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知识分子：我们为什么出家？--＂我们也来自北大＂

　　暝色中的中关村尽收眼底。

　　“冯先生,你多大接触佛教?”明影法师把问题抛给了前座的美国学者冯克强。“在俄勒冈大学读书时,我学习到了禅宗。研究中国历史后又开始研究达摩。”冯克强扭过头来温和笑着。

　　于是,他直面我说:“你看,一个1969年到1973年间读大学的美国人,能在大学里很轻松地读到达摩,知道禅宗。中国大学生,包括现在的,真正了解佛教有多少?起码在1990年以前,我是不知道佛教的。”

　　我们也来自北大

　　明影法师是河北佛学院教务长,柏林禅寺堂主。当年在北大地质系,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没有方向感,成天沉溺于对生命的思考中。“却有独立思想。”他强调。

　　1989年,他被分配到北京海淀区政府。他的校友说他生性率直,不太适宜机关里的生活。“我上了11年的班。其实没什么事。我平时就是打坐。只要你不跟别人争什么,他们也不会来管你。”他轻松地说。

　　颇有趣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市面上佛学书籍才多了起来,我看了蔡志忠的漫画《六祖坛经》后,挺郁闷的。原来中国还有这么好的文化,我居然过去一无所知,还以为六祖慧能是日本人。

　　“从那以后,我才开始研读经书。我过去所受的教育全是基础教育。比如研究地质可以让我的观察力增强,但佛学才是真正的博大精深。”在深圳小梅沙的海边,他研读《维摩诘经》,“眼前的每朵浪花后面是另一朵浪花在推动。其实,波峰并不比其他浪花多伟大或最出色。大海是整体的生命。”

　　他方才释然,在世俗中,一个社会中人的成就也不能更多证明什么。要知道,此前他愿望强烈:出家前,一定要用财富证实自己,不是混不下去才出家。

　　2001年,他在柏林禅寺正式剃度。

　　多年后重返校园,他依旧对北大的外在变化无所感知。但他却对柳智宇出家传闻有话要说:

　　——为什么很多人要在网上哗然惊奇?一年几千个北大毕业生,一两个出家算什么?一年有几十个出家人才是正常。

　　——这恰恰是中国人注重物质,精神危机的一个信号。或者说很多人根本不关心精神,也无从谈什么危机。

　　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哈哈大笑:“北大一年十几人、几十人都去出家的话,北大不成了佛学院了?站在出家法师的立场上,我理解他的忧虑。”

　　这时,他在电话那厢想到了明影的师兄——柏林禅寺的方丈明海法师。

　　与柳智宇相似的是,北大时期,这位法师热爱哲学,勤于思考——“他极其向往一个理想中的清净家园。”

　　2003年,明海法师对北大校友们讲解佛法时,谈及自己的出家: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缘,看了一本介绍弘一大师的书,从而接触到佛教。同时也认识了一个北大的朋友,他应该说是老师,比我高五届,北大人口研究所的,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认识我师父(净慧法师),他到广济寺去,向我介绍那里非常清净。我说那你带我去吧,后来我们就到广济寺去。

　　那天进入寺中,他的内心安静平和下来,似乎找到了那个理想的家园。

　　……我念阿弥陀佛,念一阵以后,很有感触,身心有很大的感受,以后呢,心态有很大的转变。晚上经常做梦,梦见和一些出家人在一起,从来没见过的和尚,有中国的、有时候有印度的,或者晚上做梦,梦见到寺庙去,所以人的心发生很大的变化……

　　大学毕业后,明海被分配到北京市一所中学任教。根据当时的家庭状况,他盘算过,“我还要工作一段时间,成个家,给父母生一个儿子之类的。”“弘一大师是39岁出家,我想我要是40岁的话,应该差不多”。而且校内环境安静,教学任务并不妨碍他上完课后,学习与打坐。

　　“1992年,他24岁那年剃度出家。出家前,他跟随师父净慧法师到柏林禅寺打佛七(一心念佛,不许讲话)。”李向平当年去过正待重建的柏林禅寺。

　　那里,除了从元朝矗立、业已衰败的赵州禅师舍利塔,徒剩几间破破烂烂的砖瓦房,聊作佛堂、餐厅、宿舍。

　　“门外一个大垃圾坑,冬天一刮风,满院尽是风沙。非常荒凉。”

　　“他从那里回来后便与父母商量,他要出家当和尚。虽说他在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可从任何一个角度,他父母都不会同意他的决定。这样,他又等了一年,等到禅寺大殿落成后,他觉得不能等了,瞒着家人先出了家。”

　　释迦牟尼佛出家也没有跟父母商量,而且我们的那个师爷,虚云老和尚出家也是一样的,所以我给自己找的理由就是这样的,……父母又找到我,我的心是不动的。后来他们也慢慢被我转化了。现在也都成了佛教徒。

　　他最终对李向平诠释:出家,就是回归自己心灵的家园。

　　出家,各有各的因缘

　　“寺里‘明’字派的法师,后面那个字都有讲究。明海师,海纳百川;明影,外界的一切都是内心的投影;轮到我,辛苦死了,要学玄奘啊。”明奘法师喜眉笑眼。

　　“来来来,她们是我的粉丝团。”他招呼着房里的几位年轻女尼,她们身后又站着几个大学生。“她们都是大学生出家。我还上网瞧过那个柳智宇,专门打电话到龙泉寺问过,他还在寺里面。他不是僧相,也没僧气,他太有棱角。你看看星云大师,他也受全球瞩目,但是他身上有僧气。僧人哪怕再有个性,棱角也要深藏其中。”明奘法师指指《南方人物周刊》的专栏。

　　“我们害苦了柳智宇。他出不出家原属个人行为。出了,后来发现不行了,还能回到过去的圈子里。现在完了,三十六计中‘上楼抽梯’——上了个半截子,梯子抽走了。他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来。别扩大他,好么?这个社会需要精英分子出家,这是精神世界的需要。”这时,他才正色道。

　　据传,他离开柏林禅寺,在北京怀柔的朝阳寺任方丈,放任旗下的一群弟子不用做早课。在汉传佛教讲经大会上,别人的严谨分析打耳边穿过,他则用他的“电子小玩意”偷看当红的网络小说《阳神》。

　　有人在网上批他“有拂佛理”,但佛门清规戒律似乎约束不了他,但他的弟子们说他用大白话讲解《金刚经》明快了然,招人喜欢。

　　问他为什么出家。他居然回答:比较怪,就是想过一种比较古老的日子——

　　我家人都不信佛。我高考成绩在全班63个学生中排名第一,就我一人考上了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

　　结果我没读几天,便写了退学申请。现在如果把它搜出来,就是一篇反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檄文。

　　递交退学申请时,我找系主任谈,找学生处谈,他们全来劝我。逼得我直接跟党委书记说,咱俩不如换个位置。我要是您,劝人都会比您说得有水平。

　　这句话把他气得够呛,他是从越南前线回来的老军人。如今想想,我那会儿就是一个狂妄的愤青。可我就是在那个教育体系里面,找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不想浪费我的生命。

　　当年的教育体制,想想都可怕。在我高中历史课本里,老子、佛陀从没出现过。等上大学,参加完军训后,我读到了一本《坛经》。读完以后,我就说我是个和尚。

　　退学后,我在北京一家研究所里,做内刊当编辑。精神上、言论上自由许多。单位里全是一群哥们,平常就在一起下下棋,打打麻将。

　　好多人劝我先做居士。我不做,要做就做和尚。那时候,我一人老往庙里跑,坐在那里面安安静静体验。这是属于我的修行方式,到了柏林禅寺我也这样。

　　1995年五一放假。我和北大禅学社几个朋友,三五成群到了柏林禅寺。禅寺在建观音殿,我帮着干活。

　　在那里,我第一次瞧见了老和尚(净慧法师),远远观察他走路的样子。我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我的师父了。我上前跟他直说,我要跟你出家。他也干脆明了,说好。这就行了。

　　我怀揣一千元、十本书、一套衣服去的柏林禅寺,走前根本没料到会出家。我提出要回趟北京,把家里的书拿走。老和尚吩咐,算了,别回去了,自有人要用,自有人要看。

　　我寺院里也是这样。那年7月10日我做行者,7月20日寺院搞佛学夏令营活动,派我专门照顾那些讲课的禅师。我给他们端茶倒水。其他行者、沙弥、僧人逮个机会就在斋堂里向他们请教。我整天守着他们,从来不问问题。当时佛教协会的妙法法师很奇怪,问我你怎么没有问题。我说我真没有问题。他说,那你来干嘛?我说,我来出家。

　　他说,你肯定能做个和尚,因为你没问题。

　　真正的信仰方法是一种对生命的关怀

　　20年前,华东师大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就想进行“信仰在中国”的研究,题目是《我为什么出家》,“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剃度出家的现象多发生在了上世纪90年代。”

　　他曾向年轻僧侣们发出过邀请函,“希望他们写一段,或者我过去跟他们谈一段,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很多人不太愿意谈。”

　　他说:“人们往往对于‘出家’有一种隔膜认识,认为出家人全是万念俱灰,生活事业不顺,家庭情感受到重挫。这样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延续至今,所以就会出现有一些人对北大、清华高才生,或各种成功人士出家感到不理解,拿职场或官场价值观看待衡量他们。这与人们对信仰和佛教的理解方法有关系。”

　　人物周刊:很多人在选择信佛或初信时,常会围绕一个问题,“佛教能不能改变我的现实命运?”

　　李向平:想通过信仰改变个人命运,这在其他宗教里都存在。这是很现实的层面,也是较为传统的一种信仰方法。有些人想通过信仰来解决他的考虑,也许一辈子也解决不了。但有些人可能在信仰过程中,对生命逐步有一些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不是改变命运,而是使生命充实。

　　我认为,真正的信仰方法是一种对生命的关怀。

　　人物周刊:个人信仰与社会进步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李向平:按照理论上的说法,道德和宗教是相关的,宗教或者是一个信仰,它能给人提供一种价值规范。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不仅仅是每个人有信仰了,就会对社会有好处。每一个有信仰的人还要基于信仰的准则进行社会交往。

　　人物周刊:历代都有出家的社会精英分子。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出家,与历史上哪个时期最有可比性?

　　李向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观念。这样我们就对出家、对选择一种信仰的修行方式有了理解。

　　这种状态什么时候出来较多?唐朝以后的时代更迭、社会变迁大起大落的时候出现较多。

　　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文化精英选择佛教信仰,是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这一互补理念下,在一种急流勇退的情况下选择的。当代中国知识精英选择佛教,有时候,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一种互补:现实有很多问题使他焦虑,或者他的生命关怀找不到,他在佛教信仰里面寻找。但还有一些精英走入佛门,他是把佛教信仰作为他的事业,他觉得他能够弘扬佛教,能够使更多的人像他一样获得生命的关怀。

　　人物周刊:也有佛教人士认为知识分子出家是社会精神危机的表现?

　　风水算命看相,他也可以直接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

　　问题是有没有大多数人、一群人都认同坚信的一种信仰?这个才能解决中国真正的信仰问题。

　　所以我说过。中国人缺的是相互关怀的、彼此认同的、精神关怀的信仰。不是缺有求必应的、临时抱佛脚的信仰。

　　现在很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贫与富之间,平民与官员之间,能否相互认同接纳,这是一个最大的信仰危机。这与30年前甚至是20年前讲信仰危机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社会的信仰危机,不是个人的信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