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武士

　　禅宗传入日本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奈良时代。孝德天皇白雉年间(650-654),道昭和尚在唐朝学习法相宗的同时,又从相州的慧满禅师学习禅宗,回国以后以元兴寺为中心弘布法相宗,为日本传播法相宗之始。在开平年间(729-748),道璇又传入中国的北禅宗(以神秀为代表的渐悟禅宗)。慈觉大师入唐从居士萧庆学禅,在睿山祭赤山大明神为禅宗的拥护神。嵯峨天皇弘仁年间(810-823),唐僧义空率法弟道旰到日本,皇后橘氏(檀林皇后)建檀林寺供他们居住,大力倡导禅宗。这是日本提倡禅宗的开始。然而在当时,社会上昄依的人还是很少的,不久以后,义空回到了唐朝。文治年间(1185-1189),三宝寺的大日能忍,派弟子到宋朝,从育王山的佛照禅师遥授所赠信衣(枋志传法的信征法衣),于是能忍称自己传的宗派叫“达摩宗”,在畿内流传甚广,他的弟子觉妟设立门庭,大力传教,于是禅宗渐渐为人所知,荣西从宋朝归日后,便开创了日本禅宗。

　　禅宗之所以能在镰仓时代开始兴起,完全是因为它将佛教修行化入了具体的日常生活,搬运柴草是修行,挑水做饭同样是修行。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见性成佛,这些方法简便易行,也是佛教大众化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镰仓时代以及其后的南北朝室町时期,日本战乱不修、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日本佛教各宗也大都衰败不堪陷入了沉寂,唯独禅宗到是愈来愈盛,进入了繁盛期。禅宗的独盛与它的修行方式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日本中世的混乱时局中,人心渐趋淡泊宁静。禅宗以明心见性为主旨,符合当时广大人民寻求精神依托的需要,所以才会极盛,流行于日本社会。禅宗兴盛的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禅宗成为了武士们的宗教和完成武士个人修养的基本方法。武士对禅宗的修行方式十分重视,禅宗的高僧得到将军和武士的尊敬与爱戴。其中尤以临济和曹洞二宗最受推崇。

　　日本镰仓时代有过这样一句谚语:“天台属于官家,真言属于公卿,禅宗属于武士,净土属于平民。”这句话虽不完全正确,但是在大致上概括了这一时代佛教各派的信众分布。那么禅宗为什么会受到武士的欢迎呢?以下,简单的来阐述一些观点。

　　禅宗和其他佛教宗派一样都否认身外有独立的客观存在,但是相形之下禅宗表现的更为彻底:即“心外无物”。兰溪道隆到日本以后,曾谈过“人心自动”的命题,并以它作为参禅的认识基础。不仅如此,禅宗还进一步认为,连佛也非客观存在,只存在于人的内心。(关于这一点,在后期禅僧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连一些名僧也会做出呵骂佛祖的事来。《五灯会元》中记载的智闲和尚就曾发誓“此生不学佛发”,有的禅僧甚至公然要“煮佛”。这表明禅宗的发展有些偏离正途了。)与平安贵族的悲观主义虚无情感相对照,在镰仓时代武士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反映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与活力。武士没有公家贵族的高门权势作背景,他们想要往上爬就必须依靠自己脚踏实地的奋斗。因此,对于武士来说,笃信通过自我表现修炼“自成佛道”的禅宗,就回激励自己去拼搏。武士们整天在刀尖上讨生活,随时都有可能面对死亡。正如江户时代的大道寺友山在《武道初心集》里所说:“对于武士而言,最为重要的思想,即从元旦清晨到除夕的最后一刻,日日夜夜都必须考虑到的,就是死的观念。”在佛教看来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大苦痛,必须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禅宗主张顿悟,主张通过自我修炼来从生死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达到“死生一如”即“生也无所从来,就如着衿;死也无所从去,就如脱衿”的境界。例如,战国时代的快川和尚(武田信玄的禅师),当1582年寺院被信忠的兵马包围时,眼看就要被烧死,他召集全寺的僧人打坐听其说教,从容死去。武士由于其所处的地位,不能为物欲、爱欲或其它外在因素所左右,必须具备铁的意志和自我表现克制的能力,用刻苦严肃的生活来磨练自己。禅僧清苦的生活方式对于武士建立刻苦、严格的生活秩序以磨练武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禅宗提出“不立文字”,主张不背诵佛经,只要体会佛经的精神。兰溪道隆到了日本以后,在上堂讲禅时曾说:“汝等只解看有字经,是故不能感天动地。山僧讲一卷无字经,......上无点划,下绝方圆,......"。镰仓时代的佛教不象平安时代的贵族佛教专于空洞的议论、追求庄严华丽的仪式,而具有教理简明生动、利于实践面向大众的优点。禅宗在这些方面的突出表现,当然会得到武士的青睐。

　　附带提一句,日本武士对禅宗的青睐也反映出日本对中国优秀文化一贯加以吸收学习的态度,实际上这也是日本对待外来先进文化的基本态度,而绝非偶然的心血来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