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文化的中国化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黄梅东山寺的山门上,镌刻着弘忍大师两位高徒的呈师偈(佛经中的唱词)。神秀的偈文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的偈文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翻一翻《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都将双偈写入其中。诸多史籍如此青睐,可见其历史地位多么显赫。

　　偈文的历史地位,由其自身的思想文化价值所决定。它是禅宗发展到大转折、大飞跃时期的经典产物。由此,中国禅开始建立,由印度禅变成中华禅。外来的禅宗有了中国特色,才得以在中国大发展,迅速渗入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等领域,成为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流派。

不拘一格选贤任能

　　禅宗一脉,从初祖菩提达摩开始,到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基本上是游僧,没有固定居所。从河南少林寺,经安徽岳西、潜山,云游和传承到黄梅县。一位祖师只带几个信徒,传播不广,影响不大。四祖道信开始在破额山设坛讲法,信徒成倍增加。五祖弘忍承法后,力图改革创新,使外来的禅宗适应国情,以求更大的普及和发展。他聚集弟子在东山设坛习禅,讲《金刚经》,门徒多时达到1000多人。

　　唐龙朔元年(661年),弘忍选法嗣,想出了一个公开竞争的法子,让弟子们作偈文,表达自己对佛性的见解。

　　论资历,神秀是当然的接班人。众僧也都说:“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神秀作好偈文,书写在廊壁上。慧能刚来几个月,在碓房舂米,殿堂上说法,还轮不到他。但他天分聪慧,悟性极高,对佛的本性有自己的见解。他听人念了神秀的偈文,便也作了几句,求师兄帮他写在壁上。

　　弘忍看见了,大为惊讶。两首偈文,谁更优秀,他心里有数了,也就是选谁接班已有定夺。他转到碓房,见慧能腰间挂着一块大石头,正在舂米。就问他:腰部挂着石头舂米,累不累?慧能说:我是来求法的,不觉得累。大师赞叹:舂米不觉得累,求法也不会觉得累。用锡杖在地上敲了三下,转身便走。

　　慧能明白其意。深夜三更,他进了大师禅房。大师给他讲《金刚经》,将禅宗衣钵授给他。让他连夜离开黄梅,去南方待机传法。所谓衣钵,就是释迦牟尼传下来的一件袈裟,一只钵盂。这是祖师传法的信物。传到慧能手中,已是33代了。

　　神秀满腹经纶,慧能一字不识。弘忍为什么要选择慧能承袭法嗣?

　　神秀偈文的精神,后人总结为“渐悟”,即通过长期习禅,慢慢悟出佛性。慧能偈文的精神,后人总结为“顿悟”,即以心传心,尽快得法,捕捉禅机,恍然大悟。弘忍改革禅法,目的是不主张漫长修行,成千上万的信徒,来佛地听几次讲法,或者面对佛祖洗心革面,“顿悟”得法,那该多好。慧能对法性的理解,显然符合弘忍的改革精神。

　　普渡众生是佛家的宗旨。普渡众生得开悟众生,让众生得法,这最为要紧。慧能不识字,又能得法,便可成为众生得法的榜样。那个时代,不认字的劳动者是绝大多数,让法传到他们中去,为他们接受,也就至关紧要。如果都像慧能那样得法,禅宗就可以广罗信徒,深入众生了。弘忍传宗慧能的本身还表明,禅宗的精要不只是在书本中,在平常的世俗生活里也有禅,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得法,可以用法。这就降低了禅宗的门槛,促使禅宗在民众中广泛传播。

改革禅宗修行方式

　　走进东山寺的山门,引人注目的,是一畦畦整齐的菜地。蔬菜长得蓬蓬勃勃,大群僧人正挑水担粪。除了种菜,僧人还参加别的生产劳动,耕种作物,植树造林,种花草,植白莲,栽茶树。他们自制的茶叶,有“禅茶一味”之称,打出了品牌。

　　诸如此类的生产劳动,被弘忍提高到法理上来推崇,给予了很高的位置。他认为,生产劳动本身就是禅宗修行的方式,是进入禅门的必由之路。他提出“农禅双修”的主张。这个重要法理的提出,是弘忍创建中华禅的重大改革,也是“东山法门”得以弘扬九州的重大方略。

　　印度僧侣以乞食为生,一衣一钵,四处游走,不参加生产劳动。到了四祖,特别是五祖,聚集众多门徒设坛讲法,长期过着集体生活,没有保障机制是不可想象的。组织形式变了,生活方式改了,法理不能不变,禅风不能不改。那么多僧人集体生活,再靠乞讨度日,不可能生存下去。“农禅双修”,争得了禅宗的生存权,进而取得了发展权。禅宗传到中国,滋生在中国小农经济的土地上,必须与之相适应。中国接受外来文化,至今不也应该这样吗?

　　菩提达摩来中国,在公元520年。四祖在黄梅建道场,在公元624年。其间共计104年,禅宗在中国没有站稳脚跟。又过了100年,到了武则天时代,禅宗突飞猛进地发展,形成了“南能北秀”的大局面,从社会上层到普通民众,都成了“东山法门”的门徒。这个变化过程是:四祖转折,五祖改革,六祖普及。禅宗中国化经历了100多年。

　　近年宣扬国学,学者们选编“国学十三经”,向社会推荐。佛经选了三部,即《心经》(唐玄奘带回并翻译的)、《金刚经》和《坛经》。《金刚经》就是五祖传授的。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说:“调素琴,阅金经。”可见早在唐代,《金刚经》就走出了寺院,摆到了文人案头。《坛经》是慧能的口述之作,由弟子法海记录,敦煌石窟有出土。它是唯一的由中国人创作的佛经,是道地的中华经。毛泽东曾将《坛经》置于床头阅读,有一次到广州,谈到六祖,他还向别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