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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云老和尚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以对云南佛教的贡献为主(法缘法师)

　　虚云老和尚对中国佛教的贡献

　　——以对云南佛教的贡献为主

　　法缘法师

　　内容提要: 虚云老和尚被称为是近代高僧,禅宗泰斗。他一生志大气刚,悲深行苦,对近代中国佛教的振兴与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老和尚为了振兴中国佛教历尽艰辛,殚心竭力,任劳任怨。他一生的业绩可谓功追往圣,德迈时贤。他一生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指难胜屈,数语难表,兹仅以他对中国云南佛教的贡献而略作说明。老和尚对振兴与发展云南佛教有着巨大的贡献,他的一生在云南共有二十六年,鸡足山十四年、昆明十二年,可谓与云南宿缘深厚。本文主要从两大方面加以论述:一、虚云老和尚与云南佛教;二、虚云老和尚对云南佛教的贡献,这其中又是从:1、修复古寺;2、整肃寺规僧纪,如法传戒;3、讲经办学,成立佛学研究社;4、成立佛教会保护发展佛教;5、维护寺产,平息祸乱;6、成立慈善机构,为滇民排忧解难等六个方面来阐述虚云老和尚对云南佛教的卓越贡献,以永远纪念这位不朽的高僧。

　　关键词:建寺传戒讲经佛教会庙产兴学

　　佛教自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二千多年了。在漫长的岁月中,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谓是一波三折,备受艰辛,并不是一帆风顺。最鲜为人知的“三武一宗”灭佛,就使佛教饱受了摧残,佛教在经受各种历史考验和打击的同时,以顽强的生命力随顺着中国的国情、时势而发展着。到了清末咸丰年间,随着国力衰弱,社会政治颓败,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与国运紧密相连的中国佛教也呈不振之状,寺院毁坏殆尽,僧尼风云流散,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生命力越来越衰弱,僧侣的生存也越来越艰难,佛教已极式微。到了光绪及民国之初,又一度盛行“砸菩萨,办学校”之“庙产兴学”的运动,各地相继发生寺产没收,驱逐僧尼,捣毁佛像,占据寺院,甚至殴打逮捕僧尼,抢劫寺院财务等重大事件,各地佛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使本来就衰落的佛教更是雪上加霜,濒临灭绝。正是在这佛教危急时刻,虚云老和尚以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之大无畏精神,毅然担荷起振兴佛教的大任。他一身而参五宗法脉,慧日重光,使禅风再振。广建丛林,复兴名蓝古刹,如鸡足山祝圣寺、昆明云栖寺、鼓山涌泉寺、韶关南华寺、云门大觉寺、云居真如寺六大名刹,一生重建寺院庵堂八十余所,度众安僧,所建寺院也皆是规模宏伟,备极庄严。又整肃禅规,提倡戒律,兴学育僧,开展传戒、讲经、慈善等活动,成立佛教会保护佛教的发展。他一生为法忘躯,九死一生,殚心竭力,任劳任怨,对中国佛教在近代的复兴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老和尚一生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指难胜屈,数语难表,兹仅以他对中国云南佛教的贡献而略作论述。

　　一、虚云老和尚与云南佛教

　　虚云(1840—1959),名古严,又名演彻、性彻,法号德清。五十岁后自号虚云,改字幻游。原籍湖南湘乡县人,俗姓萧。父玉堂,母颜氏。师出生于福建泉州,幼即不菇荤,秉性聪慧,好喜恬淡。清咸丰八年(1858)十九岁时,在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常开法师披剃。翌年,于妙莲和尚座下受具足戒。此后习苦行,住岩穴三载,二十四岁时曾回寺任职四年。之后外出参学,遍历大江南北,习禅研教,亲近善知识。曾参天台华顶庵融镜法师学天台止观,不久,奉法师之命往国清寺参学禅制,至方光寺习《法华经》,岳林寺听《阿弥陀经》。尔后朝普陀、又至阿育王寺拜舍利,抵天童寺听《楞严宗通》。光绪八年(1882),为报父母恩三步一拜朝五台山,途中风霜雪雨,疾病交寒,艰苦备至,历时三年而得以完成。此后又参访陕西终南山、四川峨眉山、拉萨三大寺,并由西藏至印度、斯里兰卡、缅甸等国,朝礼佛迹。又由缅甸回国拜云南鸡足山,经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礼安徽九华山,再至扬州高旻寺参加禅七法会,至第八个七时,因护七师倒开水冲到手,茶杯落地,一声破碎,使无量劫来的疑根顿断,如从梦醒,悟透禅关,打破漆桶,明见心性。虚老悟后,深自韬晦,离高旻寺至焦山,代智通和尚讲《楞严经》,在阿育王寺讲《法华经》,六十一岁时,欲再度参访五台暨五岳诸名山,并至终南山结茅潜修数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虚老与戒尘(1878—1948)离终南山,朝峨眉山后又至云南,此可以说是虚老第二次到云南。[[1]]

　　云南地处中国的西南部,它可以说是由中国通往缅甸、泰国、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等佛教国家的必经之途。因此就世界佛教角度着眼,以其得天独厚的地势,以一省之地,便汇集了北传、藏传、南传、滇密为一区之佛教。这不仅在中华,即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云南这种大小乘显密齐备的佛教,在云南南诏、大理及元代的时候曾一度繁荣兴盛过。但到了明清两代以后,云南佛教开始逐渐走向衰落,特别是清末咸丰年间(1851—1861),由于回、汉战争,寺庙毁坏殆尽,僧尼风云流散。光绪间虽然稍有振作,但难返颓式,许多寺院或毁于战火,或因庙产兴学而被强行占用,幸存者寥寥无几,大批僧尼流散,佛教已极式微,可以说清末以后,云南佛教总趋势已进入末法时代。[[2]]因此当虚老第二次到云南登鸡足山时,看到满山寺宇破败,仅存有子孙庙十余所,且僧规堕落,思之雪涕。鸡足寺僧各据寺产,自称为大,不许外来僧侣挂锡,无奈之下,虚老不得不下山,抵昆明,得护法居士岑宽慈接住兴福寺,并在寺内闭关。光绪三十年(1904)春,诸护法暨归化寺契敏和尚,恳请出关,到寺讲《圆觉经》、《四十二章经》。秋,梦佛上人又请到筇竹寺讲《楞严经》,并传戒。之后,大理提督张军门松林、李军门福兴,率众官绅迎至大理,住三塔崇圣寺,讲《法华经》,皈依的人非常之多,此乃虚老在云南弘法之始,也由此虚老与云南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虚老在云南,在以唐继尧、龙云、李根源等大护法的护持下,使云南佛教得以振兴。老和尚一生志大气刚、悲深行苦,为了振兴云南佛教,历尽艰辛,殚心竭力,任劳任怨,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为法忘躯。他在云南共有二十六年之久,鸡足山十四年、昆明十二年,可谓宿缘深厚。他对云南佛教的振兴,起着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二、虚云老和尚对云南佛教的贡献

　　虚老悲心深广,一生为法为教,不辞辛劳。在与云南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后,在众多善信护法的大力支持之下,开始着手振兴和发展云南佛教。从建寺安僧,整肃僧纪、办学育僧到成立佛教会,慈善会等,只要对佛教、对芸芸众生有益,他都毅然努力的去做,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在他的带动下,云南佛教得以复兴。虚老对云南佛教的贡献将从如下六个方面论述。

　　( 一)、修复古寺

　　虚老从清光绪三十年(1904)来滇至民国十九年(1930)离去,在这二十六年之中,为云南修复了许多古寺。在滇中先是中兴鸡足山祝圣寺及西竺寺、兴云寺、萝荃寺等大小寺院。后又重建昆明碧鸡山华亭寺、松隐寺、太华寺、招提寺、胜因寺等。此外,还修复了碧鸡山全山祖塔及七佛塔,共十六座。在所修的众多寺院中,以鸡足山祝圣寺、昆明华亭寺最为著名。

　　1、修复鸡足山祝圣寺

　　巍峨秀丽的鸡足山,屹立在滇西的宾川、大理、邓川、永胜、鹤庆等县的交界处,它以耸入云表的天柱为中枢,前列三峰,后拖一岭,形如鸡爪而得名。相传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的大迦叶尊者,持金缕袈裟,就在鸡足山华首门入定,等候弥勒佛的下生。[[3]]因此鸡足山又是滇西的佛教胜地。山上的寺院,大都肇始于唐,继于宋元以后。据《鸡足山志》载:全山有三百六十庵,七十二大寺。[[4]]但由于朝代的更替,有很多寺庙皆毁于战火,到光绪十五年(1889),全山不足十寺。光绪三十年(1904)虚老飞锡来滇,在李提督福兴的帮助下,移住鸡足山钵盂峰,在旧钵盂庵遗址,辟山启土,肇建钵盂庵迎祥寺,即现今之护国祝圣禅寺。虚老为建此寺,接待十方,不辞劳苦,到处募化,历尽艰辛。

　　有一次往南洋募化,途经野人山染上瘴毒,至此发作重病,在路边棚厂,昼夜发烧,扶病到柳洞观音寺,好不容易才得蒙一名叫定如的中国僧人搭救,并为之买票到仰光。在从仰光到槟榔屿极乐寺的船上,又险些死在异国医生之手。据《虚云和尚年谱》中载:船到埠,因船中有病疫死者,要船上的人在远处的山上检验,检查看有没有传染病。千余人上山,山上没有任何遮盖,任凭日晒夜雨。每天发一小碗米,二个罗卜,自己煮食。洋医生每天来看两次,七天后人去了一半,十六天之后,山上就只剩下虚老一人了,虚老心里非常着急,病日加重,益形凄苦,渐不能进食。到第十八天,医生来令移住一净屋,并拿药强令虚老吃下,至使虚老双眼不能见人,身体出血。幸得一泉州老人相救,才免过被医生拿去剖腹检验。[[5]]

　　如此历尽艰辛,虚老方于国内外募集了黄金万两,经数年之久,才将此寺建好。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京为寺请领藏经。同年七月二十号奉上谕:赐鸡足山钵盂庵迎祥寺加赠名护国祝圣禅寺,钦赐《龙藏》,銮驾全副。钦名方丈,御赐紫衣钵具、钦赐玉印、锡杖、如意。封赐住持虚云“佛慈洪法大师”之号。[[6]]如今之祝圣寺就其规模、宏丽来说,堪称鸡足山群庵之首。

　　2、昆明碧鸡山华亭寺

　　重建昆明碧鸡山[[7]]华亭寺,可以说是虚老在云南的又一突出贡献。华亭寺位于昆明城西三十里的碧鸡山上。此地风景优美,景色怡人。寺最早是元代高僧元峰玄通所创,他在延祐七年(1320)驻锡华亭山,结茆庵住。三年间,募滇城檀越,首建光明殿,铸佛及十二圆觉,故寺名“大圆觉寺”。据《启建华亭山大圆觉寺碑》载,玄通精儒学,善交游,因此得高氏后人及云南平章卜颜捐助,陆续宏阔寺院,增塑佛像,又从江南请来大藏经,寺之隆盛肇始。[[8]]“大圆觉寺”后改名“华亭寺”。此寺后代虽屡费屡修,但一直是滇人心目中的圣地。咸丰年间此寺全毁,[[9]]光绪九年(1883)小有恢复,但因寺僧管理不善,日益荒废,原打算出售给外国人办俱乐部,当地政府已批准。虚老深感痛心,建议唐继尧制止这桩交易行为,唐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于民国九年(1920)三次下贴,聘请虚老担任华亭寺方丈,主持中兴该寺。虚老接受委命后,考虑到滇中接连“护国”、“靖国”之役[[10]],民生疲敝,表示不在滇中募化。当时唐继尧提公帑八千元捐助,也被谢绝。可见虚老是何等的体谅滇中百姓的疾苦,不耗费百姓和政府的钱财,而是向泰国极乐寺师父妙莲老和尚求援,加上各地大护法居士的捐助,方集滇票上百万元,作为筹建寺院之款。

　　虚老主持重建工作,仿浙江天童寺规制,扩而大之。主体建筑坐西向东,沿中轴线有山门、天王殿、八功德池、大雄宝殿、藏经楼;附属建筑有钟楼、鼓楼、经堂、法堂、祖堂、客堂、僧堂、戒堂、方丈寮、维那房、库房、浴堂、香积橱等。布局严整,次序井然。又在山门与天王殿之间辟广场,中凿百亩放生池。在寺右建千二百五十人海会塔一所,寺左建大悲阁。大殿内除供奉金装三世佛巨像外,又特请宁波技师增塑五百罗汉。重建的华亭寺大小殿堂二百余间,占地六万平方米,成为云南有史以来最大的十方丛林。

　　在动工重建此寺时,掘出残碑一块上有“云栖”二字,因此寺建成后,遂改名“靖国云栖禅寺”。虚老在建寺时,逐日亲督工作,惨淡经营。当修建工程做到一半时,不料滇中货币骤变,汇率低下,每纸七八元,始值外币一元,因此预贮之金三不值一,资金短缺,仓卒一时无以应付,虚老只得再次拖着年迈古稀之躯,孑然出省,外出募化,艰苦备尝,而却劳怨不辞。经历了近十年的艰苦创建,终于使这座“殿宇倾颓,钟鱼绝响”的破庙,又建成一座庄严雄伟、香火旺盛的十方丛林。华亭寺建筑宏伟,塑像精美,殿堂制度齐备,宗教气氛浓厚,加之山水绝胜,钟灵毓秀,渐渐海内外,归奔如流,从此年胜一年,而发展成滇中第一佛教胜地。

　　华亭寺的振兴,对全省佛教的复苏具有不可估量的倡导力量。各地纷纷效尤,修建寺庙,引发了以昆明为首的兴寺热潮,使沉寂多年的云南佛教,终于从冰封状态下解冻出来。

　　紧跟华亭寺之后,有高僧戒尘主持了筇竹寺的大规模维修工程,补残拓新,充实制度,把筇竹寺建成云南仅次于华亭寺的第二座十方丛林。同年年尾平光和尚主持修复了圆通寺。以后,定庵修复普贤寺,映空修复了昙华寺,莲洲新建竹园寺,复又新建圆通寺接引殿。居士陈荣昌修双塔寺、陈古逸修妙湛寺、张学智修太华寺……二十年间,仅是昆明一地即修复、新建寺院数十所。

　　各州、县也有所修建。宾川自虚老募修祝圣寺后,龙云又恢复数寺,并在鸡山增建楞严宝塔一座;顺宁(凤庆)士绅新建崇真寺,翊周、相周修补嵩云寺;保山重修卧佛寺;大理重修感通寺;剑川修葺崇真寺,金碧辉煌,为州寺之冠;永北(腾冲)重修城内准提寺;鹤庆大修元化寺;思茅修大佛寺;石屏袁嘉谷倡修诸天寺;建水维修指林寺;武定修、增狮山正续寺;姚安女居士修复城内观音寺;宜良重修法明寺、涌金寺;普宁重修盘龙寺、万松寺……[[11]]各州、县所修建的寺院不胜枚举。可以说华亭寺的重建,标志着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近代佛教的振兴,这是虚老为云南佛教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之一。

　　(二)、整肃寺规僧纪如法传戒

　　1、整肃寺规僧纪

　　虚老在其一生,戒行精严、定慧圆明。他中兴祖庭后,屡次整肃寺规、僧纪,便都是从严守戒律入手的。

　　虚老十分重视戒律,他一生于讲经说法之中,反复强调戒律是佛法的根本,“戒为德本,能生慧行,成就万行”。因此“修学者,必须依佛戒,戒为无上菩提本。”[[12]]“七众成佛,戒为精进之基;六度摄心,戒居定慧之首”,“学佛不论修何等法门,总以持戒为本”。[[13]]对于修行者来说,“持戒如行路有资粮”。[[14]]这是因为“因戒才可以生定,因定才可以发慧。”若不持戒而修行,则“无有是处”,[[15]]而且“纵有多智,皆为魔事”。[[16]]虚老是这样教导学人,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他主持的寺院,都坚持半月诵戒制度。即使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虚老仍嘱咐身边侍者,要使佛教保持兴旺,保守这一领大衣,“只有一个字,曰‘戒\’”。[[17]]

　　虚老初来云南朝鸡足山,礼大迦叶尊者,见到全山不仅寺院所剩无几,毁坏殆尽,更可悲的是,寺中僧人与俗人无异,他们不闻戒律,不懂寺规,全无僧人仪表,不着僧装,不吃素食,不上早晚殿,还将十方丛林占为己有,各据产业,非本山子孙,还不允许在山中留宿、挂单。虚老乃感怜祖庭败落,遂发愿启建十方道场,为全山楷模。之后历尽艰辛建好祝圣寺,立定规约,坐香讲经,重振律仪。并劝诫诸山同遵戒律,提倡教育青年,革除陋习。至此山中诸寺,渐渐改革,着僧衣、吃素菜,且早晚上殿,允许十方衲子挂单留宿,鸡山道风为之一振。

　　虚老于禅堂规矩也极为认真,临济钟、曹洞板,戒律严谨,人人必须遵制恪守,不得懈怠,如规定每日必须坐禅十六柱香,早粥后坐四枝,午斋后坐六枝。若冬季打七,则加至二十四枝。

　　虚老不仅严格寺规,还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传戒、讲经、做佛事、租米征收、寺院开支、财产保管等制度。在虚老的辛劳操持下,使整个云南佛教各寺庙都走上了正轨,如法如律。各寺庙不仅能自给自足养活一大批僧人,还逐渐添置了一些法器、寺产。但虚老自身却一如既往含辛茹苦,粗服粝食,无丝毫奢侈。他的清苦淡泊,百年如一日,他总是一笠、一拂、一铲、一背架、一衲随身,进山如此,退院也还如此,一切为了常住,不图自己。

　　2、如法传戒

　　虚老不但重视整肃寺规僧纪,而且还十分重视如法传戒。传受戒法是绍隆佛种,续佛慧命的大事。无论在家、出家学佛者,都须受戒。虚老一生为四众弟子设坛传戒见诸文字不下数十次之多。他曾多次告诫学人门徒“佛法之败,败于传戒不如法。”强调“若传戒如法,僧尼又能严守戒律”[[18]],则佛法将更加兴旺。因此不管环境如何,虚老都严格要求,如法传戒。

　　云南佛教至咸丰回汉战争后,佛事活动一片沉寂,至清末梦佛、尘空、了然、平光和尚等均曾传过戒,但规模都较小,人数也不多。受戒者也多是昆明本地或附近州县的人。自从虚老来云南后,传戒之风便逐渐盛行起来。

　　虚老最先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应梦佛上人之请,在筇竹寺讲经并传戒。同年在正在修建中的鸡山祝圣寺传戒,是年四众求戒者七百余人,归依者三千多人。民国十一年(1922)云栖禅寺重建后,虚老更是大刀阔斧推行严格的传戒活动。规定每年正月开戒堂,每期三十五天,由方丈主持,实行“三师七证”制度。三师即:(1)戒和尚,指正授戒体之和尚。乃比丘得戒之根本及其归投处,故必至诚三请之。凡担任戒和尚者,其戒腊须在十年以上,并严守戒法,具足智慧,堪能教授弟子。(2)羯磨师,即读羯磨文之阿阇梨,主持白四羯磨授戒仪式。羯磨师为诸比丘受戒之正缘,若无羯磨师秉承圣法,则法界善法无从生起。担任此职者,其戒腊须在五年以上。(3)教授师,即教授威仪作法,为众人引导开解者。其戒腊亦须在五年以上。七证师则指证明受戒之七位莅会比丘。[[19]]三师七证合起来共有十人,故又称为十师或十僧。在比丘受具足戒时,此十师是必须具足之戒师人数。如果传戒的寺院不具备此十师,则不能传授三坛大戒。除了三师七证外,传戒寺院还须聘请授经阿阇黎一位或三位,以及开堂师、培堂师、引礼师、引赞师等八人或十二人不等。[[20]]

　　在受戒期间,戒子们除听三师、授经阿阇黎宣讲律学外,日日必须礼佛忏悔、学规矩、演习坐禅。此外,还得做早晚功课,早课念“大佛顶首楞严神咒”、“大悲咒”、“心经”、“七佛偈”、“礼佛发愿文”等;晚课念“阿弥陀经”、“礼佛忏悔文”、“净土文”、“西方发愿文”、“普贤警众文”等。戒子们受完戒后,即可获得一张戒牒、三衣[[21]]和一个钵。

　　云栖寺自虚老订下每年举行传戒的规矩后,共连续传了二十八次戒。在虚老传戒期间,还曾出现过种种不可思议之瑞相。据《虚云和尚年谱》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虚老在云栖寺传戒时,寺中殿前老梅枯枝,忽生白莲华数十朵,大如盂,微妙香洁。于前后菜园里,所有青菜尽放青莲华,每花心中如一立佛像,众人皆叹不可思议。[[22]]此皆因虚老戒行清净、道德高超、如法传戒所感之瑞相。

　　继虚老之后,定安法师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五百罗汉开光期间举办了罗汉七传戒,前来受戒者达七百余人。其中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有三百余人,优婆塞、优婆夷四百余人。[[23]]

　　当时全省除了云栖寺每年举行传戒活动外,筇竹寺、胜因寺、圆通寺和鸡山祝圣寺等也纷纷举行传戒。无论在何寺传戒,皆以三十五日为期,对受戒者传授戒律经典、规定,以及进行坐禅、唱念等的培训、演习,使前来受戒者受益匪浅。如此盛大、繁多的传戒活动,体现了在以虚云老和尚为首领导下的云南佛教的振兴。

　　(三)、讲经、办学、成立佛学研究社

　　虚老在百余年的弘法生涯中,除了潜心禅修,殚心竭力建寺,整肃寺规、僧纪,严格认真一丝不苟传戒外,对佛法理论尤其是禅宗修持多有创发。先后完成《楞严经玄义》、《法华经略疏》、《遗教经注释》、《圆觉经玄义》、《心经解》等近十种著述。一生为四众弟子讲经说法开示次数难于统计。仅据香港岑学吕居士于五十年代所整理、编辑的《虚云和尚法汇》,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净慧法师整理编辑的《虚云和尚法汇续编》、《虚云和尚开示录》等,就有数百万字之多。综观这些论述以及虚老和尚近百年的修持实践,可以看到他对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宗门的弘传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虚老在云南的二十多年里,也是为四众弟子讲经无数,在他的带领下,使云南出现了讲经、办学、成立佛学研究社的热潮。

　　1、讲经弘法

　　虚老首次在云南讲经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应归化寺和尚契敏之邀请,到寺中讲《圆觉经》、《四十二章经》当时皈依者有三千多人。同年秋,梦佛上人请到筇竹寺讲《楞严经》,并在该寺刊刻《楞严经》及《寒山诗》,板存于该寺。之后大理提督张军门松林、李军门福兴,率众官绅迎至大理府,住三塔崇圣寺,讲《法华经》,皈依者又有数千人。宣统元年(1909),虚老入京请藏,奉旨回山讲经,是年于鸡足山祝圣寺升座为大众讲《楞严经》,感庭前古栗,涌优昙钵华数十朵,大如盆,形若芙蕖,色似黄金,含裹香蕊,中虚体洁,数月不枯萎。[[24]]民国三年(1914)鹤庆诸山长老请赴龙华山讲经。正修和尚请往丽江金山寺讲经。民国七年(1918),唐继尧请至昆明讲经,待昆明云栖寺建好后,逢年就在此寺讲经、传戒,使四众弟子欢心踊跃。

　　虚老不仅自己讲经、弘法,还邀请外地的高僧大德及有识之士来滇中讲经。民国二十年(1931)夏,虚老不顾自己老迈之躯,和定安和尚亲赴浙江,礼请天台宗大德、宁波观宗寺主讲宝静法师(按:谛闲法师大弟子)来昆明弘法讲经。先后在省佛教会讲《妙法莲华经》、《大乘起信论》,从是年的十月十日起至十二月十一日止,前后共计两个月,未尝中辍,听众达千余人。此外,宝静法师还在云南佛教居士林讲《弥陀要解》,在华亭寺讲《楞严经》, 并受聘担任新成立的云南佛教居士林永久导师。宝静法师在云南昆明弘法约十个月,后因谛闲老人病重及宁波观察弘法研究学社全体学员的恳求,始于当年年底离昆回宁。

　　受邀来云南讲经弘法的还有太虚法师。民国二十八年(1939),太虚法师应云南省佛教会的邀请到达昆明。虚老当时任云南省佛教会监察委员。在昆明期间,太虚应各方要求,从是年的五月二十六日起,在省佛教会宣讲《大乘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并接见各界学佛同仁,详为解答;在华亭寺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省佛教会欢迎大会上讲《几点佛法要义》;在云南省军医学校讲《万有皆因缘所生》;在云南大学讲《唯物唯心唯生哲学与佛学》;在云南佛教界追悼常惺法师会议上讲《菩萨行与大乘胜解》;在云南省僧众救护队成立大会上讲《服务国家和宣扬佛教》;在省佛教会启建的护国息灾法会上讲《仁王护国般若经》等。

　　此外受邀来云南讲经的还有常惺法师、居士欧阳竟无、陈维庚等。常惺法师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应王九龄居士的邀请来云南讲经的。来昆明后,为四众弟子讲授《佛学概论》,在东陆大学讲《佛学与学佛》,还召集诸山沙弥来昆明学习佛法。他讲的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得四众赞叹,各界名流如袁嘉谷、陈古逸、张学智、胡郁生、张希庵、由齐云等都受戒皈依为弟子。常惺在云南弘法半年多,于民国十七年(1928)离昆回上海。[[25]]由以上可见当时云南讲经之盛。

　　2、办学、成立佛学研究社

　　除了讲经弘法外,虚老还非常注重培育僧才。所以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在京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时,虚老就以很愉快的心情写成《云居管见》一文,在文中他说:“以极其愉快的心情,期待这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国佛学院的决议”,“佛学院一成立,就可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精研教理,努力修持,以造就弘法人才。”[[26]]在此之前,虚老为了培育僧才,早在云南就创办了佛教学校、成立佛学研究社。民国二年(1913),在以虚老为首领导下的“中华佛教总会云南支部”,虚老即号令召集诸山青年僧人开办佛教讲习所,邀请高僧及有道行学识之士讲授佛学,还学习文化知识。这是本省进行僧才现代教育的开端,云南各寺庙因此受惠不浅。之后,民国二十四年(1934),省佛教会也开办佛教讲习所一班,录取学僧五十名,当年八月十九日正式开课。聘请戒尘、月沧、体学三位法师讲授佛学及国文。陈履及张譬光讲授历史、地理、算术等,还请木喇教授藏文,以备阅藏文经典之需。

　　民国十八年(1929),虚老任云南省佛教会督察委员。该会即成立佛学研究社,每周召开佛学研讨会一次,恭请导师一至五人指导研究,方法是:社员先提出关于佛学之疑问,于开会时讨论或请导师解答;社员研究佛学之心得,预拟讲题,定期讲演;邀请佛学专家作临时讲演,当时云南僧俗两界听讲的人很多,由此人们对佛教的理解又更进了一步。

　　除此之外,当时还成立了通俗演讲团,“以宏扬佛法,挽救世道人心为宗旨”。每逢初一、十五及佛诞日演讲一次或二次,聘请精通佛法的高僧和社会名流担任讲演员,轮流演讲,有法师月沧、妙乘、体法、尘空、性空、本慈,居士王兆熊、陈履吉、周明斋、王裕如、王申武共十一位讲演员,深入到云南各寺庙向僧俗宣讲佛法,这些对云南佛教的传播起了不小的作用。[[27]]

　　(四)、成立佛教会保护发展佛教

　　各种佛教会社的建立,是近代佛教的一大特征,也是佛教复苏的一个重要标志。明清云南佛教管理机构是政府管辖下的三级“僧司”制[[28]]。进入民国则创建教门组织“佛教会”。在民国元年(1912),江浙各大寺代表组织成立“中华佛教总会”,敬安和尚被推选为会长。上行下效,全国各省也纷纷成立省会。

　　为了弘扬佛法,保护佛教权益,推进云南佛教的复兴,虚老便于是年与敬安等谒孙中山,商订成立佛教会的章程。又与太虚、普常、谛闲、仁山等协商妥善,在静安寺设立“佛教总会”,并开“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同年,虚老回云南办佛教会,成立“云南佛教总会”,并被推选为云南省首届佛教会会长,尘空、莲洲二和尚为副会长。设支部于文昌宫,将原华严会的田产租米拨作佛教会的经费,有许多西藏活佛喇嘛也前来参加。这次佛教会开展的工作是:办佛教学校、布道团及医院等慈善事业。后虚老回鸡足山祝圣寺,佛教总会迁至北门街慧林庵。

　　民国十六年(1927),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昆明居士王九龄,在常惺法师的协助下成立“云南四众佛教总会”,原慧林庵旧佛教会和华严会田产租米移交“四众佛教会”。会议推举王九龄担任会长,虚老、平光和尚任副会长。一年后,筇竹寺方丈平光接任会长,成立大会还通过了云南四众佛教总会《宣言》和《简章》,宗旨为“阐扬佛化,积极救世”,设会务、宏化、行持、利济四院,由月沧法师和周明斋、杨觉澄、段觉时居士负责,总会会址设在翠湖边禹门寺,并要求各州县设立分会。[[29]]

　　民国十八年(1929),第一次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成立中华佛教会。民国十九年(1930),按照中华佛教会的《组织大纲》,云南四众佛教总会在原会址改称“云南省佛教会”,虚老被推选为监察委员,平光、体学、蔡荣谦、张逢源、李正荣、由龙云、周开忠、金在镕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原总会会长平光法师当选为会长。会议讨论通过了《云南省佛教会会章》,确定了本会举办事项:(1)举办慈善公益事业;(2)普及平民教育;(3)提倡农工事业;(4)设立佛学研究所和阅经室;(5)宣传佛教,发行刊物及讲经;(6)整理教规,成立四众念佛净业社及坐禅事。以后继平光担任会长的还有吴锟、定安、王九龄。到了1947年还成立了中国佛教会云南省分会,定安任理事长,修圆、见机、本净、王九龄等任理事。[[30]]

　　以上,这些在以虚老为首创办或领导下,所成立的佛教组织,对云南佛教的发展、振兴,起着不可估量的保护和促进作用。

　　虚老不仅是一位道德高超之士,而且还非常有智慧和眼光,对成立佛教会的事,他非常赞同认可并积极参与。在他看来“今日全国僧伽,各兢兢自守,乏人提领,如一盘散沙。倘不团结,成立有力量机构,其事[[31]]恐不止一云门也”。[[32]]所以1952年11月,虚老领衔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于1953年5月30至6月3日召开的成立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会议期间,虚老还就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发表感想。他说:

　　此次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是开国后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我国自有佛教以来第一件大事;因为这是我国各地区、各宗派、各民族佛教徒的大团结……藉此机会我们可以作种种努力,扫除以往的障碍,矫正以往的缺失,建立将来开展佛教的基础。我想藉此时机把一些希望写出来:一、加强团结和学习,发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以尽人民的责任,佛法本来是积极的、前进的,不是落后的、庸俗的。我们在这革命的时代,应该拿出大无畏的精神,努力学习,补充各项知识技能,配合时代和政策,以便分担各项工作任务,与大众一同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二、清除外道迷信,恪守戒律清规,以增大众的信仰。三、阐发各宗精义,以明佛法真相,藏传密乘及南传上座部均应兼收并蓄。四、在现有经济基础上自力更生,以维佛门根本。[[33]]

　　依虚老的意思,当今的佛教应适应社会,成立一团结有力的组织,以期群策群力发展、振兴佛教。佛教徒则应自力更生,努力学修并进,充实、完善自身,弘扬佛法。这也就是他一生积极成立佛教组织,创办佛教会的原因和目的所在。虚老于1954年11月,还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五)、维护寺产平息祸乱

　　1、维护寺产

　　中国佛教自从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创东山法门,至马祖建道场,百丈立清规后,很多大丛林都是自力更生、自耕自给,开荒种地,以维持寺院经济。因此有很多寺院也就广有田地、山林、茶园等寺产。如扬州高旻寺及由虚老所重建的福州鼓山涌泉寺、广东韶关曹溪南华寺、乳源云门寺、江西云居山真如寺等几所名山大刹,及虚老在云南所重建华亭寺等诸山大刹都广有寺产。昆明华亭寺不仅有田地千亩之多,还拥有寺周围的山场、树林。筇竹寺所占山场、田地比华亭寺更多。山林、草场广达寺周二十华里,出租土地仅水田一项就达三百三十六亩之多。普贤寺也有八十亩水田。还有如太华寺、会龙寺、龙泉寺等都广有寺产。寺院有寺产作为经济保障,生存发展可保无虞。可是由于“庙产兴学”的风潮,使全国各地乃至云南各寺庙寺产,遭受到很大的破坏。幸而有以虚老为首的高僧奋力护持,才使这一风波平息。

　　“庙产兴学”的风潮,最先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洋务派领袖,湖广总督张之洞将所著《劝学篇》一书上奏清廷,书中在“设学”一章中提出:“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十之三以处僧道”,光绪皇帝阅后批示“持论平,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下令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后言。”同年六月,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奏请光绪帝下令各省“改诸庙为学堂”,也被采纳。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廷下令“庙产兴学”立即付诸实施,部分佛教寺产开始被没收占用设立学堂。[[34]]

　　在云南“庙产兴学”的实施范围更宽,据李子辉《昆明近代佛教概况》、方树梅《滇会痕影录》等书记载,“庙产”不仅用于“兴学”,还被用于办企业、机关、团体、会馆,甚至有的被出售给达官贵人、巨贾富商改建为私宅或用做墓地,这些情况多发生于清末和民国初年。

　　当时云南寺庙被用于办学的有:五华山悯忠寺改办为高等学堂、大德寺改为工矿学堂、咸宁寺改为女子师范学堂、大宁庙改为华山小学、祝国庵改为圆通小学等。用于办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有:报国寺改办官印局、圆通寺中殿与两廊罗汉殿拆除后改办幼孩工厂、定光寺改办寄柩所、莲华寺改为俱乐部、地藏寺改为古幢公园等。用于用作机关团体办公地址或同乡会馆的有:荩忠寺改为自治总局附设自治研究所、翊灵寺改为高等审判厅、武安王庙改为警察局、五灵庙改为消防总部、宝华庵改为楚雄九属会馆、慈慧庵改为洱源会馆等。用于建私宅的有:华国寺、定慧寺、海潮庵、介福庵、广慧庵、吉祥庵、静云庵、西竺庵、积善庵等。用作墓地的有:进耳寺、报恩寺、松隐寺等。[[35]]

　　这次全国乃至云南刮起“庙产兴学”的风波时,虚老正远在南洋弘化。事态严重,滇省全体僧众及中华佛教总会敬安等至电老和尚,请其速回,共图挽救。虚老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回国,抵沪(上海),与佛教会代表敬安等进京,为护寺产事请愿。抵京住贤良寺。僧录司法安、龙泉寺道兴、观音寺觉光诸师,亲自招待;萧亲王还请虚老为太福晋说戒法。当时还有很多王公大臣旧友,多来探望,共同策划上奏诸事。同年奉上谕:

　　前因筹办捐款,叠颁谕旨,不准巧立名目,苛扰贫民。近闻各省办理学堂工厂,诸多苛扰,甚至捐及方外,殊属不成事体,着各该督抚,饬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不准刁绅蠹役,藉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也不得勒捐庙产,以端政体,钦此。[[36]]

　　此谕颁发后,各省提寺产之风,遂告平息。可是好景不长,“庙产兴学”之风,在民国初年又死灰复燃。民国初年(1912)十一月,中国佛教总会首任会长敬安和尚会晤北京政府内务部礼俗司长杜关,要求政府尊重《约法》,下令禁止各地侵占寺产,遭到无理拒绝。敬安据理力争,却被杜掴以耳光。当晚,敬安即圆寂于北京法源寺。敬安和尚的圆寂激起社会公愤。[[37]]次年即民国二年(1913),为保护寺产,虚老与尘空、莲洲二位和尚联名向军都督府民政司呈报,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云南支部,经获准成立后,立即通告全省寺院,凡有借“庙产兴学”为名驱僧霸产者,立即向支部报告,由支部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都督府请求制止。此类案件均由民政司责令该处地方官查复核办。由此才使得云南各寺院和僧尼暂得相安无事。[[38]]

　　在以虚老为首等高僧的带领下,太虚、圆瑛、仁山等佛教界领袖人物也纷纷起来捍卫寺产。

　　民国十七年(1928)五月,“庙产兴学”的风潮又刮起来了。是年在南京召开全国教育会议期间,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领衔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扬言“打倒一切罪恶之本的特殊阶级僧阀;解放在僧阀之下受苦的僧众;没收僧阀所有的庙产,以此充作教育事业经费”[[39]]他的这几项主张,不仅获得与会者的赞同,而且得到内政部长薛笃弼的首肯。但在太虚、圆瑛、仁山等佛教界领袖的强烈反对下,这一议案被搁置下来。事隔两年后,民国十九年(1930)十二月,邰爽秋等人死不罢休,又成立什么“庙产兴学促进会”,再次号召没收寺院财产办学,各地相继发生驱逐僧尼,捣毁佛像,占据寺院,甚至殴打逮捕僧尼、抢劫寺院财物等重大事件。以圆瑛法师为理事长的中国佛教会,一方面与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联系,要求制止此非法行为;另一方面发动全国佛教界人士对邰爽秋的言论猛烈抨击。民国二十年(1931)三月,云南省佛教会发出“代电”[[40]],反对“邰某庙产兴学主张”,指出“果其说得行,直无异于灭绝宗教矣”,“本会代表云南僧众誓死力争,务恳钧府(国民政府)、钧院(行政院)、钧部(内政部、教育部)依照法律,主持公道,严行驳回,不准置议。”同年八月一日,国民政府颁布条令,重申早先公布的保护寺院财产的规定,至此全国性“庙产兴学”风潮才趋于平息。[[41]]中国佛教乃至云南佛教正是在虚老、太虚、圆瑛、定安等高僧的领导下,才得以稳步发展乃至振兴。

　　2、平息祸乱

　　虚老生处的年代,也可谓是多事之秋。先是清末咸丰年间的回、汉战争,接下来就是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再之后就是抗日战争乃至国、共两党的内战。他在云南时,也无有一天安宁的日子,不是护国战争就是靖国战争,时局混乱,动荡不安。他在云南时,曾多次调解过地方混乱,使云南人民少了几次战争的痛苦,也维护了佛教的安宁。

　　宣统三年(1911),在武汉发起的辛亥革命,传至滇中,致使地方大乱。宾川县城被包围,几肇大祸,虚老冒死前往调解。原来是宾川县知县张某,因得罪滇中盗贼甚多,盗贼又结乡营党,很有势力,他们对张某一直怀恨在心。辛亥革命事起,宾川先响应,盗贼乘机煽动群众围攻县署。张坚守,而又无外援,情况危机。虚老乃下山诣县,前往调解,劝众人勿围攻县署,并请士绅张静轩也前来调解,静轩又至大理晤王公以兵至,乃得解围。事后张某离开宾川,滇中独立,蔡锷任滇都督,张之子任外交司长。张乃写信感谢虚老说:“公非独救吾生,且造福宾川,不然,杀父之仇,吾子能不报哉?”[[42]]

　　民国成立,西藏王公活佛,凭藉地势险远,不肯归顺。中央乃命滇出兵二师前往讨伐,以殷叔桓为总司令。前锋兵已达宾川,虚老以边畔一启,祸无宁日,乃与前锋军队同至大理,见殷叔桓,劝其不要对西藏动刀戈,只要选一明佛理者前往劝说,即可令之归服,殷接受虚老的提议。虚老又建议他派丽川喇嘛东保前去西藏游说,但东保以衰老辞而不去,虚老乃对东保说:“赵尔丰用兵之祸,藏人至今寒心,公宁惜三寸舌,而残数千万人生命财产乎?”听虚老此言,东保乃答应前往,并同老僧法悟一同往西藏,要约而还,滇遂罢兵。经这次藏汉之间的沟通,西藏与云南三十年来相安无事。[[43]]

　　宣统三年(1911)经辛亥革命,清帝逊位,各省逐僧毁寺,风动一时。时李根源任云南省革命军协统。李素恶诸方僧徒不守戒律,率兵进驻鸡足山悉檀寺,毁金顶鸡足大王铜像及佛殿、诸天殿,并指名要捕虚老问罪。虚老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直诣军门,同李根源往复论辩,终使李氏开颜致敬,停止毁寺逐僧之举。自后李氏皈依佛教,数十年护持法门,老而弥笃。[[44]]

　　由以上二三事可见,虚老之智慧、辩才、勇敢也诚属不可思议。为了芸芸众生、为了佛教他从不顾惜自己的生命。而是将自己的生命与众生与佛法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

　　(六)、成立慈善机构为滇民排忧解难

　　为了体现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济世情怀,云南佛教界在虚老、太虚、常惺、戒尘、定安等高僧的领导下,还成立了医院等慈善机构。

　　民国二十七年(1938),华亭寺设立“云栖儿童教养院”,收养无父无母无亲的孤儿,院址设在华亭寺下院普贤寺内,由该院常务理事定安兼任副院长,该院有难童七十多名,连同走读生约有百余名。

　　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月,成立了省佛教慈济医院,下设医务所,以救治僧侣伤病员为宗旨。医务所设于佛教会内,并在胜因寺设立门诊部,赤贫者免收门诊费及医药费,由此昆明百姓受益者甚众。

　　除此之外,还成立过云南省僧众救护队,以赴灾区救护抗日伤病员为宗旨,由昆明僧众中选定曾受过救护训练者六十人组成,发给臂章、药品,每年由队长(定安和尚)召集训练二次,遇有救护任务,随时集合待命而出发。抗战期间,日本飞机多次狂轰乱炸昆明,市民伤亡惨重,僧众救护队都积极参与了救护工作。[[45]]

　　这些都体现了佛教舍己为人,服务社会、国家,大慈大悲、救人济世的大无畏精神。在虚老百余年的生涯中,在在处处都体现了这一道德情怀。在云南时他爱民如子,处处为滇民排忧解难。

　　民国十年(1921),虚老和俱行上人住华亭寺。一日早同进城,中途树下憩凉,拾一包裹,内有金玉钏、金钗、环表等物,及滇币八千元,法国币万余元。虚老在那等候失主一直到天黑,还是无人来取,遂将包裹带回寺中。将到山下,渡海时,忽见一女子跳水自尽,虚老救之,并带回寺中,耐心劝导、安慰。才知其女子被其夫所骗,又为其夫元配夫人所虐待,不堪忍受,又无可奈何,只得带些资财逃出,欲往鸡足山虚老出家,以不识道迷了路,途中害怕有人追赶,又把包裹弄丢了,在悲急之下,只好寻死。虚老在得知他的遭遇后,即为之调解,第二天便通知其夫家、父母,两家来寺数十人,在寺议论解释。虚老即为他们说法,其夫及元配夫人,跪在佛前,立誓忏悔前非,相抱而哭,在场的人为此都非常感动。[[46]]

　　民国十一年(1922),虚老于招提寺后山深林拾到一包裹,内有金银币等值二十余万员,当时正欲建太华寺、松隐寺,资金短缺,可是虚老并没有将这些钱留给常住,而是送与政府作为赈济之用。同年,滇中因连连灾旱,人民病苦。喉疫又大作,滇民死亡无数。虚老应唐继尧之请设坛做佛事祈雨,果然雨大降,又祈雪治喉疫,而雪下盈尺,滇民喉疫顿止,皆叹佛法不可思议。[[47]]其实这些都是因虚老道德、悲心之深广,加上唐继尧之精诚所致。

　　民国十五年(1926),滇中兵住民房,恼乱百姓不得安宁。秋收稻熟,滇民因怕兵故不敢收割。虚老乃往军部协商,得其允许,如有僧人领导农民收谷者,兵不许阻。于是数千乡人,共来寺住,刚开始时和僧众一起可吃干饭,由于人太多,寺中粮食不够,不得已只能吃粥,到最后米尽,只得同吃糠、喝水度日。乡民见僧伽同甘共苦,为之泪下。不久兵退,民乃得返居,此后共同维护寺庙。[[48]]

　　虚老就是这样以其高超之道德、深广之慈悲去化导众生,解除人们的苦厄。云南地方官吏士民,都非常敬仰他。以至于贩夫妇孺没有不知道有虚老和尚的。民国十八年(1929),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前主席方声涛,邀请虚老至福州鼓山涌泉寺主持法席,“予以剃染初地,缅怀祖德,义不可辞也。”[[49]]民国十九年(1930),虚老将华亭寺方丈职务移交定安和尚接任后,身无长物,依旧是一笠、一拂、一铲、一背架,飘然离去,回闽起程之日 “数十里乡村设桌饯行,香花夹道”,[[50]]可见虚老在云南声望之高。虚老从光绪三十年(1904)来滇至民国十九年(1930)离去,共在云南二十六年,其中鸡山十四年,昆明十二年。

　　虚老是近代中心云南佛教的著名高僧,对于他的业绩和修持,中国佛教界评论甚高。云南的僧俗更是身受法恩。石禅居士赵藩在《赠虚云老人》七绝中有句云:“中兴圣教需神武,看竖天龙一指禅”。[[51]]桐村居士陈荣昌词《金浮图(赠虚云上人)》有句云:“华亭路,昆池隔住。幸有高僧,一杯飞度,展蒲团坐稳云深处。开辟丛林,接引十方缁素。”[[52]]还有一首赞宝静法师来滇弘法的古风中有句云:“滇本佛教国,齐鲁夙称美。值兹末法世,佛化渐颓靡。虚云老和尚,衰风力振起。”[[53]]惺庵居士周钟岳在《云栖寺同戒录序》中盛赞“(虚老)上人戒行威仪,迥超凡表”、“交愈久益钦重上人之清修梵行。”[[54]]

　　1948年,虚老收美国詹宁女士为门徒,开中美佛教交流之风气。解放后,还曾任第一界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9年圆寂于江西云居山,茶毗之日获舍利无数。昆明达定上人和唐宽清居士请得一粒,宝藏回滇。1987年2月,于华亭寺海会塔前择地起塔,供奉于内,以此永远纪念他对云南佛教的卓越贡献。

　　结语

　　综观虚老在云南的二十多年,为振兴云南佛教奔波劳碌、,殚心竭力,任劳任怨,为法忘躯。修复古寺;整肃寺规僧纪,如法传戒;讲经、办学、成立佛学研究社;创办佛教会以保护发展佛教;奋力维护寺产、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平息祸乱;还成立医院等慈善机构,为滇民排忧解难。他一生度人无数,历坐十五座道场,除中兴鸡足山祝圣寺、昆明云栖寺外还重建了鼓山涌泉寺、曹溪南华寺、乳源云门寺、云居山真如寺等三大祖庭,重建大小寺院庵堂八十余所,建树卓著,为佛教界所共赞誉。而却从不为自己图谋,“百年如一日,他总是一笠、一拂、一铲、一背架、一衲随身,进山如此,退院也还如此,一切为了常住,不图自己。”[[55]]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佛教与众生,将自己的生命与众生与佛法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没有停止过为众生、为佛教奔劳奉献的脚步。这正如他所自题的:

　　这个痴汉有甚来由,末法无端为何出头。嗟兹圣脉一发危秋,抛却己事专为人尤。向孤峰顶直钩钩鲤,入大海底拨火煮沤。不获知音徒自伤悲。笑破虚空骂不唧留。噫!问渠为何不放下,苍生苦尽那时休。[[56]]

　　虚老用这样的话来表述他为众生为法勤劳的一生。为了弘法利生,兴复祖庭,摄化有缘,利济群生,他忙了一辈子。虚老一生只知道创造、只知道奉献,一座祖庭修好了,不是把持着不放手,而是随时付托,自己又去开拓,又去创造。他一生的业绩,可谓是功追往圣,德迈时贤。“其建树、道德、年龄、悟证之伟大高深,为近千年来罕见。”[[57]]詹励吾居士说:“老人一生的行履,总括起来,可说是没有哪一种苦他不能受,没有哪一种俗他不能除,没有哪一种物他不能舍,没有哪一种众生他不能教。他是真心无相如虚空,而一任群相之发挥,但群相也损伤他不得。”[[58]]这些对虚老精辟之赞词,说明了虚老深受广大佛教徒及社会人士的尊仰与钦敬。虚老对云南佛教的贡献,也不是上文所能概括得了的。虚老光辉的形象,永远是末法时代佛子心中的楷模,让我们双手合十,永远怀念这位戒行精严、道德伟岸、悲愿宏深,为云南乃至中国佛教做出卓越贡献的不朽高僧!

　　[1] 以上虚老的简单生平均参见于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第八、第九册上、下,河北禅学研究所2008年10月版。

　　[2] 以上参见王海涛:《云南佛教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26页。

　　[3] 关于大迦叶尊者入鸡足山,入定等候弥勒佛的下生之事,请参见《祖堂集》卷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也可参见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页。此外《大藏一览调》、《曹溪一滴》、《滇释记》等佛教典籍均有记载。

　　[4] 见岑学吕编辑《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台湾大乘精舍印经会1986年5月版,第51页。以下简称《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

　　[5] 参见《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第73—76页。

　　[6] 同上,第79页。

　　[7] 碧鸡山位于昆明城西三十里,相传因阿育王第二太子至此,见碧凤一群,乃居此修炼成道,号碧鸡神,此山即依此得名。详见元张道宗《记古滇说集》及《虚云老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第120页。

　　[8] 述律杰:《启建华亭山大圆觉寺碑文》,见《新纂云南通志》卷九十四,第9页。

　　[9] 清末咸丰(1851—1861)年间,战乱不断,回民起义军曾四次围攻昆明,致使昆明很多寺院毁于战火,

　　华亭寺是其中之一。参见昆明市宗教局、昆明市佛教协会编《昆明佛教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91页。以下简称《昆明佛教史》。

　　[10] 护国、靖国之役,指的是护国战争与靖国战争。护国战争是在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指导下,以唐继尧、蔡锷为首的云南军人首先发起的一场反帝讨袁,捍卫共和的全民战争。战争的胜利使唐继尧野心膨胀,认为称霸南天的时机已到,遂发动了靖国之战,前后八年,整个南方陷入军阀混战,民众伤破,百业凋敝,社会受到极大的破坏。详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3页—592页。

　　[11] 以上见于张维翰《昆明市志》。

　　[12] 参见虚云《在香港东莲觉苑开示》,载《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第609页。

　　[13] 参见虚云《一月十九日开示》,载《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第603页。

　　[14] 参见虚云《在广州联义社演说》,载《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第622页。

　　[15] 参见虚云《禅堂开示》,载《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第382页。

　　[16] 同上,第394页。

　　[17] 同上,第448页。

　　[18] 同上,第330页。

　　[19] 以上对三师七证之解释,参见宽忍主编《佛学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6页。

　　[20] 有关传戒之人数,详见《三坛演仪》,金陵刻经处本。

　　[21] 三衣又可称作为法服、法衣、僧衣,为印度僧团所准许个人拥有之三种衣服,即:一、僧伽梨,又可称为大衣、杂碎衣、重衣,为僧人上街托钵,或奉召入王宫时所穿之衣,由九至二十五条布片缝制而成,又称九条衣。二、郁多罗僧,即上衣、中价衣,又称入众衣。为僧人礼拜、听讲、布萨时所穿之衣。由七条布片缝制而成,故又称七条衣。三、安陀会,即中衣、内衣、五条衣。为僧人日常工作时或就寝时所穿著之贴身衣。以上三衣皆以坏色制成,故又称为袈裟。佛制出家比丘、比丘尼不得离此三衣。详见《佛光大辞典》第551页。

　　[22] 《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第135页。

　　[23] 参见宋恩常《昆明及其市郊宗教初步调查》,载《昆明民族民俗和宗教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1月版。

　　[24] 《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第91页。

　　[25] 以上参见《昆明佛教史》,第77—78页。

　　[26] 见净慧编辑《虚云和尚法汇续编》,台湾大乘妙音精舍印经会,1986年5月版,第72页。以下简称《虚云和尚法汇续编》。

　　[27] 以上参见《昆明佛教史》,第72—77页。。

　　[28] 所谓三级僧司制:云南从明代起,正式推行府、州、县三级僧官管理制度。府置僧纲司,设都纲一人,从九品,副都纲一人;州置僧正司,设僧正一人;县置僧会司,僧会一人。各司有专寺供僧办公、居住及习仪。僧官为释门领袖,负责导化一方,管理僧众,雕版印经,主持习仪等。详见王海涛《云南佛教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64页。以下简称《云南佛教史》。

　　[29] 参见《云南佛教史》, 第337页。

　　[30] 参见《昆明佛教史》第73页。

　　[31] 虚老所说的“其事”指的是1951年,在乳源云门寺发生的所谓辛卯云门事变:1951年春,虚老正于云门寺传戒,四众云集。适值全国“镇反”运动开始,有湖南某县不良分子混入其中,湖南公安部门追至云门,将其捉拿归案。由是之故,遂引起乳源当局对云门寺新老僧众产生怀疑,甚至误传云门藏有军械、电台甚至金条白银。地方当局乃于是年2月14日派出百余人,于午斋时抵寺,将寺团团包围,寺之左右及后山高地,均架起机枪,当时全寺百余僧人正在斋堂用斋,均不许离坐。为搜寻军械、电台等,所有殿堂房舍均经详细搜查,一无所获。对于诸职事僧稍有可疑者,均次第叫出问话。一直到天黑方离去。此即海内外一时甚传的“辛卯云门事变“之开始。之后地方当局又拘去僧众二十六人,施以种种楚毒,逼令供出军械及藏金,扰攘数十日,也无所获,遂迁怒于虚老,先是将其禁闭起来,之后又对老人施以种种非礼手段,致使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到4月间云门事变渐渐传至韶关,先由曲江大鉴寺僧通知在北京之师门弟子及海内外同门,联同救援,于是北京方面电令地方政府严查,围困始慢慢松懈。到5月上旬,北京政府派专员数人至奥,会同广东省政府人员,于5月22日到达乳源县署。23日,抵云门寺,实地调查后作出了正确的处理。这场历经三个月的云门事变遂告以平息。在这场事变中,全寺僧众百余人,集中禁闭于禅堂达十八日之久,饮食睡眠均在其中,大小便还有军警看守,使清净佛地变成了恐怖的地狱。详见于《虚云老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第247—251页。

　　[32] 《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第251页。

　　[33] 《虚云和尚法汇续编》第66页。

　　[34] 以上参见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台湾东初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73——75页。以下简称《中国佛教近代史》。

　　[35] 以上详见于李子辉《昆明近代佛教概况》及方树梅《滇会痕影录》。

　　[36] 《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第78页。

　　[37] 《中国佛教近代史》第103页。

　　[38] 同上,第105页。

　　[39] 同上,第155页。

　　[40] 此“快邮代电”存于云南省档案馆。

　　[41] 参见《中国佛教近代史》,第155页—183页。

　　[42] 《虚云和尚年谱法汇》合刊本,第95—96页。

　　[43] 同上,第9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