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青年服务团到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

　　从佛教青年服务团到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

　　《优婆塞戒经》上说:“在家菩萨,若得自在为大国主,于自国土,常修知足,不以非法求觅财物,,不举四兵而取他国。”这是佛教反对侵略的铁证。又《增一阿含经》上说:“波斯匿王白佛言:今此国界,有大寇起。夜半兴兵擒获,今已坏之。功劳有在,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故诣来至,拜跪觐省。尔时佛告曰,如是大王,如汝所说。”《高僧传》上也说:“功德铠法师在关婆国时,颇为国王所敬。顷之,邻兵犯境。王谓法师曰,外贼恃力,欲见侵侮,若与斗战,伤杀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将至。今唯皈命师尊,不知何计?法师曰:暴寇相攻,宜须扞御。王自领兵抗之,旗鼓初交,贼便退散。王遇流矢伤脚,法师为咒水洗之,信宿平复。”这又是佛教徒鼓励抗战的证据。佛教青年服务团和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的组织,足从这两种意义上树立起来的。

　　二十八年(1939年)南昌失守之后,整个湖南震荡着,连我在南岳福严寺讲学的福严研究社也起了骚动。青年人纯洁的愤火,和佛法上所启示的悲憋,当然还有一点准备逃难的打算,使我实在不能再忍耐了,和朋友们经过几次商讨之后,决定组织救亡团体,并征求同志。记得是4月14日,在福严寺后山树林里开第一次筹备会议,连我和上封寺的知客演文一共五个人,议决名称为:佛教僧青年救亡团,推我起草宣言及简章。15日上午,我做好了宣言再和他们商量,有两位借口经济没有办法,态度完全变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会见了中央通讯社随军办事处主任黎友民。黎是党国先进,并且信佛,对于我们的计划,鼓励不遗余力,并允将宣言用无线电发出,关于备案一层,也答应极力帮忙,我们才决定干下去。

　　那时,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刚在南岳开办,教育长汤恩伯,政治部主任陈军长烈,对于指导民运,都很热心。汤将军很忙,我只和他会过几次面,没有多谈。陈军长看了我们的宣言,又关切地指出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第一,利用广大群众对于佛菩萨的信仰,说明佛菩萨也要他们起来保卫祖国,以坚定其抗战的决心。第二,用佛教反侵略的理论,对大部分信佛的日寇努力宣传,使他们知道宗教上所指示的侵略的恶果而厌战反战。第三,联合世界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在精神和物质方面,作反侵略的总动员。同时还告诉我们许多宝贵的工作经验。汤将军说,他也愿意负责去替我们商量。

　　可巧田汉先生和鹿地亘、冯乃超、马彦祥等五人也从桂林来了,我在上封寺会见了他们。田先生说:宣言文字太漂亮了,恐怕一般佛教徒看不懂,纵然看得懂也不会引起多大的同情。最好多引用佛教经文,字句也要古老一点。我们便请他斧正,他答应了,在上封寺过了一夜,我们一同下山。经过磨镜台的时候,他为此事,还亲自去和陈辞修部长商量,我们便办了一套呈请备案的公文,请求总政治部备案。可惜田先生太忙,没有几天,就回广西到重庆去了,临走的时候,把这桩事情完全交给陈军长办理,宣言当然没有能够斧正。改头换面,还足由我出马。

　　可是事实上,做工作是不大容易的。尤其足在错综复杂的抗战阶段,所以陈军长对于我们工作的原则,虽然没有异议,人的决定,还须要考察一番,便宋了一个试验。

　　其时游干班下面有民运指导处的设立,专门办理南岳附近民运工作的事情。指导员徐承枢、周天,我们因黎友民的介绍认识的。谈到南岳僧道的情形,他们希望我们贡献一个动员办法。研究的结果,决定先由民运处召集僧道全体大会后,再请各寺庙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商决动员办法。4月23日下午两点钟,便在大庙圣帝殿前,集中了二百多个和尚与道士。在南岳佛教史上,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中委梁寒操氏亦出席讲话,情绪尚称热烈。

　　各寺庙负责人联席会议是陈军长主持的,为融洽感情起见,在祝圣寺办了几桌斋招待大家。席间决定筹办地方性质的救亡团体,通过名称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公推上封寺方丈宝生为会长,祝圣寺方丈空也、南台寺方丈悟真、大善寺知客有缘、三元宫住持刘光斗道士为副会长。又议决简则十条,其中规定于备案成立之后,集中全山壮丁年龄内的僧道,在祝圣寺受训一月。散会后,陈军长要我们领导他们,我就受宣传股长之聘,演文受训练股长之聘。

　　可是成立大会,还是杳杳无期,其原因有二:第一,老和尚们怕训练的时候要实弹射击;第二,年轻的怕训练之后政府当壮丁调到前线去。陈军长又不得不花消一点茶点费,召集诸山长老开谈话会。席间,陈军长很温和的告诉他们:训练科日,注重政治常识,及佛学;军事方面,不过操操步伐锻炼身体。至于调到前线去的话,他正恐怕年轻的和尚要到前线去,因为到前线去是须要强健的身体,与丰富的技术的,年轻的和尚懂得那一桩?白白的送死,就是妨碍人家的工作。所以他可担保,训练之后的工作区域,以南岳附近为限。长老们才答应于五月七号开成立大会。陈军长又说:僧徒的没落,佛教的衰微,这是人所共知共见的事实,毋庸讳饰,假定在这时候还不想法补救,将来是一定会遭受严重的打击,所以这次训练,不是长老们帮他的忙,而是他帮了佛教的忙。长老们点点头就散了会。

　　7号那天,有叶剑英先生出席,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载《救亡日报》)。陈军长更体贴入微,叫我们在总理遗像之前,敬一尊佛像,烧一炉檀香。8号就开始训练。每周授课36小时,课程:分政治常识、佛学、军事常识、救护常识、精神讲话、抗战歌曲六门。政治常识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行、倭寇侵略史、抗战建国纲领、宣传组训技术、国内外时事六科,每周各两小时。军事常识分:学科、术科两种,每周各三小时。佛学和救护常识,都是每天一小时。教授除佛学外,皆由民运处的几个指导员负责。受训的人,一共七十多个,只有一个疯疯傻傻的道士,其余都是和尚,有20名受过三年以上的佛学教育,30名受过一年佛学教育,其余则目不识丁,所以讲授和管理方面,都非常棘手。

　　其实棘手的原因,还不完全是程度参差的关系,和尚们因为到处可以挂单吃饭,到处可以敲木鱼赚钱,几乎个个都养成一种不肯吃苦,又不服管束的劣根性。在这里感觉着不舒服,马上背起行李就走,走了也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久而久之,就都只知有己、不顾大局起来。有一次,大家商议要受训的人轮流挑洗脸水,当采买。刚一宣布,就溜走了三个。我们为儆一惩百起见,用公函请他们挂单的大善寺还他们的单,大善寺的知客——副会长有缘,则借口他们没有破坏大善寺的规矩,不允迁单。事情闹成了僵局,管理方面,就无法紧起来,“宁管一队兵,不管一队僧”,的确也是经验之谈。

　　佛教僧青年救亡团请求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备案的公文,很久没有批下来,我们又去催陈军长。陈军长说,在军委会政治部备案是有全国性的,恐怕人力不够。还足缩小范围,先在第九战区做起。至于名称,救亡两字是临时性质,不如就用佛教僧青年团来得永久。当时政治部秘书刘善述先生也在那里,他也赞成这种办法。并且说:第九战区政治部主任胡越,和陈军长很相得,只要陈军长去一封信备案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就另办了一件请求备案的公文,请陈军长转交第九战区政治部,名称用佛教僧青年团。

　　过了几天,胡主任到南岳了,我们因陈军长之介绍而得晋见。首先,胡主任说,佛教僧青年团的名称,政治意味太重,将来用以推动工作起来,或者会引起佛教界的歧视,不如改为佛教青年服务团较为妥当。他返省以后,马上就批出来。关于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的工作,他很满意。希望我们用佛教青年服务团的机构,先在湖南省内各个各个地、照样建立地方性质工作单位以后,再联合成为全省的团体,以次推及于第九战区乃至全国。经济方面,他知道我们都是穷光蛋,答应补助开办费和一部分经常费。佛教青年服务团找到了保姆,我们高高兴兴与他告别了衡岳旅馆。

　　大约足5月28日吧,接到了第九战区政治部准予备案的指令以后,我们就开始把团体充实起来。最大的问题是团员,我们几经商量,认清训练班里可以吸收为团员的只有一二十人。其中有一部分对演文的感想很坏,假定把他们吸收进来,恐怕要闹得四分五裂,所以决定不告诉他们,而只取十个与演文无恶感者,满想先把团体健全地撑起来了,再谋充扩大的办法。

　　至于经济,一方面呈请第九战区政治部补助,一方面聘请名誉团主任和赞助人,以便较干瘪时向他们开口。我们自己也把腰包掏出来,做服装旗帜等,约费二百余圆,尤以智圆同志所垫为最多,约百余圆。当时曾聘得叶副教育长、陈军长、黎友民主任为名誉主任,张振国、陈荫轩参谋、罗哲明大队长、潘旦明、俞浩、杨国兴、薛子正教官、刘斐章、江南熏队长、胡兰畦团长、刘善述主任及灵涛、明正法师等数十人为赞助人,后又添聘了好几位。

　　佛青团于6月10日假祝圣寺开成立大会,九战区政治部特派第一政治大队罗大队长赶到监誓,那时游干班第二期政治部主任戴之奇还没有到任,秘书蔡正中代为主席,南岳各机关也都派代表参加。我们虽一共只有十二人,而他们对我们的希望则很大,蔡秘书说:

　　宗教可以补法治之穷,观于佛教在中国民间的潜势力可知。目前是全民抗战的紧要阶段,佛教既控制了民间的意志,佛教徒就应该起来帮助政府,做动员民众的工作。所以兄弟对于佛教青年月良务团的组织,感觉着非常兴奋,今天能够出席这个成立大会,很是荣幸。不过佛教界中,一向沉寂惯了,骤然要他们动起来,事实上是有许多困难的。希望各位同志不要以人力单薄为虑!勇往直前地,不顾一切地照着拟定的目标干下去!我相信不要好久,一下就会展开大规模的工作范围。我们都彳艮愿意以最大的力量,从旁帮助。

　　罗大队长说:

　　佛教经典上,常常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两句话勉励教徒。这表示无我牺牲决心与勇气,也就是革命的、抗战的精神。兄弟相信佛教青年服务团诸同志,是本着这种精神起来的。兄弟谨代表第九战区政治部向诸位致其崇高敬意,同时还有一点意见要贡献大家:第一,日本强盗现在正用佛教的幌子,麻醉士兵愚弄沦陷区内的民众,这比飞机大炮,无限制地屠杀,还要利害。希望诸位用纯正的反侵略的佛理,来一个正面的反攻。第二,日本强盗对于南方佛教国如:锡兰、缅甸、暹罗等处,正蛇竭似地用“征服中国,就是铲除耶稣教势力,发展佛教”的话骗他们,希图借以引诱他们,破坏我们的国际交通,这也希望各位同志,能够在这方面,多尽些力。第三,不要忽略了本位工作,要严密地把各佛教徒组织起来,拖到抗战的阵线里去,南岳有几百和尚,乃是一个彳艮好的工作对象,千万不要放弃。第四,要多多接近民众,因为出家人也起来救国,对于民众是一个很好的刺激。第五,要参加精神动员方面的工作。各位同志,假定能够照着这几个目标工作下去,对于抗战,无疑地有很大帮助,经济的援助,可以用工作争取的。兄弟回部以后,当然会将贵团困难情形,据实报告。

　　此外还有许多演词,都很宝贵,而我们只报以几颗瓜子、花生米而已。

　　13号,我们要和抗剧八队、电影一队到衡山县城,配合当地团体,做欢送出征壮士募款公演的工作。11号晚上,中央通讯社黎主任与当地士绅谢宪周、唐三等用茶点欢送我们。12号救难协会训练班毕业,13号早晨就领着团员出发。他们都排着队在山门口欢送,劈劈拍拍的爆竹声,打响了每个僧青年的心弦。

　　到了衡山,住在清凉寺。我们的工作为街头宣传,推销公演票,出壁报,写巨型标语,维持剧场秩序,散发慰劳品等外,还印发了《为欢送出征壮士告同胞书》二千份。其文如下:

　　各位同胞们:

　　为了保持祖宗的光荣,为了挽救垂危的国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是神圣抗战,还有一段艰苦的过程。过程的缩短,艰苦的排除,则是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乃至佛教同仁所应该共负的责任。

　　现在,英勇的出征壮士们,为我们踏上艰苦的征途,去和敌人拼命以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这是何等崇高与圣洁的事!

　　我们要认清,壮士的出征是为了我们,所以他们自身的康健与安全,他们家族的给养与抚慰,都是我们的事。我们要替他们解除许多问题、许多痛苦,不用他们再为自身与家属操心,分散了战斗的力量。

　　只要我们实际地做到这一点,胜利的凯歌,定会震动整个世界。所以我们的欢送,绝对不是强作欢容,乃是良心的、人道的、胜利的欢笑。

　　菩萨会保佑牺牲小我而为大我服务的出征壮士们,更能为帮助他们的人祝福!

　　在衡山做了一个礼拜的工作,对于民众,似乎发生了一些影响,各界对于我们,也都报以热烈的同情。因为南岳的赞助人,大都是游干班的教官,要替我们募款,所以又回到南岳去。

　　回到南岳之后,就积极补充与整理。整理是确定纪律,以求不违佛戒,适应僧规。吸烟吃酒皆在禁止之列。补充则是增加团员。很想把这个团体,造成一个流动的佛学院,借实际工作,逐渐养成干部人材,以谋进而改革僧制。有一个小和尚只有16岁,两三次要求入团,我们嫌他年纪太小,不能工作。他说:只要许他入团,扫地、抹桌、送信的事情,总还做得来。我们没有别的话可以拒绝,就遂了他的愿。

　　南岳赞助人替我们募款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捐簿劝募,发起者为第九战区政治部第二政治大队,第九预备师野战补充团第二营,衡山县义安镇军民合作站,南岳镇军民合作站,中央通讯社随军办事处,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剧八队和电影一队。劝募的对像是游干班教职员及队员,共募得一百八十余圆。潘教官旦明,马队长抱一出力最多。

　　另一种是抗剧八队与电影一队联合举行募款公演。因为放影机损坏,和忙着准备“七·七”纪念,没有实现。不过他们给我们精神上的帮助非常之多,尤其是抗剧八队的刘队长和卢林、金陵、王逸诸位同志,简直没有把我们当另外一个团体看待。坦白的指导,恳切的安慰,现在想起来还有说不出的感谢。我们本来约好,在工作方面尽可能地打成一片,以矫正一般工作团队互相倾轧的丑态。而“佛青团”昙花一现地幻灭了,回忆着他们的友谊,真要流泪。当我们整理补充的时候,救难协会组织了流动工作团,由暮茄、绍贤两法师率领到衡阳工作,很得到衡阳各界的赞许,后来他们又到湘潭工作一次,也有很好的收获。

　　6月30号晚上,接到九战区政治部的代电,要我们到长沙去参加“七·七”二周年扩大纪念会,我们就连夜赶到长沙。从4号到8号,忙得简直喘不出气来。太阳像火一样,照着我们街头宣传,推销戏票,举办超度阵亡将士法会,参加火炬游行,编贴佛青壁报,出席各种集会。有时早晨三点钟就起来,晚上十二点钟才能休息。6号晚上的纪念大会,我们用自己的团体名义,散发《为“七·七”二周年纪念告同胞书》三千份。其词如下:

　　各位同胞:

　　无论那一个国家,无论那一个民族,由他的自由幸福的前程,都是从内忧外患的蹂躏中锻炼出来的。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不用说,就是希腊文明,也应该感谢波斯大帝的压榨。敌人明治维新的策动者,实际上是荷兰与美国的大炮。所以我们全民的持久的焦土抗战的结果,决不会变成真正的焦土,相反地要从焦土中,建设起一个自由繁荣的新中国。

　　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说“抗战两年,八分胜利;抗战三年,十分胜利”。这非但预言着倭寇必然要因虚伪的胜利而总崩溃,同时更说明我们将为血的洗炼而团结,而一致,以得到新生、抗战两年来,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各种进步的事实,证明这话绝对正确;无疑地,这个纪念并不是创痛的回忆,乃最后胜利的预祝。

　　但是当前的荆棘,还没有完全斩除。如汉奸的活动,吏治没有彻底澄清,民众不够认识等等,都足以迟缓最后胜利的获得:那就需要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更进一步的总动员。要在精神方面更进一步的总动员,第一先要知道人生的最大目的不是为了肉体的保养,而是借肉体以完成精神的永生。抗战是用肉体锻炼精神的洪炉,持久则要是永生的左券,同胞们!牺牲小我而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乃是最上算的事业,不用再有顾虑,再有畏葸。

　　在精神方面决定了动员的步伐,物质方面就要统制生活,实行像佛家的苦行主义:老实说,只有苦行才是牺牲的表现,才能实际做救亡工作。

　　同胞们!前路的荆棘如何斩除,抗战建国的使命如何完成,就看我们在纪念以后,是否切实动员起来、古人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一句非常有哲理、有经验的话.前进,同胞们!目前就是我们血洗河山、重光祖业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的人力和物力上讲,实在已经尽了很大的力量。罗队长还希望我多做些街头宣传工作。他说:民众会被感动的。

　　政治部三组组长侯野君先生,是一个真诚热烈的领导者,我在《阵中报社》会见了他。他对于我们的宣言,极口赞扬,认为是抗战史料当中最宝贵的文献;同时也就是近几百年来,佛教界中最清越的晨钟。他对于佛学颇有认识,所以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马上就开展出去,为落伍朽腐的僧伽,开一条新鲜的光明的路。他又说:不要怕困难,不要讲痛苦,干这种伟大的、艰巨的事业,就是连生命都牺牲了,也值得的。我要求在《阵中日报》副刊地位出《佛青特刊》,他不加思索地答应了。并且说,关于经济,他想由《阵中日报》社发起,替我们筹募基金。据他的估计,三四千圆是不成问题的。

　　此外《阵中日报》总编辑蔡鸿干先生,第一版编辑骆何民先生,副刊编辑马午先生,对于我们的工作,皆尝予以有效的、热烈的赞助。13号出《佛青特刊》第一期,14号又将我的《检举过去探讨将来》一文登出,我们的工作动向,始为长沙人士所知。

　　自我们的工作动向为长沙人士所知以后,省动员会和《国民日报》社,在财政厅会议所招待我们。到任启珊、雷锡龄、刘昭业等。席间任启珊先生希望我们领导长沙僧尼精神动员,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刘昭业先生希望我们能借佛教之仪式宣传三民主义,我们都诚恳地接受了。当时我曾说:总理的哲学思想,有人说他倾向于唯心论,而佛教也以唯心论为出发点。所以佛法可以辅助三民主义,在理论方面更深一层的解释。同时希望省动员会能够领导长沙市内各种宗教徒联合起来,组织反侵略同盟,以响应国际反侵略大会。他们都以为是。后来我和青年会张总干事以藩,李主任干事振声商量,也很赞成。胡主任并且督促过他们。湘北会战前夕的紧张,毁灭了我们的一切计划,可恨日本强盗!

　　长沙佛教团体,有长沙市县佛教会,和湖南省佛教会;主持者都是了凡和尚。八大丛林的财产权,也大半捏在他手里。对于佛教青年团颇表同情。六号午刻,他以地主的资格在华严寺——佛青团临时驻地——设盛筵欢迎我们,又捐助了一百六十块钱。我们知道他有工作的热情,就请他为名誉团主任。

　　白云庵的当家尼翊莲,也深明大义,我们在南岳和在华严寺的膳食,都是她自动供给的。同时政治部也发给津贴一百圆,陈军长从常德又寄来一百圆,各团员才领到一块钱零用费。后来开福寺、龙王宫也办斋招待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照壁上写上一两条巨型佛化抗战标语,如:“当汉奸的生受国法,死堕地狱”。“以佛陀革命牺牲的精神救中国”等,以为酬谢。

　　长沙的工作环境,比南岳顺利得多。我们遵守政治部的指示,一方面扩大影响,一方面从事本位工作。扩大影响的工作有五:

　　一、和长沙青年会,三民主义青年团,省动员委员会,青年记者学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伤兵之友社青年团体筹备献心会。从7月18号起,陆陆续续办了两个礼拜的公。8月2日举行献心典礼,盛况空前,影响甚大,各报皆有记载。

　　二、参加各种纪念会如:“八·一三”,“九·一八”,及特种集会,如“讨汪大会”,“征募寒衣会”等,青年会所主持。而由长沙各青年团体轮流招待的青年联谊会,每星期举行一次。每次或全体或派代表参加,并招待过一次。因此我们和长沙各界,非常熟悉。

　　三、继续在《阵中日报》副刊地位出《佛青特刊》三期。遇纪念日出佛青壁报,我又常应若干报章杂志之约,写一点报告工作的文章。

　　四、函四十九师劳军,印发慰劳信如下:

　　英雄的民族战士们:

　　你们别离了亲爱的父母妻儿,抛荒了丰茂的田地园圃,踏上征途,效命疆场。用肉的金城,血的汤池,保持了祖宗的光荣,挽救了垂危的国运;使中华民族,展开无尽光明的前途,你们的勋业、声名,也将因此而万古流芳。

　　同时,你们伟大的牺牲行为,激励了全世界的同情,和后方广大民众的奋起·。一向山居世外、不问理乱的佛教徒,现在也动员起来了。英法美苏等二十八个国家,不是已经给我国许多有力援助吗?日本强盗不是为此无法进展,就要总崩溃了吗?后方的民众,正良心地为你们的健康与安全,为你们家属的给养与抚慰设法。总想使你们不要为自身和家属操一点心,妨碍了伟大英雄事业的进展。目前固然还有许多对不住你们的地方,不久一定就会克服的,因为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啊!

　　佛告说我们:像你们这样牺牲了个人的幸福而为国家民族艰苦奋斗的战士,就是人类的救星,就是因位的菩萨,一定得到佛的默佑。纵然有什么危险,一定会从暂时的痛苦中,转到永远愉快的乐园里去。

　　英雄的战士们!天下没有那一桩事比这再值得,再上算。战鼓响了,莫要踌躇,莫要顾虑,日本强盗的残暴凶横,决不容我们多喘一口气的,前进!我们就会跟着来。把日本强盗驱逐出国的时候,最后胜利的凯歌震动全世界的时候,你想,我们多自由,多光荣!未了,祝你们金刚一般的健康!并致民族解放的最敬礼!

　　五、马超俊先生率领南路慰劳团经过长沙的时候,政治部在耕园设茶点招待他们。很荣幸地,民众团体当中,只有我们被邀参加。即席,我除起立代表佛青团致欢迎词外,又说明佛教徒最合宜于做慰劳工作的理由,并请求加入。马先生颇以为然,惟因长沙各界要求加入者太多,不能取此舍彼而作答。后来长官部发起组织长沙各界前线慰劳团的时候,政治部要我们加入,又是会战前夕的紧张,颠破了我们的团体,故未能实现,这是我觉得非常惋惜的。

　　本位工作有四:

　　一、调查长沙市县最近僧尼人数及庙宇。

　　二、和长沙市县佛教会联合,召集全市县佛教徒举行国民公约宣誓。事先,我们做的宣传工作很多。团员们每天几十里、几十里地跑,实在亏了他们。八月十四举行典礼那天,居然到了五六十个当家方丈,可以算是宣誓代表大会,以后于每月一日,都照常举行国民月会。

　　三、了凡和尚有工作的热情,加上我们的鼓励与督促,决定和我们合组抗战团体,为全湘楷式。为防备顽固派的异议,我们替他请市县党部,指令市县佛教会呈报工作及组训情形。市县佛教会,即据此于7月28日召集全体理监事,及各寺庙负责人联席会议,一致通过长沙佛教青年战时训练委员会组织法,推我和了凡等九人为委员,而了凡为主任委员,我副之。从此我们的心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

　　四、组织佛青训委会的目的,为筹备僧伽训练班,办训练班的目的,无非足培养干部,充实佛青团而已。难得他们的热心,对于此事,都无异议。训练期间三月,招生40名,须款约2100圆,皆由八大丛林就力量摊派。训练计划,已见本刊第一卷第一期。训练地点本来决定在北门外开福寺,嗣因距城太远,教官往来不便,改设三公祠巷一号。招生除登广告外,又函请长沙各寺庙及各县佛教会保送,以曾在佛学院毕业,或有同等学历者为合格。

　　可惜这时佛青团因为演文带着一部分团员在外面,胡作非为,如偷吃酒肉赌博等等,造成了内部的分化,我还痴想着借僧伽训练班以资补救,没有辞职。对于不守纪律的团员,分别记过的惩戒。演文则在团务会议上提出破坏纪律的议案,使几个守本分的团员,发生疑惧而自请退出。我留,演文准他们的假,裂痕更深,团员又只剩1 2人。

　　我们正在闹意见的时候,九战区政治部抄来一件通知,如下:

　　案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运巴字第五三四号代电,奉委座寝侍秘渝代电内开,据佛教青年服务团主任演文,副主任万均号日无线电略称,僧等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并选择一部分青年,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经呈请第九战区政治部准予备案,于本月四日在南岳正式成立,日内亲赴前线参加实际工作。伏乞垂示,俾资遵循等语。查该僧众等感念国难,奋发忠诚,自动组织参加前线服务,深堪嘉许、希即查明代致慰勉可也。等因,奉此。除呈复外,特录电通知。

　　惭愧,我们何以克当。有一次我去见胡主任的时候,他提到此事,我只好哑巴吃黄莲似地说:“我们对不起蒋委员长的慰勉!”

　　“八·一三”两周年纪念大会,赵恒惕议长亲自出席,胡主任为我们介绍,承他约我们长谈。我就于17号上午去见他,当时我请他领导湖南全省佛教徒起来参加抗建工作,他答应了。不过那时参议会事情很忙,所以又约我到南岳再谈。因为他巳和上封寺方丈宝生和尚约定在南岳福严寺会晤了,我又重回南岳。

　　我回南岳的第三天,他也从宁辉乡沩山赶回来了。我和他谈到会见赵坟长的经过,他似乎没有什么意见。赵议长到了,我写了一个计划书给他,他才督促着宝生和尚发起函召各县佛教界负责人,来南岳开会,筹备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并且说:省参议会尝有人提议以庙产办自卫团,假定在这个时候不起而救国,将来即无可转湾。宝生和尚就慷慨地答应了。

　　通启是我起稿,经过赵议长的秘书改削而成的。油印,缮发,亦由我和明真法师包办。计发衡山、衡阳、宝庆、湘乡、湘潭、宁乡、长沙、浏阳、永宁、耒阳、都县、东奇等十余县,五十余件。开会日期9月8号,给了凡的通启是我带回面交的。

　　了凡本来是宝生和尚的法徒,感情则非常恶劣。他顾虑湖南佛教徒抗敌后援会要妨碍湖南省佛教会的工作,看完通启,气就来了,并且疑心我不忠于长沙的工作。我没有和他多辩,照常替他们布置僧伽训练班,才算平了他的气。至于我之所以设法组织全省性的抗战团体,实有重大的原因在。第一,想用省佛抗会的组织,使佛青团和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流动工作团合并,以谋人事上的彻底改组。第二,以全省寺庙财力,维持经常工作用费。第三,借普遍的组织,以消除各方面的新怨旧恨。第四,扩大工作部门,实际到战地服务。他们的不能合作,使我冷了一半。胡主任也笑着说:时事如此,出家人还闹意见,真不可解。不过事实既然那样,让长沙市县的地盘,给了凡组织湖南省会佛教徒抗敌后援会好了。我又衔着此命,三回南岳。

　　7号下午,南岳的几个长老,碍着赵议长的面子,懒洋洋地到了福严寺。8号上午,衡阳、湘乡的代表,和附近的十几位居士也到了。赵议长要道教徒也加入,就到半山亭找了一个道士当代表。饭后开会。赵议长主席,报告时,说得非常恳切动人。游干班政治部代表和唐辟衡县长等所说,也很扼要。讨论到名称的时候,空也提议用湖南佛道救难协会,因为不合政府统一抗战团体的规定,没有通过。他们就交头接耳,嗟嗟太息起来。赵议长发了一顿脾气,才决定名称为湖南佛道教徒抗敌后援会。继即推定宝生、空也、悟真、有缘、了凡、智能、灵悟、李缘真(道士)、周勃臣、粟勘时和我为筹备委员。由宝生、空也、周勃臣召集。宝生和尚还算热心,本来想邀我到衡阳去筹备开成立大会,为避免空也、悟真等人的摩擦,另外请了一个和空也关系较密的绅士出来办理筹备手续,费用归宝生一人垫出,筹备处设大善寺。

　　佛道抗敌后援会既不用我操心,长沙训练班还足要我负责。长官部的黄参谋、程科长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支团部、县党部、县动员委员会、市党部、青年会、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都很热心帮忙,所以我们都很高兴。报名投考的四五十人,制服40套,一律草绿色僧领中山装,市民看了,乱叫“和尚兵”,开学期9月30日。

　　9月24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凡有停办的意思,经我晓以利害,又允暂迁岳麓山。25日更紧,了凡不顾一切,宣告停办,佛青团也经过一场争议,从此散场。我则暂退沩山,帮宝生和尚办护国息灾法会,同时筹划到印缅各地考察佛教情形,以为将来改进佛教的参考。当时因为经济问题没有把握,做好了一个背裹,准备效法玄奘,行脚西征。不意沩山的朋友,都赞成我出去,陈军长也寄了一点钱来,我才改变出宝庆过沅陵贵阳步行入滇的路线而先回南岳,拟即乘车至桂林转滇。

　　到了南岳,才知道了凡有信到沩山,要我回长沙恢复僧伽训练班。留在南岳的佛青团旧同志,也逼着我到长沙去,以便僧训班结束之后,在湖南省佛教会下面恢复佛教青年服务团。我又于旧历十一月中旬重到长沙。

　　其实短期训练,除灌输僧众以政治意识之外,没有别的好处,干部的养成,还是要从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所以我一到长沙,就提出工作方案九条:一、先恢复省佛教会之活动,而附设佛教青年服务团于其下。二、为适应人力物力之可能,以就地工作为主,注意于研究与学习,以期养成健全之干部,进而扩展工作。三、工作时间,暂以三年为限。四、工作人员最少二十名,须品学兼优,并能刻苦耐劳者。五、宗教团体与其它民众团体之性质稍有不同,故工作人员皆须严格遵守佛教戒律,以免引起其它佛教徒之岐视、轻视,因而丧失领导作用。六、每人每月平均支给养1 2圆至15圆。七、须建立地方性质之经常工作单位。八、设客观环境须要,而物力人力亦许可时,应与其它政工团体配合,流动工作。九、将僧伽训练班训练时间缩短、规模缩小,而以工作团队之全体工作人员充数职员及学员。

　　了凡对此也很赞成。过了年,在开福寺将训练地点内内外外布置了半个月,也用了一点钱,可是没有学生来,登报招生,用公函到各庙去催保送也没有效力。去请求国民兵团行文各乡公所代催,他们先答应了,后来又说我们的训练办法虽然已经得到县党部、县动员委员会的许可,而与国民兵役法规抵触,不准备案,当然不能行文各乡公所代催僧青年来城受训。了凡等都灰了心,决定借此收场。恰巧宝生和尚经过长沙,特地来对我说,赵议长还想把佛道抗敌后援会动起来,已定于四月八号在南岳福严寺开成立大会,通知书已发出,一定要我回去帮忙。我是筹备委员之一,况且实际上是我策动的,当然无可推辞,4月2号,怀着一颗高兴的心,又回南岳。

　　谁知南岳的老和尚都在抱怨宝生哩!他们说出家人都是穷光蛋,有什么力量做后援,有的人还怕抗敌两个字有问题。同时宝生翻印了内政部新近颁布的寺庙举办公益慈善事业条例,他们说是宝生和尚惹出来的,都挖苦他说他想出风头。八号那天,宝生因此没有出席。其余各县的代表,到有一二十人,很有几个因为当地官绅的压迫,怀着极大的希望而来的。群龙无首,一哄而散,湖南佛道教徒抗敌后援会从此打入冷宫。

　　7月12号,重庆一个朋友从信里告诉我:XX会议第十三条议决,新县制实施之日,拟提庙产一部分补助政费,并闻贵州省已经实行云云。当时我以为假定把这个消息在衡阳报上披露出来,一定会引起和尚们很大的冲动,从而使之将佛道抗敌后援会充实起来,或亦可能。果然,19号《大刚报》上登出来,整个衡阳南岳的和尚闹得乱烘烘的一若大乱将临。他们托人到大刚报馆去问这个消息的是否确实和来历,知道是我登的,都集怨于我一人,变成了老和尚们还击我的武器,我连夜下山,走出湖南。去年夏天到南岳借藏经的时候,还有人要和我为难哩!

　　拉拉杂杂写了上面一大堆,总算把我在湖南的工作经过情形,叙述了一个大概。本来还想将佛青组织大纲、流动工作团团章、佛抗会简章发表,限于篇幅,以后方能披露。

　　(原载《狮子吼月刊》1 942年第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