诗歌的产生和发展

　　佛教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十分巨大,如伴随着佛教而传入的印度声明论,导致南朝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从而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中国古代也注重诗歌的音节及声律的探讨,魏李登就曾作过韵书《声类》(已佚),但并没有形成一定的音韵学规则。晋宋以来,居住在建康的一批善声水门和审音文交,曾在一起研究过音韵学。齐梁时代文学家沈约、王融和周颙等文士,在佛教《涅槃经》等梵声学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词的格律。沈约等人发明声律论,既吸取了我国古代音韵学研究的成果,同时也直接受到了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沈约所撰《四声谱》(已佚)提出八病之说,强调作诗应避开八种音律上的弊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有违格律的过失。沈约一派诗人创伤的诗歌,体裁短小,十分重视声律,史称“永明体”。“永明体”标示着我国诗歌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使中国的诗歌更加注重格律和音节的美学化,对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巨大。

　　中国诗坛在魏代中期以来,玄学思想成为诗歌的主旋律,即所谓的“玄言诗”。在东晋时代,佛教般若学广泛流传,大乘空宗的一切皆空而无所得的思潮给当时诗人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一些佛教学者就在玄言诗的土壤里,诗词意境里注入般若空宗的理念,形成了一种优游自得、寂静恬适的诗境。如东晋佛教般若学者支道林就是当时最杰出的佛教诗人。支道林不仅娴熟佛学,还精通老庄哲学,所以他的诗结合老庄思想,文采冲逸,才藻新奇,极得文人的赞赏。当时著名玄言诗人孙绰、许询、王羲之等人都跟支道林交游,一起探求玄理,并深受其影响。晋宋之际的大诗人谢灵运也对佛这有精湛的研究,还曾和慧观法师一起担任过《大般涅槃经》的润文。他善于刻画自然山水景物,意境悠远而空灵,对于山水诗的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早期除以佛理入诗之外,还有专以诗文吟唱佛理的,如支道林的《咏怀诗》、王齐之的《念佛三昧诗》、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和《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谢灵运的《净土咏》、梁武帝萧衍的《净业赋》等等,对后来的诗歌都有很大的影响。

　　唐代禅宗的兴起对唐代文学的发展和密切关系,禅和诗都注重内在的体验,重视象喻和启发,追求言外之意趣。禅宗对这种宗教实践和诗歌创作实践提供了相互沟通的的桥梁。在唐代,一些著名诗人谈禅、参禅,以诗文表达心中的悟境就形成了禅趣禅理盎然的禅诗,而禅师也和诗人相互酬唱,以诗来表达人生的理想和证悟的境界,从而表现浓郁的诗词禅学化,为唐代诗歌创作打开了新的一页。任运自然的禅宗思想给诗歌的内容以强烈的刺激,丰富了诗歌的意境,使诗歌的面貌更为多姿多彩。如唐代的王维不仅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居士,他还是唐代著名的画家、诗人,兼通音乐,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齐名,号为“诗佛”。王维的诗主要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居生活和佛教禅理。和王维同一类型的诗人如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他们的诗歌都引证佛典,意境深远而典雅,佛理与情景交融。唐代还有以俗语表述佛理禅机的,如王梵志、寒山子、拾得等人。这些人的诗歌以平实质朴、浅显易懂的语言,但意境上寻求超越世俗的生活,禅趣横溢。其中寒山诗深受白居易、王安石等人的推崇,影响久远。

　　宋代是禅宗隆盛时期,一些文人也以奉佛参禅,与名僧交游为时尚,如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杨万里等人,多以佛理入诗,甚至取材于禅宗语录,这种以诗歌风格,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诗歌创作。

　　(三)佛教导致说唱文学——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的相继产生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佛教对于说唱文学和小说的影响,比对诗歌的影响还要显著。自南北朝以来,佛教为了弘法的需要,开始推行经文的“转读”、“梵呗”的歌唱和“唱导”三种宣传教义的方式。由于诵读、讲说、歌唱、赞叹等形式多样化,说唱结合不仅开佛教俗唱的风气,而且有变文之作,继之有宝卷、弹词、鼓词等文学艺术出现。

　　佛教经典中的颂文称为“偈颂”,是可以用来咏唱的,但在转梵为汉后,因限于字义音韵等原因而不能歌唱了。于是有人用印度的声律学制成曲调来歌唱汉文偈颂,形成了中国佛教音乐——“梵呗”。佛教为了弘法的需要,让艰涩的语言转变成通俗易懂的俗语,由经师来担任佛经的转读和梵呗,使佛教生活化、艺术化,同时又影响了中国俗文学的发展。

　　唱导也是重要的佛教通俗化的重要形式,本来和经师不同,不是以讽咏佛经为主,而是以歌唱缘事为主。梁陈之际,经师和唱导便合流了。中唐以后,由于民间的口语有了转变,讽咏佛经一般人已经难以听懂了,于是又将经文译成唐代俗语,这就是“变文”了。变文是佛教影响中国通俗文学的肇始。凡将佛陀的本生故事绘成彩画,称为“变现”,后来发展为说唱佛经故事,这种唱出的文词,称为“变文”。唐代流行一种叫做“转变”的说唱艺术,“转”是说唱,“变”是变易文体。表演者一边展示佛教故事图像,一边说唱故事。转变时使用的图像称“变相”,说唱故事的底本称为“变文”。变文的起源,与佛教经典文体和六朝时代佛教通俗化有直接关系。寺院僧侣为了采取通俗化的传教方式,经常举行以变文为话本的通俗说唱,这就是“俗讲”。俗讲由两人主持,先由引导者“都讲”高唱一段经文,随后由俗讲法师加以详细解说。这种吸取中国民间说唱的特色增加佛教故事化的成分,采用韵文散文结合、有说有唱的新形式演唱经文,达到了吸引听众,开导人心的作用。这种有唱有说、诗文合体的艺术形式,开我国说唱文学的先河。变文吸取中国传统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记叙曲折,情节生动,故事性强,文字通俗明快,韵散结合,为大从所喜爱,不仅保存了大量古代长期流传的传说故事和流行口语,而且开创了一代较为自由的新文风。

　　变文虽为人民大众所喜爱,但不能登大雅之堂。北宋真宗赵恒明令禁止变文流行,佛教寺院里讲唱变文之风因此而消亡。然而,继变文之后,由变文演变而成的以唱为主的宝卷,受变文影响而成的弹词、鼓词、诸宫调及以讲为主的讲史、小说的话本相继形成。

　　宝卷形成于宋代,盛行于明清。以用七字句、十字句的韵文为主,间以散文。以佛教故事为题材,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和赏善罚恶思想。如现存的《香山宝卷》,传为北宋普明禅师的作品。还有《鱼篮宝卷》、《目连三世宝卷》等,都是宣扬佛教故事的。受到佛教宝卷的影响,明清以来逐渐也流行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宝卷,使宝卷发展成为一种曲艺。弹词形成于元代,盛行于明清时期。表演者大都一至三人,采取有说有唱的形式。乐器多数以三弦、琵琶等乐器伴奏。鼓词流行于明清时期的北方,而弹词则盛行于南方。诸宫调起源于北宋,流行于宋、金、元时代,讲唱结合,以唱为主,唱的音调运用当时流行的曲调改编而成。诸宫调以不同的宫调演唱数以万言的长篇故事,杂以说白,直接影响了元杂剧的形成

　　(四) 佛教为古典小说和戏曲提供了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

　　中国先秦小说不受士大夫阶层的重视,以为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不能登大雅之堂。从六朝开始出现志怪小说,唐代有传奇讲史,宋人有话本小说,无明以来有章回小说,小说逐渐才自成一派,登上文学的殿堂,甚至与诗歌分庭搞礼。小说叙事性的文学体裁之一,它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我国古代一些小说在体裁结构、故事来源、艺术构思和思想倾向等方面都受到佛教的影响。

　　唐代佛教僧侣创造的变文是用俗讲的方式来说唱佛经,俗讲影响了唐人的“说话”。“说话”即运用通俗的语言演讲故事,是一种说唱艺术。宋代又演变为“说话人”在说书场演讲故事。“说话”的故事底本为“话本”,“话本”分为“讲史”和“小说”两类。前者多用浅近文言初具长篇规模,后者多半为白话短篇。如宋人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七章,缺首章,是叙述唐三藏玄奘和猴行者西天取经的故事。其为长篇章回小说的雏型,由话本小说进一步发展为章回小说,分回标目,故事连接,段落整齐,成为明清时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发展和形式。

　　佛教对我国古代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提供故事来源,启发艺术构思。我国上古文学作品注意“辞达”,风格质朴,不利于小说的创伤和发展。而佛教典籍则广取譬喻,以寓言、故事来说明教义,往往把佛理融化在华丽奇妙的文艺形式里,取得形象教化的成效。佛教典籍的流传,有利于打破中国小说的博物、逸闻、笑话等传统题材的束缚,为小说创作打开文阔的天地。六朝时佛道盛行,形成了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从而产生了许多志怪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颜之推的《冤魂志》、吴均的《续齐谐记》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还有如王琰的《冥祥记》、刘义庆的《幽明录》等,是专门宣扬佛教善恶报应及轮回思想的作品。

　　佛教经论中的故事情节丰富了中国小说的思想和内容。如鲁迅先生就认为六朝人志怪思想的发达得益于印度佛教的输入,他还根据段成式《酉阳杂俎》的说法,指出阳羡鹅笼书生的故事实际上是吸取三国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十八条中“壶中人”的故事演化而成的。

　　再如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在民间流传的唐僧玄奘大师印度取经的故事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浪漫主义神魔故事小说。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起源于著名的佛教传记《玄奘法师传》和佛教游记《大唐西域记》,并结合《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求学经历,描写了唐僧西去经历八十一难的传奇故事,表现出佛教思想的深刻烙印。又如《封神演义》,是演述商末政治纷乱和周武王伐商的历史故事。书中叙述的三十六路伐西歧,也同样受到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和《降魔变文》的启示。书中不少佛仙斗法的描写,其中许多人物直接取材于佛典。如哪吒的原型就是佛教四大天王中北方毗沙门天王的三太子“那吒”,是一个佛教护法神。

　　佛教哲学也影响到古典小说的创作。如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描述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封建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其开卷题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眼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表现出人生如幻的出世思想。《金瓶梅词话》描述了市侩的暴发户西门庆的荒淫无耻形象,并以他的一生起落,现象地说明了欲海无厌的可悲下场。如小说《红楼梦》,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很大,对命运和人生都有深刻的反省。

　　我国元代杂剧表演形式出现后,才有结合乐歌、舞蹈、科白的正式戏剧。元杂剧不仅取材于传奇和小说,有的还直接引入佛教故事。元杂剧分为12科,其中“神头鬼面”就包括佛教的题材。如郑廷玉的《布袋和尚》、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等都很著名。明代杂剧《观世音修行香山记》、《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等,也都是戏曲中深受佛教影响的明显例证。

　　(五) 佛教对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

　　佛教不仅对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佛教提倡的思辨方法、直觉方法,与文学创作的理论思维有许多默契之处;佛教重视超脱客观环境的牵累,追求清净的精神境界,与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人们的审美认识,也有某种相通之处。因此,佛教学说深刻地影响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佛教提倡以神秘的直觉来证悟最高的真理,因为最高的真如是文字语言不足以表达,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都是难以把握本体的世界的。那么如何去真切地了知实相的世界呢?佛教提出顿悟说。即真理玄妙一体,不可分割,证悟真如之理,与理冥符,没有分别之心,也不用渐次的进程,在生活的当下悟入真如境。直觉的审美观就影响到一些诗人的文学理论思想,如南朝梁代的刘勰,曾依止僧祐大师学习十余年,并帮助僧祐编著《出三藏记集》十五卷。他所撰著名的文学批评典籍《文心雕龙》十卷,与钟嵘的《诗品》并称中国文学批评典籍的双璧,书中多取佛教条目,以建立文章轨则,又会通梵华音义,以诠释他的文艺思想。《坛经》认为“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众生对本性由迷到悟的转变在一念相应,觉悟到本性就是佛,一刹那之间完成。在佛教言语道断说和顿悟说的影响下,唐代诗僧皎然作《诗式》,专门讨论诗歌的体制和方法。文中极为赞赏他的远祖谢灵运的诗作“发皆造极”,有“空王之助”,达到了诗人的最高境界。唐末司空图(837—908)作《二十四诗品》(简称《诗品》),继承和发展刘勰、皎然的思想,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作品形象特色,追求以意会而不可又言传的“韵外之致”、“昧外之旨”,即作品的弦外之音,把韵味和含蓄作为诗歌的首要艺术特征。后来的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作《沧浪诗话》,运用佛教的顿悟之说,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追求意在言外的深远意境,强调诗要有形象思维,要有审美判断,对文学理论有很大贡献。清代王士禛(1634—1711)作《带经堂诗话》,继承前人的文学批评理论,提出“神韵”说。“神韵的的特征是含蓄深远,意余言外,被认为是诗家三昧的一种重要艺术准则。

　　除顿悟说、妙悟说和神韵说外,诗论界还有以佛教因明学论诗,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子(1619—1692)的“现量”说为代表。现量是对事物形象的直觉体验,指感性认识,因而诗歌也不宜凭空推敲,不能脱离现实的人生倾向。唐宋以来的文学评论著作,十分重视“境界”的理论。境即指客观存在,境界是指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也就是“意境”。

　　佛教对文学批评理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禅宗。宋代以禅喻诗已经成为风气,诗禅之喻几乎成为流行的口头禅。一些诗僧和文人纷纷以禅家的理论来论述诗词的创作、欣赏和评论。

　　(六)佛教为中国文学语言宝库增添新的词汇

　　随着佛教典籍的翻译和流传,佛教典籍中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被引进了我国六朝尤其是唐以后的文学作品,其中源于佛教的成语,几乎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百分之九十以上。印度和中国佛教的新词汇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宝库,使汉语言的表现力更为灵活,为中国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佛教用语也逐渐变成了汉语系的日常用语,如世界、实际、如实和实相等,是佛教阐述本体论时的常用语,如相对、万法、现象、事法等是描述佛教现象学的用语,如觉悟、解脱、涅槃、顿悟等,是指佛教通过修行达到的人格自由与解放境界,如众生、六道、有情、无情等,是佛教的生命观,如净土、彼岸等,是佛教描述不再有世间烦恼的理想社会的用语,如知识、唯心、比量等是佛教方法论用语,等等。源于佛教的语言如六根清净、拖泥带水、大慈大悲、生老病死、心猿意马、本地风光、唯我独尊、不可思议、冷暧自知、皆大欢喜、菩萨心肠、大千世界、天龙八部、当头棒喝、现身说法、借花献佛、呵佛骂祖、痴人说梦、蒸沙成饭、泥牛入海、井中捞月、功德无量、五体投地、丈六金身、僧多粥少、苦中作乐、“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上述种种佛教语言现象,随着佛教的通俗化弘扬,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用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词汇内容非常广泛,几乎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我们的政治、文化、经济、哲学、文学等内容,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方便了人们的思想交流,在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