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茶：与开悟相通

　　隋唐以来，寺院的收入除了靠少量的施与，主要靠自给自足的田园经济。尤其是百丈怀海推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清规》之后，寺院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各地寺院纷纷效仿，挖掘自身优势，农禅并举。天心永乐禅寺所处的位置既是武夷山景区方圆百里的中心，也是武夷岩茶产区（俗称“三坑两涧”）的核心地带，发展以岩茶为主的寺院经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贞元年间邑僧结草为庵开始，天心庵的僧人们也开始培植茶叶。那个时候，他们定然没有料到，他们种茶养生竟成为武夷茶名扬天下的发端。

　　就这样，禅、茶联姻，“名寺出名茶”、“茶佛一家”、“茶禅一味”在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找到了最真实的写照。

天心禅茶的出典

　　根据《瑞岩实录》等有关史料记载，唐末诗僧贯休禅月大师曾三次访武夷，在天心寺挂单，并在那里巧遇扣冰藻光禅师，二人把茶当酒，说禅论时务。“闲云野鹤”的贯休，在茶单宁的作用下才思泉涌，口若悬河，参公案、把话头、斗禅机。藻光频领要旨，大开眼界。天心禅茶不但承担了社交中以茶为媒的功能，而且成为参禅悟佛之机，显道表法之具。明代冰县知县徐柳不但崇佛而且嗜茶，游览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时，茶过七巡而意犹未尽，诗心大发，万千感慨跃然纸上，以洋洋洒洒的《天心禅茶疏》盛赞天心扣冰古佛和禅月大师援禅如茶、融茶于禅的茶禅之缘。天心禅茶始见于经传。

引茶入禅援佛入儒

　　南宋绍兴二十年，朱熹在天心寺问禅于来访的径山大慧禅师，二人在焚香沦茗中悠然吐纳。大慧禅师言如云廓天布，致使朱熹一朝省悟，为他日后创立融儒、释、道之大成的朱子学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茶可通神，天心茶再次以禅茶的角色，为朱子问禅营造亦佛亦儒的平和氛围，从而完成了援佛入儒的神圣使命。

举子报恩大红袍的传说

　　明洪武以降，朝廷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农民为贡茶所花费的时间，改龙团为散茶，天心岩（山北）一带的茶叶开始代替御茶园（溪南）的茶进入贡茶行列。这时的天心寺已有研制出了一整套制茶工艺，而且还发现了茶的入药功能。明初举子雷镒进京赶考，路经天心寺，因中暑而昏厥于路旁，为寺僧所救，以茶药之，遂得救，后高中榜首，以大红袍披茶树报恩。从此“大红袍”之名不径而走。

茶因寺名寺以茶荣

　　永乐初年，明成祖命礼部尚书胡潆踏遍名山大川以寻访张三丰为名查寻建文帝的下落。永乐17年，胡潆得知张三丰正归隐武夷后，便率小队兵马直奔武夷山，遍访各寺院宫观，无果而终。因其耽迷于天心寺的禅茶，目睹了僧制茶全过程，聆听了举子报恩“大红袍”的传说，被浓浓的茶香所陶醉，而在天心寺恋栈月余，后把天心禅茶带回进贡皇上。品了天心贡茶后，明成祖龙颜大悦，遂正式诏封天心禅茶，为“大红袍”正名，降旨天心寺“精耕勤灌，嫩摘细制，世代相传，岁贡入京。”同时敕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扩充构体，极一方盛概。两块圣旨碑和两尊石龙至今犹保留在禅寺内，见证了天心永乐禅寺茶因寺名、寺以茶荣的辉煌历史。“大红袍”由此位居万茶之尊，并无可替代地成了武夷茶的代名词。

乌龙茶制作工艺的摇篮

　　乌龙茶源于武夷山已经是不争之事实。而“武夷造茶，僧家最为得法”（见陆廷灿《续茶经·随见录》）。明末降庆年间，崇安县令殷应寅从安徽请黄山僧入住天心永乐禅寺，专事制茶。黄山僧引入松萝制法，以炒代蒸，做出来的茶叶色香味俱佳，“叶色经旬月仍紫赤如故”。几百年来，松罗制作工艺被不断的改良，渐渐成为乌龙茶的惯用制法。无论是安溪茶还是武夷岩茶，至今仍然沿用这种工艺。由此可见，乌龙茶的制作工艺是天心茶僧结合“松萝制法”而创制的，所以，“乌龙制作工艺的摇篮”，天心永乐禅寺当之无愧。作为乌龙茶中的珍品，武夷岩茶也从此声名雀起。

　　明末布衣，曾文忠樱（南明文渊阁大学士）门人释超全（1627-1712），俗名阮日锡，同安（厦门市同安县）人，师事曾樱传性理学，患难与共，性嗜茶，幼习茶书，随师在郑成功储贤馆为幕僚，善烹工夫茶，有制茶工艺。明亡，师尽节，弃家行遁，身怀工夫茶艺而奔走四方。遍览名山大川，尽尝天下名茶，慕武夷之名，约于康熙二十五年（1685）入武夷天心禅寺为茶僧。与天心方丈超位、铁华以及天成禅院方丈超煌等人交好，常在寺院共赴茶宴，在一起宣习工夫茶艺，以茶谈禅，以茶论道，以茶说经，还有“毁家从军抗清，明亡隐居茶洞”的李卷相好，传习茶艺。在天心常住时释超全写下了著名的《武夷茶歌》和《安溪茶歌》，为乌龙茶工艺创始于天心再添佐证。

台湾冻顶茶的故乡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台南人林凤池，来闽考试，中举后，乘兴游览武夷山。林凤池对武夷岩茶钦羡不已，向天心永乐禅寺老方丈表达了想引种武夷茶的愿望。老方丈便赠送武夷“青山乌龙茶种”茶苗36株，嘱咐说：“此为武夷乌龙茶佳种，希细心培育，如能分栽广植，则子孙享用不尽。”林凤池携苗而归后，引种成功，并逐渐被移苗广植，成为今日的冻顶名茶。天心禅茶不但是台湾冻顶乌龙的鼻祖，也是海峡两岸血肉一家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