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的调和性体现在哪里

中国佛学的调和性体现在哪里？

　　与印度佛教极大的包容性相比，中国佛学的调和性显得更为突出。中国佛学以天台、华严、禅宗的思想为代表的调和精神并非只是哲学的玄想和思辨的游戏，而是宗教修持和世俗应用的指针，用于判教及处理佛教内部各宗派之间、佛教与儒道、佛教与世俗社会的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善于调和，讲求圆融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特殊品格和优良传统。概括来说，中国佛学的调和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之间的调和及与佛教内部不同宗派之间的调和。

　　首先，中国佛学具有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调和性。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和民众信仰有很大的不同，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等也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拥有不同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他们的理想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与方法也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面对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巨大挑战，佛教懂得“人乡随俗”的重要性，而且具备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因此，在传人中国以后，佛教一方面十分注意依附统治阶级和传统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以“随机”、“方便”为理论依据，在努力调和与儒、道等思想矛盾冲突的同时，不断地援儒、道等传统思想入佛，并极力论证佛教与传统儒、道在根本宗旨上的一致性，从而形成了鲜明的调和性的特点。这种调和性在不同的时代又具有不同的表现。从历史上看，佛教来华之时，正值黄老神仙方术在中土社会盛行，初传的佛教也就把佛陀描绘成“轻举能飞”的“神人”，把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阿罗汉”描绘成“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在依附神仙方术的同时，佛教还十分注重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中国传统宗教观念的调和。例如，它把佛教的轮回说与中土的灵魂观结合起来，认为人如果行恶，死后“魂神”就会“入泥犁、饿鬼、畜生、鬼神中”，如果行善，则会“或生天上，或生人中”。汉末三国时的《理惑论》集中反映了早期佛教对儒、道的调和，提出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教一致论”。两晋时期，佛学与玄学合流蔚为时代思潮，出现了玄学化的“六家七宗”。随着佛学在中国的展开，南北朝时期，儒学的独尊地位丧失，佛、道两教的势力进一步增强，三教在并存并进中全面展开了矛盾冲突，与此同时，佛学也在与儒、道的冲突中交融，并在交融中发展，从而迎来了三教鼎立的隋唐时代的到来。隋唐佛教各个宗派的理论体系中，都大量融会了儒、道等的思想内容和方法。人宋以后，佛教更加强了对以儒、道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合，许多教内人士大力宣扬三教一致，尤其曲意迎合儒家的思想。例如，宋代禅师契嵩在其所著的《辅教篇》中“拟儒《孝经》，发明佛意”，甚至提出“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佛教对儒道的迎合式调和，反映了佛教在宋代以后社会地位的下降和代表中央政权意识形态的新儒学势力的增强。如果说，宋代以前的佛教倡导调和主要是为了能够在与儒、道的竞争中得到传播与发展，那么，宋代以后的佛教对儒、道的调和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维持自身的延续。中国佛学的调和性在不同的时代的不同表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本身发展的阶段性。

　　其次，中国佛教内部也具有同样的调和性。印度佛教本身就有大小乘、空有宗等的区别，而中国地域广阔，社会环境多样，佛教传人中土后，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也形成了不同的学风或学派宗派。当分属不同思想体系的佛学来到中国，并产生不同的佛学理论时，就出现了一个如何解释佛教自身差别，如何统摄佛教不同派别、不同经典学说的问题。于是，就有了僧睿的“三藏祛其染滞，般若除其虚妄，法华开一究竟，泥洹阐其实化”（《喻疑》），也有了竺道生会通般若实相说的涅槃佛性论，更有了日后建立在空有相摄基础上的中国禅宗之学。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中国佛教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的判教学说，都是对佛教内部各种理论学说进行调和融合的表现。隋唐时，国家的统一和南北交往的便利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各种学说和不同学风的融合。当时创立的佛教宗派几乎都通过判教而抬高本宗，同时也对佛教内部的各种经典学说加以融合。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通过批评“南三北七”而提出“五时八教”的判教说，强调佛教的不同经法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融摄，从而使各种教义既有高下之分，又能并行不悖。天台宗之所以奉《法华经》为根本的宗经，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该经倡导“会三归一”理论。三乘乃方便，实归于一乘，此说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方面把天台宗的教义说成是至上的“一乘”，另一方面又为它调和融合其他学说打开了方便之门。天台宗正是在“方便”的旗号下，将佛教的不同教义和传统文化的不同思想会归到了天台宗的教义中来的。天台宗明确提出把止观并重、定慧双修作为最高的修行原则，也标志着南北朝时期北方重禅修而南方重义理的佛教不同学风得到了融合与统一。同样，三论宗的“二藏三*轮”和华严宗的“五教十宗”等判教说也都表现出了鲜明的融合性。特别是华严宗的判教理论专门强调了“立破无碍”和“会通本末”，把佛教的各家异说及佛学理论的发展看做由小到大、由始到终、由渐到顿、由偏到圆的逻辑发展过程，既融合了佛教的各种学说，抬高了本宗，又将佛教之外的儒道等思想会通起来。宋代以后，随着佛教各宗派的日趋衰落，佛教中的宗派之分逐渐淡化，禅、净、教、律在理论上和信仰上都日趋融合，“禅教合一”、“禅净双修”终于成为后来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

　　（摘自《佛学问答》洪修平、许颖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