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陀抨击“种姓制度”的精神来看主张“泯除阶级观念”、的荒谬

　　从佛陀抨击“种姓制度”的精神来看主张“泯除阶级观念”、的荒谬性

　　明真法师

　　佛经中经常提出“种姓”制度问题。

　　什么是种姓制度?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先生在他所著的“印度的发现”一书里,指出古代印度除了那些被认为是处于种姓制度范围外的那些不可接触者[④]不计外,有婆罗门,即祭司、教师、知识分子;还有刹帝利,即统治者、武士;还有吠舍,即商贾和银行家等等;以及戌陀罗,他们是农业或其他的行业劳动者。尼赫鲁总理说:“种姓的概念和实际具体表现了贵族的理想,这显然是与民主的槪念背道而驰的”;并且逐渐演变的结果,“强有力的既得权利阻止了任何根本的改革”,“不仅仅国民经济,而且思想本身变成静止状态的、传统式的、僵硬的、不开展的和不进步的了”;“在今天社会组织中……在它的体制之内是不能有地位上平等和机会上平等的,也不可能有政治上的民主,更不可能有经济上的民主了。”尼赫鲁总理说,“差不多每一个在印度的外国人和许多其他人民一般地对那个制度都加以谴责和批评”,对印度来说,“至今还成为一种负担和灾难!”很明显,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制度,到今天,尼赫鲁总理也认为还是成为印度人民的“一种负担和灾难”。

　　尼赫鲁总理说到释迦牟尼佛严厉抨击种姓制度的史实:“在佛的时代[⑤],种姓制度很有弹性,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的严格。能力、品格和职业要比较出身受到更大的重视。”但“佛教不赞成种姓!”“佛的一切说教都没有带着任何宗教的权威,也没有任何关于上帝或他世的话。他所信赖的是理性、逻辑和经验。”“他那生机活泼的品格和强有力的教旨,对于许多社会上和宗教上的陋习从事攻击”,“尤其是在反对祭司弄权和祭仪的斗争上打动了人民的心弦”,“不可避免地就引起他和故步自封的教徒们的冲突”,当时婆罗门“称佛教徒为异教徒和公认信仰的叛徒”。因为佛对弟子们说明他的主张是:“传此教旨。告诉他们贫富贵贱原为一体,一切种姓将在教内合而为一,如百川朝宗于海一样。”尼赫鲁总理承认了“佛的伟大庄严光芒万丈的人格感动了人民,而在他们心中留下了记忆常新的印象”,并称“佛倒多少有些像一个社会革命家”。

　　关于佛对于当时印度种姓制度,巴罗拉曼摩尔蒂先生在“印度哲学”[⑥]里也说:“印度的历史表明,佛教由于宣传平等,攻击社会等级制度和给予被蹂躏的奴隶以希望而起了革命作用。”“佛教提出反抗的口号:各种事物都在变化着,没有永恒的事物,社会等级制度也不是常久不变的。佛陀在他的千百篇训诫中都攻击婆罗门教的专横、社会等级制度、君王制和不平等。他同情穷人的苦难。当佛陀宣布他一生的使命就是拯救人类脱离苦难的时候,他的使命就有了伟大的社会意义。一切被压迫和被蹂躏的人,下等阶级、妇女、穷人、负债的人、奴隶,都把佛陀看成了伟大的救世主。”这都突出地说明了佛陀是富有现实性人民性的历史人物。他背叛了自己的贵族阶级,反抗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他同情下等阶级的人民,运用平民的语言宣传简朴的真理。的确在他的宗教革命运动中是具有社会革命意义的。

　　在我国翻译的大乘圣典里,强调佛陀与众生在真理的面前,是平等平等的。佛陀只是真理的实践者,众生能实践真理,众生也就可能成就佛陀的智慧功德。真理是决不偏私于佛陀个人的。在二千五百年前弥漫着神权的印度社会里,佛陀能揭示这样平凡简朴的真理,这是一颗多么莹晶光灿的珍珠。梵网经里关于传授大乘菩萨戒的对象,也充分表达了这种精神:对于国王奴婢,应平等普视,不容有所拣择;排列座次,应依受戒先后作标准,不许以世俗的名位权势在佛教集团里取得什么特权[⑦]。维摩诘经叙述维摩诘居士在接受了善德菩萨供献的璎珞后,随即分作两分,拿一分供献了一个最卑贱的乞儿,又拿一分供养了难胜如来。并对善德菩萨说:你能以平等心,供养乞儿,是和供养如来的福田功德一样的[⑧]。湼槃经叙述佛当圆寂时,有很多的国王贵人,甚至上界的天子,争献美妙饮食,要求佛接受他最后的供养,佛却偏拣了一个工人的儿子名叫纯陀的饮食接受了[⑨]。当然,这都是佛教哲学范围以内的事,但在等级制度社会里,在佛教经典与制度中能大胆地采取这样措施,宣传这样教义,就不能说这里面没有向阶级社会挑战的意味了。

　　尤其是使我们感到兴奋的,当时婆罗门教利用大梵天王出生四种姓的诳骗,用以巩固自己的阶级利益;佛陀为了揭穿它的欺骗性,曾和婆门罗面对面的展开过激烈斗争。这些资料,散见阿含经里。如:

　　摩纳矜夸自己婆罗门种姓是从大梵天王口里化生的,比从臂生的刹帝利种姓,胁下生的吠舍种姓,足底生的戌陀罗种姓都要纯洁尊严。佛向他质问道:婆罗门在空旷处行动无缚无碍,余三种姓不也是一样的吗?怎见得婆罗门种姓独特纯洁尊严!婆罗门在河里洗澡时,能用澡豆擦去身上的垢腻,余三种姓不也是一样的吗?怎见得婆罗门种姓独特纯洁尊严!婆罗门能从干燥的木材里攒出火来,难道刹帝利、吠舍、戌陀罗就不能从里面攒出火来吗?婆罗门攒出来的火有热有光,难道刹帝利、吠舍、戌陀罗攒出来的火就偏偏会无热无光吗?你说!你怎见得只有婆罗门种姓独特纯洁尊严[⑩]!

　　佛告诉婆悉吒和婆罗堕:婆罗门种姓自己也承认:刹帝利、吠舍、戌陀罗造了罪业,必受苦果;婆罗门造了罪,亦决无幸免之理。怎见得婆罗门种姓纯洁优越?又:刹帝利、吠舍、戌陀罗,想获善果,必修善行;婆罗门亦决不能例外。怎见得婆罗门种姓纯洁优越[11]!

　　郁瘦歌罗向佛夸耀自己的种姓优越,说余三种姓应该供养尊敬婆罗门的时候,佛认为他们是自己揑造神话诱人信仰后,再要人供养尊敬自己;就嘲笑他道:你们是把臭肉逼着人吃了,又强伸手向人索钱[12]。

　　佛向婆私吒说:大家都眼睁睁看到人是从母亲“产道”里生出的,婆罗门还不是一样的吗?不料婆罗门却偏偏要说自己是从大梵天王亲口化生出来的。想想吧:这不是对于大梵天王的严重侮辱吗[13]!

　　又向婆私吒说:原始的人类,是没有什么王(刹帝利)的,等到“别分田地,各立疆畔”,时常发生盗窃和其他的纠纷,才公推一个人出来专门处理大家的这些事情。这也就是王的兆始,王并不是从大梵天王的臂生的。有人因家庭纠纷,苦恼重重,潜入山林,探索人生问题,这就是婆罗门的兆始,婆罗门也决不是从大梵天王口里化生的[14]。

　　综合这些材料来看,远在二千五百年前的佛陀对当时的种姓制度社会——不平等的阶级社会,是采取什么态度?爱什么?憎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站在剥削阶级的一面?还是站在被剥削被奴役的广大劳动人民一面?这是十分突出十分鲜明的。

　　但是,在今天作为佛陀的弟子,我们中间还有人歪曲佛陀平等教义,荒谬地主张我们佛教徒应该“泯除国家、民族的观念”,“泯除阶级的观念”,认为这些观念都是形成人类残酷战争的根源,是要不得的。这显然有意地把佛陀哲学上的理性平等与教导法门的事相差别混淆起来,作为反动理论的根据。我们体会到佛陀抨击印度种姓制度的精神,也正是指出阶级的存在,才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也可以使我们体会到,目前帝国主义的存在,才是世界战争的根源。所以我们要积极反对一个国家侵害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虐待另一个民族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这正是大乘菩萨的施无畏行,绝不意味着应该泯除国家、民族的观念。恰恰相反,我们只有像佛陀那样爱护劳动阶级的人民,同情被压迫的国家民族,才能真正有力地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人类敌人。举例来说:在过去东南亚国家里的佛教徒为了争取自己国家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以刚毅坚贞百折不挠的精神与广大人民一道积极的驱逐殖民主义者;我们中国佛教徒在过去与广大人民一道投入伟大的艰苦的抗日战争、投入神圣的火热的抗美援朝运动;今天的日本佛教徒以大雄无畏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反对外国军事基地运动和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这都是反对邪恶、伸张正义的庄严事业,也是符合佛教教义的事业。假如强调泯灭国家、民族、阶级的观念,这实质上就是要我们泯灭人类善恶是非的观念,必然会把佛教徒陷入思想麻痹、邪正不明、敌我不分的状态,所谓“大慈大悲”“大雄大力”也必然会变成纸面上的空话;这实质上也只能纵容和助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危害人类的罪恶,佛教的真实生命也会这样逐渐在人间消逝的。又现实世界上既有阶级社会的存在,佛教徒也是阶级社会里的一个人,对于摆在自己面前的新旧社会制度,绝对不能漠然无所爱憎,这也就是自己行为的动力;怎么还能闭起眼睛说自己能够超越阶级,泯灭阶级观念呢?不,这决是不可能的!在一般的教义上讲,爱憎诚然是烦恼,但菩萨把这种烦恼转为无上菩提的唯一秘诀,就是:菩萨爱憎不是从自私自利的个人出发的,而是从整个人类的大利大害、大是大非出发的。根据人类当前的现实生活进行分析,剥削阶级是不是存在?剥削阶级的存在又是不是人类的大害大非的根源?根绝剥削,根绝贫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为人类所向往所应走的光明大道?这种理想是不是在我们面前已经逐渐变成了光辉的事实?只要具有正义感的人应不应该为这种光辉的事实的出现、发展、壮大而欢呼、而鼓舞、而努力?这是人类当前的现实生活,也是整个人类的大是大利所在,我们佛教徒是不能熟视无睹漠不关心的,而我们应本着佛陀反对阶级不平等的精神肯定下这一系列的答案,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它是彻底消灭阶级,根绝剥削,消灭贫困,根绝罪恶;它是把为人民服务看成是自己的荣誉、自己的生命,看成是自己不可卸脱的责任;它是觉得自己的一呼一吸都与整个人类的命运相关连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反对损人利己的残酷战争,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珍重自己人民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愿为残酷的战争所毁灭;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里才能体现出这种崇高的品质与真正的文明。同时,我们也须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它恰恰与此完全相反。因此,我们也只应本着佛陀与发扬佛陀的反对阶级不平等与同情被奴役的民族的精神,为了全人类的平等、自由、文明、幸福,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正因为帝国主义者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侵略战争的根源之故。在这样两个不同体系的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对立阵营里,正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斗争,正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我们佛教徒怎能荒谬地主张“泯除阶级的观念”,“泯除国家的观念”呢?在当前的反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尖锐斗争的时候,也正是正义与邪恶斗争的时候,我们佛教徒怎能荒谬地主张“泯除民族的观念”呢?这都是与佛陀精神背道而驰的!

　　释迦牟尼佛陀,在政治的理想上是希望以“十善道法”治世,真正理解佛陀思想的佛教徒,应该认识到,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的祖国,正体现这十善法,我们应该接受社会主义的教育来改造自己,热爱自己的祖国,建设自己的祖国,争取和平,保卫和平,以消灭侵略战争为自己的菩萨大行。

　　(原载《现代佛学》一九五八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