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雨集第五册 三四、为取得日本学位而要说的几句话

三四、为取得日本学位而要说的几句话

一

本年(民国六十二年)六月我获得了日本大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我国的佛教刊物,多数予以报导。最近『海潮音』月刊,一再发表了责难的文字;也有法师来信,对此表示异议。所以我想对取得学位的经过,及我对学位及中日佛教关系的看法,说几句话。

关于学位取得的经过,先要说到与此有关的二位,即日本的牛场真玄先生与我国在日留学的圣严法师。牛场先生听说七十多岁了,他能读我国的文言与语体文,他存有对中国佛教的好感与热忱的希望。我没有见过牛场先生,可说与他没有私交。但他在近二十年来,经常将我的作品翻译或写成报导,推介于日本佛教 [P232] 界。假使日本佛教界知道中华民国有个印顺,那是受了牛场先生自动的义务推介的影响。我在中国文化学院授课时,在日留学的慧岳法师,认为我如有一学位,那多好。他自动去与牛场先生谈起,并进行取得学位的活动。直到事情中止进行,我才听旁人──演培或吴老择谈起。这是牛场先生与我关系的一切。圣严法师,我没有与他共处,他去日留学,我也没有给予任何帮助,论关系,也是极普通的(如圣师所作『划时代的博士比丘』所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

这次学位的取得,要从我在病中说起。前年(民六十年)秋天,我病在医院,生死未定。印海法师来说:牛场先生来信,希望我同意他,对我的『中国禅宗史』译成日文(据圣严法师文所说知道,『中国禅宗史』传到日本,一般反应良好。牛场先生为了过去答应过慧岳法师,所以又自动的热心起来,想用日译本申请学位。但他那时来信没有说明,我只知道翻译而已),我觉得是好事。写文章,希望有人读,希望多有人读。近代的日本佛学界,能读我国语体文的太少,所以如译为日文,那对日本佛教界,应有较多的影响。这样,我虽在病中,也就同 [P233] 意了。那时,我国还没有退出联合国。

到去年(民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牛场先生直接寄信给我,称叹『中国禅宗史』,劝我以日译本向大正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圣严法师与吴老择居士,也来信劝请。牛场先生对我二十年来的自动推介;这么大年纪,竟在四、五个月内译成一千多页稿纸,费时费力,使我觉得盛情可感。我那时病情正在恶化,为了不使爱我者失望,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寄一些资料(经历及著述)去日本。那时,中日还没有断交。

今年一月底,我应乐渡法师与沈家桢居士的邀请去美国长期疗养,途经日本,休息了两天,见到了圣严与清度法师,吴老择与梁道蔚居士。我身体弱极,只在旅社里呆了两天。那时中日邦交已断,所以我对申请学位一事,表示缺乏兴趣,并提出理由,其中之一,便是为了我是中华民国的人(圣严法师文中,也提到这点)。那时,正值寒假,一切停止活动,所以大家结论为不作主动促进再说。

到了四、五月间,圣严法师来信说起:牛场先生告诉他,学位进行的准备工 [P234] 作,大体完成。我去信表示,不如中止进行(信是请日常法师写的)。但无巧不巧,隔一天,圣严法师就来了信:他在前几天,因关口博士告以准备工作完成,须缴申请费用,所以圣师已经缴纳;不足部分,由他先为垫出。到了这一阶段,我也就决定如此了。本来应亲自去日本接受学位,由于身体转坏,不能前往,才由圣法师代表接受,将「学位记」寄回台北。学位取得的经过,就是这样。我没有与校方直接联络,牛场先生与圣严法师,自动为此而牺牲时间与精力,我应表示我的谢意。

二

再说到学位:学位是世间学术的一项制度,与佛法的修持无关。以佛学来说,我对无信仰无思想的佛学,我从来不表同情。认为,「即使对佛教有传统习惯上的情感,也不过作为文化遗产,照自己的意欲去研究,使自己成为佛学家与博士而已」。「如没有这种信念与精神,任何研究,或成就如何辉煌,都不外乎古 [P235] 董的鉴赏,历史的陈述与整理。虽足以充实庄严图书馆,而不能成为活的佛学」(并见拙作『谈入世与佛学』)。就博士学位来说:这并不表示无所不通,也不是对此论题绝对正确。这是表示对于某一论题,写作者曾经过缜密的思考,能提出某些新的意见,新的发现或新的方法,值得学界参考而已。所以我并没有把他看作什么了不起。

但这也表示了对于论题,有了相当的学术水准,即使不是绝对正确的,也是值得学界参考的。我不是禅者或禅学研究者,我为什么写『中国禅宗史』?胡适以神会为禅的革命者,『坛经』的写作者,否定了六祖的地位,也否定了达摩禅的一贯性。我以为『中央副刊』上的喧嚣,或刊物上的人身攻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凭我对中国佛教的一点感情,使我放下自己所要探求的佛法,而从事初期禅宗史的研究。我的见解,不一定为传统的禅者所同情,但透过新的处理,到底肯定了达摩禅的一贯性,六祖与『坛经』的关系,与神会应有的地位。我想不只是写出来,也要取得人的同情,取得人的尊重,才能改正世间学者有关佛教史实 [P236] 的误解与歪曲。那末,本书而取得学位,不正能引起人的重视与反省吗?在这种意义上,我并不以取得学位为耻辱。这是世间的学术制度,是需要申请的,所以我也不觉得「申请」就是「可怜相」。

中国佛教是伟大的,但伟大的是过去而不是现在。有信仰有反省的佛弟子,是会深深感觉到的。个人的虔诚、热忱、信解与持行,是复兴佛法的要素,但这还是个人修持的立场,而不是佛教延续与复兴的立场。复兴中国佛教,除了个人的信行,还要求佛教组织的合理与加强。对社会,多做些文化,慈善救济,以引起社会同情(也更符合佛教的精神)。对佛教自身应力求文化水准的提高,吸收国际佛教界的可贵成分,了解现代的思想(这才可以摄取或破斥他),使佛教能在现代知识界──国内或国外受到重视,才能影响到社会的中坚人士而发生新的力量。这就是虚大师过去为佛教的基本立场。由于近代的剧变,中国佛教与国家民族一样,都是从古老安定的社会,而迈向于复兴即现代化(适应现代情况而足以生存发展)的过程。在这演变过程中,由于古老传统或倾向于现代复兴的见解 [P237] ,或不免不同。在这些上,也才能了解,何以慧岳与圣严法师,把学位看作大好事。这决不是为我捧场,而只是觉得中国僧侣的文化水准,总算有了进步的象征。我出家四十多年,从来没有凭什么资历,现在衰病快到生命尽头,这对我还有什么用处?但对佛教修学的努力者,多少有一点鼓励作用。所以有人看作好事,有人看得毫无意义,简直可耻,这不过在这变动时代,所引起的不同意见。重个人修学,满足于古老的传统,或深感佛教衰落而求时代之适应吧了!

三

日本的政治倾向,过去存有侵吞中国的野心,这才引起抗日战争。日本失败以来的政治倾向,对台湾是存有野心的,这不但田中内阁如此。过去日本台独的活跃,就是良好的例子(当然,台独的活动,也还有称为盟友的美国人在内)。去年的中日绝交,对我们无疑是更重大的打击。政治,现代的政治,根本说不上道义,都无非为自己国家的现实利益着想。这种政治活动与普遍倾向,确是如此 [P238] ,但不能因此说一切日本人都是如此。如一视同仁,那以常识来判断,也不能说是正确的。日本佛教界的活动,也是一样。在抗战期中,为日本军部作侵略工具的,特别是那些海外及随军的布教师。战后的日本文化界及佛教界不断来台,什么亲善,感恩,带有半政治性活动的,也谁能保证都是纯洁呢!日本佛教界而作政治活动的,甚至亲共的,都不能说没有,然大体来说:专心的佛学研究者或著述者,从过去(抗战及抗战以前)到现在,都对政治性的兴趣不高。所以也不能说日本佛教全体,都是意图侵略的。作为佛弟子,对事理的认识和批评,应多少客观一些。处在现阶段的中日关系中,我取得了日本的学位。我没有与日人组什么团体,说什么「交流」、「合作」,往来亲善。虽然,这些活动,为现阶段国策所不禁。我只是纯粹个人的学术活动。

上面所说,有关取得学位的经过,有关学位的看法,有关中日关系的看法,我只是说明事实,并说明自己的某些意见。见仁见智,那是别人的事。我为病体所限,不可能再有所说明,但我会静默的听那些不同的意见。 [P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