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讲

　　俗讲的名称,始见于唐初,实即六朝以来的斋讲,乃是应用转读、梵呗和唱导来作佛经的通俗讲演的。本来随着佛经的传入,就有转读(即咏经)和梵呗(即歌赞)的发生,另外又有唱导的继起。唱导原为说唱教导之意。从讲解经论义理,变为杂说因缘譬喻,使一般大众更易理解佛教教义,这就是慧皎所谓「宣唱法理开导众心」(《高僧传》卷十三唱导)之法。唱导与俗讲的性质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二者均以因时制宜随类化俗为主要的方法与目的,并且所用材料亦大致相同。《广弘明集》卷十五有梁简文帝《唱导文》一篇,王僧孺《礼佛唱导发愿文》一篇,巴黎图书馆所藏《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及伦敦博物馆所藏《回向文》,其体例与《广弘明集》所收,俱约略相似。因此俗讲制度的一部分也可溯源于唱导。

　　俗讲开始时,只有讲经文一类的话本,后来渐采民间流行的说唱体如变文之类,以增强其化俗的作用。但变文与讲经文的体制不同,也别有其渊源。

　　中唐时代,约在文宗太和九年以前,长安诸寺往往有奉敕开演俗讲的法会(一般俗讲,是不依敕令的)。宝历二年(826)敬宗还亲临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唐纪?敬宗纪》),由此推知其开讲时当有庄严的仪式。近人发现巴黎图书馆藏P.3849号敦煌卷子一卷,纸背文字二段,一为《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一为俗讲仪式,后附虔斋及讲《维摩经》仪式。所记俗讲仪式有作梵、礼佛、唱释经题、说经本文、回向、发愿等,与讲经仪式无大出入,唯多说押座一式,这大概是俗讲所特有的。此外参加俗讲的也有法师和都讲,法师主讲,都讲唱释经题,与正式讲经无异。

　　俗讲的话本,据敦煌所出作品分类,大别有三:

　　一、讲经文。此为俗讲话本正宗。这类作品,大抵分散文与韵语二部分,散文亦用科判方式分析全经结构的;韵语以七言为主,偶尔夹杂一些三言、五言、六言在内,末尾总以「某某某某唱将来」的格式收束。内容以敷衍全经者为多,摘述一段故事者甚少。敦煌所出这类作品,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无常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敦煌变文集》下集)等,都是。

　　二、押座文。据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六,押通作压,座即四座之座,盖开讲之前以梵呗引摄,使听众专心一意。日本《大正藏》收有史坦因的2240号四种压座文:即《维摩经押座文》、《温室经讲唱押座文》、《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均以七言或八言的韵文为中心,是短品。这四种的末尾均有「某某某某唱将来」一句,可见押座文还有隐括全经引起下文的一种作用。另有缘起文一种,与押座文作用略同,唯较押座文篇幅更长而已,两者当即后世入话、引子、楔子之类。

　　三、俗文。亦称变文、唱文、讲唱文、缘起等。变文为僧侣所作,与俗讲有密切关系。它本来是讲唱用的,以佛教经典为主题,使教义通俗化而成为人所共知的讲唱形式,最宜于俗讲使用,因此也用为俗讲的话本。

　　俗讲虽有三种话本,却以讲经文为宗,押座文为引子,变文不过是补充材料而已。

　　俗讲盛行于文宗时代(827—840),其发生时似在唐初。如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善伏传》所载伏日听俗讲事,即贞观三年

　　(629)顷俗讲即已存在。五代以后,俗讲虽不大流行,然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引《释门正统》良渚之言,俗讲至南宋理宗时(1225—1264)还未尽绝。这样从七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存在大约五百多年。以区域而论,长安为俗讲的中心,定时奉敕举行;各地方寺院也大都在春秋及夏(或冬,即正、五、九等三长斋月)各有举行。地方俗讲与唱导差不多,而俗讲僧、说法师、邑师、化俗法师等为数亦不少。

　　俗讲流行区域这样广,存在时间这样长,但在北宋时,由于政治的原因,与异教一齐遭受禁止,至南宋已名存实亡。但它的影响却极其广大,宋以后说话人(分小说、说经及说参请、讲史书、合生商谜四科)、话本、宝卷、诸宫调、弹词等,均可溯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