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众：佛法的化导对象与存在基础

　　中国佛教从一开始,就向知识精英和大众佛教两个方向发展,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形式。南北方社邑的组织和活动内容并不尽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以僧人为精神导师,由地方士绅豪富领衔,而由广大信徒集资并定期活动的佛教组织【龙泉:《汉地教团的建立及早期组织形式》,《法音》,1996年第8期。】。

　　“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为我们提供了距今830年前的佛教社会运动的一份珍贵史料【此碑现竖于河北省赵县柏林禅寺普光明殿后,笔者1996年8月应邀为由中国佛教协会和河北省佛教协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生活禅夏令营”授课时,获赠录自《赵州石刻全录》的《大金沃州柏林禅院三千邑众碑记》影印件。】。此碑由柏林禅院住持,“都功德主当院传法沙门”清昭和“副功德主优婆塞”田进、贾德、李和共同领衔,率三千邑徒,立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九月十八日。原置于柏林寺天王殿下,高一丈四寸,宽三尺七寸八分,趺没入土中。碑文由本郡离尘院住持行满撰,共三十六行,字长八分,宽六分,额字长二寸,宽二寸五分。碑阴题名凡三十五排,末寺僧题名一排。

　　在清昭之前,前任住持亦“摄三千邑众”。他“利生接物,方便颇多,道化缘厚,摄三千邑众,同会修因,慈悲利乐,普济无边,愿心弘广,孰能可比?翻修大殿,塑五十三佛三世诸佛,令一切瞻礼”。尚未完工,即掩化别世。清昭为其门人,“承先师预垂之愿,待本师和尚之缘,再率三千邑徒,书名上碑。遂有优婆塞田进、贾德、李和,同结妙因,塑像妆饰”。这两批邑众都以柏林寺的住持作为精神导师。

　　在辽、金时代,盛行着所谓“千人邑社”的组织。这是地方信徒为协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而结成的宗教社团,隶属于寺院,由寺内有德望的长老领导,下设都维那、维那以及邑长、邑证、邑录等职【参游侠:《辽代佛教》、《金代佛教》,《中国佛教》第1册,知识出版社,1980年。】。

　　碑文所称“三千邑众”是一个约数,据笔者用电脑统计,实际为2048人,分布在沃州城乡(372)及平棘县(433)、宁晋县(359)、赞皇县(337)、柏乡县(329)、临城县(317)、高邑县(50)、元氏县(10)方圆数百里的广阔地区内。若以“氏”(632)、“婆”(2)、“姑”(15)判为女性,则女性人数为649人,约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碑文中除10个无法辩认的姓之外,有212个姓氏,其中人数在50人以上的有七个:李(198)、张(163)、王(138)、刘(101)、范(59)、耿(58)。作为“副功德主”的田进、贾德和李和三人,显然是出资最多的地方豪富。在这三人中,田进住沃州州城崇教坊中,在崇教坊25名僧俗男女中,姓田的唯此一人。而所有田姓邑子,不过29人。贾德,高邑县城赵村人氏,县中邑子唯此一人姓贾。在所有邑子中,姓贾的不过18人。李和,沃州娄家寨人,虽然李姓占“三千邑众”中的第一位,但娄家寨中亦仅他一人姓李。

　　按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说法:“邑”一名指同一地区或同一小镇的全体居民;“社”一名又使人联想到了上古时代在土地神祭坛召开的村社会议。而“义”这一词,如同“义父”、“义子”、“义肢”等术语所显示的一样,超越了通常的法律和亲属关系,成为一种宗教范畴内的关系【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323～325、352页。】。 从人员构成和地域分布来看,这个佛教社团显然不是地方社区的共同体组织,也不是以宗族村社为纽带的组织,而是一个以“塑像妆饰”的建福活动为主要任务,为募集资金而聚集起来的一个比较松散性的跨州县组织。在这“三千邑众”中,有从属于17个寺院的僧俗大众参加,发起寺院柏林寺亦非人数最多的单位。见下表:

　　沃洲

　　龙兴寺67

　　感兴寺37

　　柏林寺16

　　禅定院13

　　开元寺8

　　兴法院2

　　明因院1

　　读上院2

　　赞皇县

　　嘉应寺64

　　严华寺40

　　龙堂院20

　　治平寺4

　　法会院1

　　柏乡县

　　神应寺11

　　宋圣寺4

　　平棘县

　　济道寺10

　　临城县

　　妙因院10

　　在上述寺院中,有一部分是男女俗人,当为从属于寺院的寺户、佃户或佣工。另外,在各州县的城乡居民中,亦有维那、香博士等职称,其中用得最多的是“维那”。除了柏林寺的“云维那”,与“密监库”、“初院主”、“泉首座”等,同为禅宗丛林执事,其余似乎均为俗众。他们是:高邑县北焦村时维那,城赵村苏维那;柏乡县南滑村孟维那,孙村赵维那,黄泥村董维那、王维那,东王村□维那,眭村眭维那、小眭维那、陈维那;赞皇县大马村史维那,严华寺杨维那,嘉应寺杨维那、白维那,龙堂院安维那,都护村刘维那,乌昌村王维那;临城县县城张维那,西泥河村□维那、韩维那、崔维那、范维那,西林村冯维那,管村□小维那,北菩提村刘维那、张维那、王维那、郝维那、许维那,读上村张维那、杨维那、孟维那、路维那,北滑村赵维那。

　　维那源于僧官制度,北魏孝文帝时为沙门统的副长官,职掌管理僧徒名籍、印牒等,并执掌戒律的执行和检查。唐时为基层僧官寺院三纲(上座、寺主、维那)之一。在义邑组织中,维那是流行最广的首领,负责管理义邑中一般性的事务。从上述散布在四个县的维那名单来看,到金代,在各地城乡中依然遍布各种僧俗混合的小型佛教组织。正是建立在这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会产生“三千邑众”这样恢宏的社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