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之演变(禅海蠡测)
释迦一代时教,弘开于印度,流传遍亚洲。印度后期大乘兴盛,以世亲时代之汇集阐扬,开后世显密通途之学。世亲年代,假定在西历第五世纪之初(东晋时),印度本土佛教之灭亡,则在西历第十二世纪之末(南宋时),历时约八百年之久,其间学说嬗变,初后期中,又多不同。初期二百余年,派别纷纭,显密异趣,大变从来学说之一贯面目。其后五百余年,大师零落,任运敷衍,灿烂余葩,遂归萎谢。印度素乏历史观念,佛教发源于印度,经典记述,史迹阙如。后贤考证虽精,片羽吉光,不无罅漏。在中国开创之十宗,通途皆归于佛,后先辉映,弥增光彩,禅宗当为其首。有谓禅宗乃后期大乘佛法流行时所开创,臆测之说,殆难征信,姑予存疑可也。
印度原来情形
佛所说法,若显若密,皆有典籍可据。唯禅宗传承,缺乏考证资料,学者视为疑案,且有指为伪造者。历来禅宗学者,对此问题,谓为教外别传之旨,皆舍而不论;宗门所传,则以灵山会上,拈花微笑一则公案,为其开端。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又云: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叶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围之。遂告曰:“吾有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并敕阿难副贰传化,无令断绝。而说偈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尔时,世尊说是偈已,复告迦叶:“吾将金缕僧伽黎,传付于汝,转授补处,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坏。”迦叶闻偈,头面礼足曰:“善哉善哉!我当依敕,恭顺佛故。”
据此二说,后则经典有据,前则载籍无徵。唯宋王安石曾谓于内廷校阅秘阁图书,得读未经颁行之《般若大梵王问决经》,记述此事,实可徵信。并谓经内涉及国运转变之预言颇多,故历代帝王,皆藏之秘府。说者如此,而终乏实证,姑从阙疑而已。
宗门记其传承,溯自释迦以前,历传七佛。迹其七佛名号,于经有据。唯单传付法之事,则又属禅宗传说,群疑繁兴,自释迦以次,迦叶、阿难,递传至二十七代,而有达摩,为印度二十八祖,复为中国禅宗初祖。达摩东来传法,事迹可徵,论者崇之。
稽之宗门记载,印度二十八代传承,诸祖行迹,与中国后代禅师,大异其趣。印度祖师,多为三藏大师,经、律、论,靡所不通,戒、定、慧,尤为殊胜。迨其临终迁化,踊身虚空,显现神变,然后付法而寂。其间如龙树、马鸣皆名称普闻,为佛门柱石。若龙树大师,为中国所有八宗之祖,开来继往,德业崇隆,事迹斑斑,众所习知。唯二十四代师子比丘,被罽(ji去音)宾国王所杀,故有谓禅宗在印度传承,于兹已斩,后之传统,多所置疑。据此而论,则中国二祖亦于邺都偿债,事有类同。岂后代传法,都为伪造。凡禅宗大德之有成就者,皆能预知,如二祖所遭遇之事,已先期自晓。师子比丘被害时,断头无血,唯白乳涌高数尺,其功用成就如此,岂仓皇殉道者司比。复有其师悬记,预期付法,早已得人,诚未可以世俗之见,测量之也。
中国初期情形
印度本土禅宗,既乏史料,考证无由。达摩东来,信史可据。梁武帝普通七年,达摩祖师自印度渡海至广州,同年十月至金陵,与帝说法不契,于十一月至洛阳,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共历九年。相传面壁九年之说,讹矣。又谓其在中国时间,历五十余年之久。如《传灯录》载师示寂之日,为魏庄永安元年戊申十月五日。通论据史辨其讹,故终为疑案也。当时从其学法者颇不乏人,如道副、道育、尼总持等;唯慧可(神光),得其心要,是为此土之二祖。自此以后,递至六祖,恰在初唐高宗时代,此为禅宗之初期。
达摩传法慧可,师徒授受之际,犹付《楞伽经》以印心。虽曰“教外别传”,实须符证教典,绝非凭空臆造。迨黄梅五祖,以至曹溪六祖,皆提倡《金刚经》,故后贤亦有谓禅宗为般若宗者。六祖示现不识文字,提持心印,为禅宗正统。说法极其平实,浅出深入,智泉喷涌,其门人录成宝典,号曰《坛经》。其中语不离宗,皆归于教,于释迦之文字教义,多所阐发。因其在广州、韶州之曹溪,开堂说法,后世溯禅宗正脉,咸归曹溪,故称之曰“南宗”。而与六祖同时弘化者,尚有“北宗”神秀,学者归仰,数亦不少。神秀以渐修为尚,六祖以顿悟为门,宗旨方法迥异。故言禅宗者,当以曹溪为归。六祖以下,得其心要者,颇不乏人,而言其正脉,以南岳怀让与青原行思二师为首。南岳一系,至马祖道一,而宗风大振,后贤之言禅宗者尤重南岳单传。所谓嗣法传承,主嫡传正统者,非谓法嗣之外,皆所不取,惟择学众之中,成就至高,见地透脱,足当承先启后者,为其嗣长耳。
禅宗初期,不但南北二宗,俨然对峙,即六祖门下,亦渐分途。荷泽(神会)擅改《坛经》,深为同门所不满。如南阳忠国师(六祖得法弟子)曰:
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谈,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
今之言禅宗者,舍正脉而不谈,以荷泽为宗门正统,诚非笃论。稽之《坛经》有云:
一日,祖告众曰:我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荷泽)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祖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茅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荷泽于六祖门下,见解如此,已为六祖所斥。后之卖度牒,提倡南方宗旨者,已如六祖悬记,事所必然。学者推重荷泽,谓得禅宗之的旨,实为未可。
唐宋间之发展
自南岳青原以后,有马祖道一、药山惟俨。二师出世,宗风丕变。尤以马祖见地超越,接引机用,不重讲解,门下出八十四员善知识,咸为出格高人。彼此论道,逸趣盎然;且皆隽永有味,义蕴无穷。如百丈、南泉、丹霞、归宗、庞居士等,或擎拳竖佛,或瞬目扬眉,或棒喝以示宗旨,或默然以符心要。其用意必须聪明绝顶,度金针而不落言诠,甘苦到头,睹棒喝而豁开灵镜者,方可当下知归,契入宗旨。禅宗至此时期,五家宗派兴盛,已大异昔趣,创中国禅宗特有之典范矣。此后所谓德山棒、临济喝、云门饼、赵州茶,皆承其绪而别开生面。虽然,弊随迹生,若颠狂放浪、圆滑幽默等风气,以谓不教而得,形虽近似,而实乱真。故至宋代宗门大匠,如圆悟勤、大慧杲师弟,力辟棒喝作略,而以理事并行。大慧住径山日,约定下喝者罚钱罚斋,盖深知其弊,故痛惩而力挽之也。比附此等风气而兴者,即用四言八句,以诗词格调而唱宗旨,于是宗师授受,用此谓付法。大慧杲临灭时,侍僧了贤请偈,师厉声曰:无偈便死不得吗?援笔曰:“生也恁么,死也恁么,有偈无偈,是什么热大?”掷笔而逝。继此之后,棒喝机锋,为之稍遏。而以四韵八句付法,代之而兴。历至近代丛席,佛之心法不问,徒以红绫书上偈语,作为接方丈法位之事,早于彼时阶之厉矣。
元明清之趋向
元代宗门,颇乏大匠,且在蒙族统治之下,受喇嘛教威胁,心灯光焰,摇摇欲坠。禅者虽亦散处四方,而皆晦迹韬光,如时人推重之高峰、中峰师弟,皆入山唯恐不深,逃名若将不及。当此之时,禅宗兢尚修持,居山闭关打七之事,相率成风。昔日之直指见性者,转于行履门头,见其鹄的。所谓起疑情参话头之学,成为宗门下手定式。历明至清,一是无变,中间如密云、破山辈,皆遭世多难,一仍旧规。若憨山者,岂敢认为禅宗正统,但为卫教功臣耳。清初雍正以人主身,提持宗旨,独显威重,天下禅和,咸皆钳口,虽护法有功,而亦从此扼杀天下老和尚之口舌者矣。等次以下,禅宗所存者,唯打坐、参话头等形式而已。宗师既无接引后进手眼如唐宋大匠者,参禅之徒,多有老死语下,不落入担板窠臼,即堕在禅定功勋。抚今追昔,吾谁与归!
禅宗在中国之演变情形,概如上述,约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期,譬例可明。南朝至初唐为初期:此时禅宗,方值萌芽,如平地闻隐约轻雷,夹和风化雨而来,有大地阳和、春满人间之象;中唐至南宋末,为中期:大德辈出,已枝条坚固,花叶缤纷,如夏日迅雷,声震寰宇,黄河长江,急流汹涌,夹泥沙而俱下,其源流所及,“到江送客棹,出岳润民田”,而犯人苗稼,势亦难免;元、明、清间为后期:如寒冬入幽壑,清冷逼人,雾迷山径,林峰隐约,虽面目朦胧,而其中幽趣,引人入胜,令游者欲罢不能。时至现代,则几趋衰落,其情形如古德有言:“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
与中国文化因缘
中国文化,儒道二家之学为二大主流,如黄河长江,灌溉全国,久已根深柢固。佛法在后汉、两晋、南北朝间,陆续输入。初期翻译教典经文,名辞语句,多援引老庄或儒书。外来法师如鸠摩罗什,翻译名言,必与此土思想文字,比类发明。什师门下高弟,如僧肇、僧睿辈,名僧道安师弟,以及慧远诸公,皆学问渊博,贯串古今。影响所及,梵语佛法,形成中国化者,势所必至。禅宗本为教外别传,不立语言文字,直指见性之学,一变再变,而成中国特有之宗风,亦理之所必然者。
两晋以还,谈玄风气,相率成习,士大夫间,厌惮世乱,率逃虚无。如刘遗民曰:“晋室无磐石之固,物情有垒卵之危,我复何为?”此足为当时知识阶级间颓废思想之代表。而玄谈冥渺,旨无所归,佛法东来,适救其弊。大乘救世思想,挈儒家而同途,涅槃寂净之说,掖道家而并驾,故得上下响风,趋之如骛。修习禅观之学,于以大兴。然习禅观以证真如性海,事非不能,第滞情化境,易落小果。迨达摩东至,契理契机,于言诠以外,传授心法,简捷提示,深合中国民族文化特性。南朝至唐宋间,僧俗习禅宗者,遍于全国。禅师辈说法开示,摆脱教义,用一机一境,或以富于趣味之文学词句,指出空有真诠,比比皆是。因当时师僧,素质至高,多有博学名儒,披缁其间。影响所及,举凡思想、文学、艺术、建筑等,皆以具有出世神韵,富有禅意为高。历代名人,直接参禅,指不胜屈,出此入彼,于儒家开理学门庭,于道家启丹道各派。佛法在中国之有禅宗,非但为佛教之光,亦为东方文明大放异彩矣。
对佛教之功绩
佛教入中国,自两晋至五代间,学说传布,虽有日兴月盛之趋,而左儒右道,其在学术及宗教竞争上,常受挫折。佛教史上所称之“三武一宗之难”(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等四次排佛)皆赖禅宗师僧得以保存规范。盖禅者简易,遭逢斯世,只须一瓶一钵,遁迹空山,即足避祸。迨事后出世,名望倍增,此为其对佛教功绩之一。佛教在印度,因习惯已成,出家比丘,可以乞食自修;中国国情既异,长此以往,势难继续。百丈禅师师徒有鉴及此,乃兴丛林制度,集中僧团,自力谋生,共修佛法,订立清规,以资公守。且以身作则,“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我无德,争合劳于人?即遍求作具,不获,则亦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播四方。”及宋代程伊川见僧出堂威仪,叹曰:“三代礼乐,尽在是!”而在当时,佛教之徒,认为非佛之制,谤百丈为破戒比丘。及今观之,其所立制,管理严于军事部勒,计划胜于社会组织,不图百丈禅师,早创于千载以上,终赖此制得以保存佛教于不堕,此为其对佛教功绩之二。佛法重在行证,依诸教理,须经三大阿僧祇劫,遥遥岁月,停望兴悲!何期有此教外方便,使“不历僧祇获法身”。娑婆众生,得此心法要门,皆可见性而立地成佛,其直截了当如此,其功勋德业,诚欲赞而无辞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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