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第一居士——杨衒之

　　杨衒之是我国禅宗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是唯一受到菩提达摩的单独接见和开示的佛教居士,更是真实记录北魏时期佛教概况和菩提达摩在洛阳的活动史实,为后世留下极为珍贵的佛教史料的佛教学者。

　　杨衒之,又作“炫之”(生卒年月不详)。北平(今河北保定)人,北魏末任秘书监、奉朝请。东魏时任期城郡太守、抚军府司马。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梁代普通年间(520-526)菩提达摩来洛阳住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一日,达摩与徒众往禹门千圣寺,留住三日。时城郡太守杨衒之请求晋见。达摩在人们印象中是一个比较难见和不好说话的人物。他与梁武帝相见,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北魏孝明帝曾三次征诏不见;慧可求法,“断臂立雪”等事例都很能说明这一点。但是,杨衒之晋见,达摩却热情地接见了他,且交谈甚契。衒之问:“西天印度师承为祖的道法怎样?”达摩说:“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名之曰祖”。衒之又问:“此外怎么样?”达摩说:“须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厌其无,于法无取,不贤不愚,无迷无悟。若能是解,故称为祖”。衒之又说:“弟子归心三宝,已经多年了,至今仍然智慧昏蒙,尚迷真理,愿大师慈悲,开示宗旨。”达摩乐意地接受了请求,为他开示。作偈说:

　　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勤措。

　　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

　　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

　　不与凡圣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这段开示,对于如何成佛作祖,指明方向。对杨衒之来说如醍醐灌顶,得大智慧。他悲喜交加,万分感激地说:“愿师久住世间,化导群有”。达摩说:“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万差,多逢患难。”达摩把自己在华曾五次受毒被害之事,也无私地告诉了衒之。衒之听后,很是气愤。忙问:“不知害你的人是谁?弟子为师把他除掉。”达摩说:“我以传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无此理。”达摩与杨衒之初次相见,一见如故,成为亲密的知心朋友。最后为之作忏说:

　　江槎分玉浪,管炬开金锁。

　　五口相共行,九十无彼我。

　　衒之听说此忏,莫究其端,默记于怀,礼辞而去。

　　杨衒之是一位具有一定文学才能的学者,他为佛教作出的最大贡献是撰写一部记述北魏时期(495-535)洛阳佛教寺院兴衰的《洛阳伽蓝记》。这本书以洛阳寺院为纲目,广泛地涉及了当时社会政治、风俗习惯、人情风貌、地理沿革以及社会传闻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不仅是一部北魏洛阳的佛教志,更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历代诸家著述所引用。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曾两次记录了菩提达摩的行迹。一是永宁寺,二是修梵寺。

　　永宁寺为北魏孝明帝灵太后胡氏于熙平元年(516)所建。是洛阳规模最大的一所寺院。佛殿中有丈八金像1躯、中长金像10躯、绣球像3躯、金织成像3躯、玉像2躯。有僧房楼观1000余间。最为宏伟的要数寺中的九层浮图,高90丈,上有金刹,复高10丈,合计高达1000尺。远离京城百里之外就能看到。塔上有金宝瓶,11重承露金盘。还有130个金铎和5400枚金铃。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10余里。杨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同登临寺内的宝塔。《洛阳伽蓝记》记述达摩登临永宁寺时之情景:“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达摩说:“我年150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这几句语言可谓是极珍贵的史料:一、可知达摩时年150岁,且历游诸国。由此可以推算菩提达摩约出生于公元370年(即东晋太和五年)前后。二、达摩历经的诸国中,都没有像洛阳城的这所永宁寺。也说明我国北魏时期佛教之兴盛。

　　《洛阳伽蓝记》中所记菩提达摩所到的第二寺院是洛阳青阳门内御道北的修梵寺。寺内雕墙峻宇,比屋连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刚,鸠鸽不入,鸟雀不栖。菩提达摩赞叹说:“得其真相也。”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洛阳伽蓝记》还详细地记载了北魏神龟元年(518)西行取经的宋云、惠生所写的《宋云、惠生西行记》的史实。宋云、惠生是受北魏王朝指派,以“使者”的身份去印度取经求法。经历10多个国家。所到之处均受到隆重的接待和欢迎。回国时,带回大乘佛经170部,摹写了犍陀罗佛图之仪状大小,详记了天竺佛迹佛塔之方位所在,对于当时佛教在中原内地的发展、佛典翻译以及犍陀罗佛教造像、雕刻、绘画艺术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宋云、惠生还各自撰写一本记载西行见闻的书籍。宋云写《魏国以西十一国事》1卷,惠生写《惠生行传》也是1卷。这两部行记经历唐、宋时期还流传于世,迄后皆失散不见。所幸这两本书的内容均被杨衒之进行综合记录和整理,以题为《宋云、惠生使西域》,编入《洛阳伽蓝记》中,成为后世研究中西交通史、佛教史的极其宝贵的参考史料。 (徐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