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经》大义看明末“三教同源”主张的时代意

　　《道德经》奠定了以道为尊的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格局,使中国文化具备了承载外来及后起思想的宽容度。佛教传入中国后,道家与儒家思想都相应地调整了传承格局。佛教在融合汉文化的同时积极地与道家、儒家文化和谐共生,焕发新枝。后汉牟融的《理惑论》、宋代契嵩大师的《辅教篇》、张商英的《护法论》、元刘谧的《三教平心论》、明朱元璋的《三教论》及《释道论》都站在融合三教的角度,强调以道为尊,而心为道之源,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三家同源乃是三教以及社会大众应当承认的公理。

　　憨山大师云:“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以迹求心,则如蠡测海;以心融迹,则似芥含空。心迹相忘,则万派朝宗,百川一味。”又云:“不读春秋,不能涉世;不读老子,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

　　在漫长的文化融合历程中,三家思想已然血脉相连,彼此尊重而无相互引夺,自他默契而潜相秘护。直至明末,西方新教改革开始,其宗教哲学影响扩及中土,试图改变中国以道为尊的文化格局,而发展以人为尊的西方价值观,终至拉拢儒家而直接攻击释、道两教。当时四大师据理反诤,融合三教,赢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成就。现代社会,欧风东渐,慧日西沉,三教聚首,旧猷重叙,于文化、于国家、于宗教,时节因缘,正当适时。

佛教视角看《道德经》大义

　　《道德经》的大义是完全可以用佛教的语言进行诠述的。该经的八十一个章节中,其首章有三句话: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一句话,最重要的是“道”和“名”这两个概念。虽然老子开篇就提及了它们,但提起的目的却是从立意乃至表述方法的任何角度,大面积地否定常识中的这两个概念。以印度中世纪佛教界龙树菩萨的主张来看,举凡否定“概念”,都是因为“概念”的缘起法不能被单独成立,“概念”要相互依赖才成其为“概念”,否则果的成立将不再依赖其因,这是十分荒谬的。不能单独成立的原因是“依赖性”,仅仅在依赖其他因素而非自力的情况下,才能认知到事物的特性,因此“概念”是靠“依赖而命名”。例如,从构成要素的情况看,“依赖而命名”的就是“部分”和“整体”。因此“道”和“名”这两个概念,只有相互构成了明白的语境,人们才可以展开对它的理解。只要是做单一解读,都根本无法理解它。不在“名”的背景前,“道”根本无立锥之力;不在“道”的语境中,将事物说成为“名”,老百姓没有人同意。然而,只要开始了“名”的定义,“道”的氛围便已无形铺开。客观地讲,“道”与“名”之间的“依赖而命名”关系,就是缘起关系,这就是佛教所说的“缘起法”。

　　“道”和“名”是一对缘起法,佛教竟然这样来看待它们,并注定了二者不能拆开,就像离开了“未来”无以谈“过去”,离开了“过去”、“未来”,它们之间的“现在”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现在”只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缝隙而已。

　　更确切地说,“依赖而命名”,是借着在某一适当的事物基础上进行命名,而使这一命名具备表徵其事物全部内涵的功能。换个角度看,对于人而言,事物的存在与否有赖于认知事物的心对此事物所做的命名。或者说,一切事物的体性,都离不开对它们做命名的分别心,事物乃由命名的过程而被验明正身,而使被发现的存在立马变成合理。

　　“可道、可名”当然就是命名的全过程,但是“非”字起什么作用呢?这是否定你能从命名中获得其所表征物的“名”以外的实体,终将归“无所得”。因此《道德经》开篇明义,开门见山地说“非常道”、“非常名”,无论你如何去命名或贴标签,一切事物都只能在相对的框架中存在,不可能具备任何独立的状态,而且,归无所得承载了“依赖而命名”的意义,也就是说,归无所得的物性“空”,同时具备“依赖命名”的“缘起性”价值,这就使得“空性”等同了“缘起”的意义,假如产生了对于“空性”的理解,就是得到了对于“缘起”的理解。

　　因此,对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佛教解读,是说:依缘而起的道,是可以去作人为谋求的,但必将归无所得。世间的万事万物,暂时也是可以去谋求的,但也终将归无所得(“道”和“名”是一对缘起法,可以分别加以谋求,却必将归无所得。假如产生了对于“空性”的理解,那就是对于“缘起”的理解。假如产生了对于“道”的理解,那就是对于“名”的通达)。

　　由上可知,《道德经》义理与佛教核心教义之间,是何等地微妙共融!

儒释道三家共同以心为本,以道为尊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指行为合乎中庸。梁漱溟曾对泰戈尔说:“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稳,得乎其中。你看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好像各趋一偏,一个左倾,一个右倾,两者相反,都不妥当,然而孔子却认为可以要得,因为中庸不可能,则还是这个好。其所以可取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迁就。反之,孔子最不高兴的是乡愿,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什么?即是他没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却都应付得很好,人人称他是好人,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外面难说不妥当,可惜内里缺乏真的。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泰戈尔高兴地说:“我长这样大没听人说过儒家这道理,现在才明白世俗误会拘谨、守规矩为道德,其实那样正难免落归‘乡愿’一途,正恐是‘德之贼’呢!”

　　而在狂狷性情,直心为道场的人格基础上,道依然是最重要的。因此,孔子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说:“天命之谓性,率性谓之道。”“率性”所行的,就是道。背性而行,则是非道。

　　守培法师云:“圣人制人伦之道,以禁其私欲也。以此分别而治彼分别,分别虽同,其意相反。以分别而论,则近于凡夫;以治分别而论,则近于圣人。是故人伦之道,虽非圣人之正道,亦非凡夫邪道也。若人率性而行,则弃人伦之道。可知人伦之道,乃圣凡过渡之程,非究竟处也。然虽非究竟之处,而不可无。如渡河之舟,虽不是久居之处,非此不能渡河故。又须知人伦之道,虽不可无,而不可认为究竟之处。以为究竟者,即不得率性而行,亦即不能入圣境也。如渡者不舍舟,即不能登彼岸故。”

　　儒家以道为尊,宗旨十分显然。道家及佛教,一者是中国文化中承载大道的门庭,一者是印度承载大道的宗教。如憨山大师在《庄子内篇注》中所云:“中国圣人载道之言,除五经束于世教,此外载道之言,唯老一书而已……藉令中国无此人,万世不知有真人;中国无此书,万世不知有妙论……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师孔子;已知人欲为诸苦本,志离欲行,故少师老庄;已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知十界唯心之影响也,故皈命佛!”

　　儒释道三家以道为尊的宗旨,由以上诸大德的言论,已揭示得十分清楚!

明末三家所面临的共同处境

　　由印度传来的佛教与在中国诞生的道教,在明代君王政府的宗教政策中,都是作为社会或文化来进行理解。如在明王朝的初期,明太祖曾注释《道德经》二卷,另制作《周颠仙传》一卷,成祖也制有《神仙传》一卷,显然,这些工作不一定出于宗教信仰,甚至显示出收揽民心的意图。明世宗的时代,由君王本身开始推行抑佛崇道的风气,甚至发展到毁佛像、烧佛殿,并令邵元节承嗣真人的职位,统领天下道教,封礼部尚书,享一品官俸禄等。这些措施使当时的道教逐渐兴盛起来。进入万历时代,社会上才逐渐有高僧及有作为的居士出现。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道教曾一度被查禁,但因其地域宗教及老庄哲学影响的缘故,查禁解除。此后的佛教、道教与儒家渐渐成为浑然杂处的状态,广泛流行与民间。当时,道教的袁了凡(1568-1610年)所著的《功过格》曾普遍地为社会所采行,莲池大师以《功过格》为基础编制了《自知录》。《功过格》的思想及持行方式,直到今天仍为广大佛教四众弟子所奉行。这些都是对“三教同源”主张的佛教支持。从《竹窗随笔》对于《自知录》进行强调的序文可以看出,莲池大师倾向于佛教的信仰之心基本可以说是由于“三教同源”说的感化。

　　根据圣严法师在《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中的考察可知,早在唐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就以景教之名来到中国,相继在中国传播了210年,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消灭绝迹,此事记录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宋朝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有种被称为“一赐乐业教”的西洋宗教开始传入中国,历元、明两朝,后来不传,这可能是犹太教。元代至元七年(1270年),天主教以“也里可温教”的名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此教被称为唐代景教的支裔,元朝在中国的也里可温教教师,已经包括了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多数传教士是跟随西征的蒙古军来到中国的,所以当时蒙古人是信仰此教的主流。其信仰也随着之后蒙古王朝的灭亡而逐渐终止。

　　到了明代,欧洲兴起了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内部也要求改革。从1540年开始,耶稣会向东方各国延伸他们的教化路线,先印度,再中国。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查比尔来到中国澳门,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利玛窦在广州香山澳登陆。活动了二十年后,他正式进入北京,要求会见神宗皇帝。《明史》326卷记载:

　　“……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岁沾染中土……帝嘉其远来……给赐优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

　　此后,西方人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多起来,大多聪明特达之士,专于传教,不求名利、官位。他们带来的文化,多半是中国原本没有的,如数学、哲学、天文等。很多人初次接触,大感好奇。于是天主教传播开来。

　　早期,因由一批中国学者帮这些传教士从事翻译和文章润色,使他们的著作在中国上流社会迅速传播。1643年,30位传教士中,写有14种著作的有7人,5种著作以上的有13人,这些著作被出版并广泛流传。从这些著作的立场上看,他们将儒家看成天主教发展的伙伴。传教地点由广州、澳门为中心,推广到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南昌、开封、福州、山西等地。

外人的攻击与佛教的反诤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因为南京天主教徒聚众活动规模巨大,南京礼部侍郎沈灌联合一些官员上奏,说西方教士在南京的传教活动动不动就上万人,日夜集会,极似当时的白莲教(附佛教外道)和无为教(附道教外道)。因为害怕进而产生政治叛乱,明神宗下令取缔天主教,逮捕传教士。明末抗拒天主教的人数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自利玛窦到中国,天主教徒来华的教士人数也与日俱增。

　　当时的传教士徐光启等人除了进行维护天主教的政治斡旋以外,已然公开造论,反驳佛教。这些论点主张鲜明,反对佛、道,拉拢儒家。如罗明坚写的《天主圣教实录》在广州发行,利玛窦写的《天主实义》在南京发行。利玛窦的著作分别抨击了佛教和道教,而徐光启写的《释氏诸妄》已开始全面攻击佛教诸名相,如天堂、地狱、世尊、杀戒、盗戒、轮回、念佛、神通、三世、佛化身、大千世界……佛教的反驳运动十分激烈,普润法师写了《诛左集》,密云圆悟大师作了《辩天三说》,莲池大师作了《天说》四篇,藕益大师写了《天学初徵》、《天学再徵》,黄贞居士写了《不忍不言》。但是,与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利玛窦、汤若望相比,佛教的法师和居士既没有政治身份,也没有政治影响。后来,他们将南京事件的余怨转嫁到佛教和道教身上,并诉诸神宗皇帝要与佛教论辩。那时莲池大师、紫柏尊者都已入灭,憨山大师正受政治迫害,藕益大师才十八岁,密云圆悟禅师年至五十,却又不屑与徐光启等论辩。当时佛教犹如遭遇风暴冲击,虽然诸方释子群起反诟,但整个佛教界都呈现出了不安。

　　汉代以来直到明初,佛教只是面对儒家和道家的小规模论争,而此时论争者换成了天主教,这是从未经历的论敌。处于自我防卫,著文反驳的,仅有前面提到的五位。

　　在于西方宗教当面交锋的明末,面对争论过程中耶佛教和道教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大震动。当时高僧及志士仁人都清晰认识到,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因为文化根底的共同性,需要重新审视三者的一致根源了。教拉拢儒家,佛教与道教相处在了一起,佛教不光要重新审视道家,更重要的是,重新调整自身与儒家的文化关联。

此前的三教同源

　　后汉太尉牟融的《理惑论》,宋朝明教契嵩大师的《辅教篇》,张商英的《护法论》,元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都是站在佛教的立场而提倡三教融合。明太祖朱元璋著有《三教论》和《释道论》,站在君王的立场提倡三家调和。道教袁了凡和儒家一些阳明学派的学者,及佛教的高僧大德们相继出现,而纷纷主张三家同源,都站在融合三教的角度,强调以道为尊,而心为道之源,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三家同源乃是三教以及社会大众应当承认的公理。

　　明末四大师共同主张“三教同源”

　　紫柏尊者在他对阮坚的开示中这样说:

　　“审名以精义,精义以入神,入神以致用。此东方圣人、西方圣人,必由之道也。故颜子则隳(huī)肢体,黜(chù)聪明。老氏则曰: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若吾无身,何患之有!又曰:介然有之,行于大道,唯施是畏。老氏亦东方圣人也,若究其所归,本与儒同宗。……穷生死之故,穷性灵之极……”。

　　他认为道家的老子和儒家的颜回都可以称得上是东方的圣人。

　　憨山大师与紫柏尊者同时代,而且是至为亲密、荣辱与共的道友,他的《梦游集》中关于三教同源的论著,有《观老庄影响论》、《道德经解发题》、《中庸直解》、《老子解》、《庄子内篇注》,他认为: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老庄思想皆由法界真心流演而来。他尤其重视《庄子》,认为此书见地格外高超,他评价云:

　　“间尝私谓:中国去圣人,即上下千古,负超世之见者,去老唯庄一人而已。载道之言,广大自在,除佛经,即诸子百氏。究天人之学者,唯《庄》一书而已。”

　　他认为穷究天人之学的只有《庄子》一书而已,同时将孔子的位置下降到老子之下。道家的老庄思想,历史以来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在中国佛教史上实在是罕见的例子。

　　莲池大师于《道原》中云:

　　“或问,《道德经》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则道之一言,自老子始,而万代遵之;佛经之所谓道者,亦莫之能违也。则何如?曰:著于易,则云‘履道坦坦’。纪于书,则云‘必求诸道’。咏于诗,则云‘周道如砥’。五千言未出,道之名已先立矣!……”

　　藕益大师在他的《金陵三教祠重劝施棺疏》中云:

　　“儒以之保民,道以之不疵(cī)疠(lì)于物,释以之度尽众生,如不龟手药,所用有大小耳!故吾谓求道者,求之三教,不若求于自心。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

　　大师认为,吾人所求之道,不必去求心外的三教,向内心中求才是最为适当。

　　异口同音,三教同行

　　根据明代的相关史料,当时的论争最终使儒释道走到了一起,在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大挑战面前,中国传统宗教与哲学思想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局面。客观地说,这是中国各文化系统在进行自卫反诤前所产生的自然结盟。内外宗教文化界的这次争议,仅仅定义为宗教间的争议是不全面的。更深刻地说,这是两种文化在深刻遭遇时因其差异性而引发的思想遭遇战。

　　以人为核心的西方宗教文化,在以道为核心的佛、道教义面前,并没有显示多大的优越性。中国人相信“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取法于“道”,自然得乎于“人”。而如果取法于“人”,如何能避免得乎于“利”呢?当前的中国社会,被动地接纳了西方的强势文化,但这并不一定就说明,在国人心目中,西方文化能一直强势下去。人们可以看到社会的现实,西方社会的“人性”价值观,一次有一次地由其枪炮进行护送,而向世界各国传达“人权”的“福音”,西方价值观的“人性”论,在中国大地上能否持久放射“道德”的光芒,仍然受到人们质疑,甚至相反,只怕有一种光芒要被无限度地激发,就是“名利”。

　　莲池大师《竹窗随笔》云:“震旦之书,周孔老庄为最矣。佛经来自五天,欲借此间语而发明……”

　　其实,明末的儒家学者们大多都接纳佛教信仰。早在南宋,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教就是“三教同源”说反映在道教方面的一种事实。其中,全真教所谓的清规、不立文字、戒律、打坐、法身等词汇自然也是吸收佛教禅宗与天台止观所产生的运用。明末的“三教同源”思潮非常流行,憨山大师注解的《老子》与《庄子》,莲池大师《竹窗随笔》的《庄子》三篇都使佛教的思想与道教教义完美合璧。

强调“三教同源”的时代意义

　　明末的这次论争,与其说是一场发生在明末的宗教激辩,不如说成是后世东西方文化与宗教差异的论争的一次历史预演。其实,现今社会西方与中国宗教社会明里、暗里的论争多少总有一些,而且随着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目前尚未全面复兴的实际状况,这种宗教论争,迟早难免一战。

　　大道在时,照见人的良心;名利在时,激发人的狂野。儒释道三教的共同发展,没有把“人间性的满足”看做首要的追求目标,但它已成为必然成果。人的“俗性”不可作为决定世间的重大轨则,“道”才是第一要务。以“道”为第一要务的儒释道三家思想,从来就没有忽略人性或否定人性,更多地是从人性滋长的名利牢笼中将人性彻底解放出来。儒释道三家的饱学之士在对此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之后,所提出的“三教融会”的主张当然不是无原则的混同或比附。在面对“地球村”文化的新时代,必将产生更为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