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弘道以利物，唯饰智以惊愚

梁武帝

　　梁武帝的历史教训，更是从历史上，让我们警惕于“尚贤与执着形式”的重大危险。宋代赞宁大师的《续高僧传·智藏传》曾赞叹梁武帝，谓之：

　　“逮有梁革命，大弘正法”（《大正新修大藏经》，《续高僧传五·智藏传》）

其《慧云传》又说：

　　“梁高拨乱弘道，偏意释门”（《大正新修大藏经》，《续高僧传二十五·慧云传》）

　　“革命”这个词汇，唐以前就已经开始用了；拨乱，反之则正；梁武帝偏意释门。

　　众所周知，他是个举足轻重的历史名人。虔诚信佛，几次出家，六艺备闲，基登逸品。虽登大位，万机多务，犹手不释卷，燃烛测光，常至戊夜，亲注《大品》，造《断酒肉文》及《净业疏》，于同泰寺剃度而升座讲《涅槃经》。又撰写《通史》六百卷，《经海》三十卷，《五经义疏》、《讲疏》等合二百余卷。

　　他亲自制文发愿，祈凭佛力永弃道教。晚奉佛道，日止一食，膳无鲜腴唯豆羹粝饭而已，事忙则忘食。日才过中便漱口而坐，又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惠》诸经义计数百卷。于同泰寺升座时，名僧硕学听者常万余。布衣木棉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断房室，不饮酒不取音乐。此后勤于政事，冬则四更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cūn）裂……。

　　这一看我们就知道，梁武帝是个了不起的人，甚至是个伟人，何以至于落一个“饰智以惊愚”的说法？

　　诸葛亮《出师表》被认为是千古美文，其“近贤臣，远小人”是人所公认的。然而，是了不起，就一定要尚其贤举其能吗？（尚贤，墨家的政治主张。若单由权势而不由治心去考量，尚贤也颇有道理。《尚贤（上）第八》：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尚贤（中）第九》：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之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墨家的“尚贤”是否真的正确，是否通用于一切处？

　　假如梁武帝作为标榜被树立起来，一定会有问题。历史上就曾发生过让人惋惜的惨剧：依唐代魏征《梁武帝赞》的说法，武帝由于“仁爱不断”“过分姑息”，亲其近悻（xìng,怨恨、恼怒），愆（qiān）犯多纵舍。并且不能息末敦本，断雕为朴，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流连释老。甚至于终夜不寐、日旰（gàn）不食……等原因，终致以耄耋（mào dié，八九十岁）之年饿死台城。

　　“饿死台城”，成为了这位伟人形象身下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影子。只要进行“尚贤”教育，树立道德模范形象，饿死台城的结论就会接踵而至。甚至于韩愈在攻击佛教时，也死死抓住这条辫子不放，使佛弟子十分尴尬。他说，如果信佛真有你们说的那么好，何至于梁武帝一生拜倒于佛足之下，而却终究只落个侯景之乱中饿死台城的下场？

　　“尚贤”决不能成为激发后学的常规做法，否则将在这里形成话柄。如《走向未来的信仰》一文认为，因为信仰不是一种“心灵寄托”，而是“心灵归宿”，所以并不需要将心的取舍寄托到“尚贤”的目标上。其实，心灵寄托源于对一切方向的迷惘无助、乃至空虚无聊。而信仰是正视人生无回避，且败不气馁、苦不畏缩，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而自食其力的“心灵归宿”主义。

　　因此，“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是自利化他最需要的精神，至于以念佛等方式为治病发财的手段，以风水数算作谋利的方式，则是更加要不得的“下作”。连梁武帝都被唐相魏征评价为“非弘道以利物，唯饰智以惊愚”，更何况当今这些中华民族的不肖之子孙呢？大行“饰智以惊愚”之道，就连“尚贤贵货”的不肖之举，也被他们再又异化而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