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堂集》语言研究概述

　　张美兰

　　内容提要《祖堂集》是研究晚唐五代口语的第一手语料,深受学界关注。本文重点概述语言学界研究《祖堂集》的成果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祖堂集》所反映的晚唐五代汉语的特征以及它在汉语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就有关问题谈谈笔者的研究心得。

　　关键词祖堂集语言研究概述

　　《祖堂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禅宗史,序写于南唐保大十年(952)。书中所记主要是福州雪峰义存禅师(822～908)一系在福州、泉州、漳州的历史,所记录的其他宗派大多活跃于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浙江一带。作为重要的禅宗语言资料,成书又比宋《景德传灯录》早五十年,并且书中所记录的禅师大多数是九世纪的人,所以倍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把它当作研究唐五代时期禅宗史、汉语白话口语、方言、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语言学界很重视这部书。正如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所说,“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此书是系统了解早期白话的唯一资料”。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就开始对《祖堂集》的语言进行了研究,其中要数太田辰夫的研究成果,他的《中国语历史文法》(江南书院,1957年)运用了很多《祖堂集》的材料,他的《〈祖堂集〉口语语汇索引》(1962年)收集了约2500条词语。随后他还编著了《唐宋俗字谱》(《祖堂集》之部,汲古书院,1982年)。他在《汉语史通考》(日本白帝社,1988年)中还专章设有“《祖堂集》语法概说”,是在他1956年和1981年开讲座课讲义的基础上补写而成的,第一次较为系统全面地描写了《祖堂集》语法的现象。中国学者则多是在八十年代初才见到《祖堂集》并开始研究它的语言现象,从发表的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及出版的相关论著看,有专题研究《祖堂集》的,有以《祖堂集》为参照材料作共时或历时研究的。尤为可喜的是方言研究界、现代汉语研究界对《祖堂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地域方言、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对比溯源等视角来研究《祖堂集》,推动了《祖堂集》语言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限于篇幅,本文侧重于对汉语学界研究《祖堂集》方面的论文进行回顾总结。从论文所表现的内容看,有这几方面的特色:

　　一、 注重对《祖堂集》本体语言的专题研究

　　这组论文可分为两类:一是专题考释《祖堂集》的词语;一是专题阐述《祖堂集》的语法现象。

　　《祖堂集》的词汇很接近当时的口语,为此出现了一组词语(包括部分虚词)考释的论文。如:蒋绍愚《〈祖堂集〉词语试释》【《中国语文》,1985年第2期,142～147页。】、袁津琥《〈祖堂集〉释词》【《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4期,65页。】等。另外多零散见于有关近代汉语词语考释类论文中。江蓝生、曹广顺编著的《唐五代语言词典》【《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袁宾《禅宗著作词语汇释》【《禅宗著作词语汇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等词汇训释的专著中也收录许多《祖堂集》中的口语词。“这些词语不但在《祖堂集》中经常使用,而且也见于唐代其他反映口语的文献资料,可见它们是活在唐五代的口语中的。”【见前揭蒋绍愚文。】这些口语词大都在唐五代时期具有新义或特殊含义,不仅对汉语史研究有价值,还可以帮助扫除阅读唐五代乃至宋代禅宗文献的语言文字障碍。因为离开语言方面的研究,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禅宗的旨意。

　　研究《祖堂集》语法的论文相对要多一些。词法方面所涉及的内容有:代词(疑问代词、隐名代词)、助词(语气助词、动态助词)、副词、词尾(形容词、副词)、动量词。如:孙锡信《〈祖堂集〉中的疑问代词》【《汉语历史语法丛稿》,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10～21页。】,曹广顺 《〈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192～203页。】、《〈祖堂集〉中与语气助词有关的几个助词》【《语文研究》,1986年第2期,115～122页。】,常青《〈《祖堂集〉副词“也”、“亦”的共用现象》【《天津师大学报》,1989年第1期,79～80页。】,李崇兴《〈祖堂集〉中的助词“去”》【《中国语文》,1990年第3期,71～74页。】,王绍新《〈祖堂集〉中的动量词》【《课余丛稿》,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140～152页。】。

　　句法方面有:正反问、选择问、被动句、动补句等。如:伍华《论〈祖堂集〉中以“不、否、无、摩”收尾的问句》【《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80～89页。】,袁宾《〈祖堂集〉被字句研究》【《中国语文》,1989年第1期,53～63页。】,李思明《〈祖堂集〉中“得”字的考察》【《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3期。】,刘利《〈祖堂集〉动词补语管窥》【《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3期,61～65页。】,刁晏斌 《〈祖堂集〉正反问句探析》【《俗语言研究》,1993年创刊号,29～33页。】,刘勋宁《〈祖堂集〉反复问句的一项考察》【《现代汉语研究》,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150～162页。】;张美兰《〈祖堂集〉选择问句研究》【香港《中文学刊》,2000年第2期,139～154页。】。

　　词语训释方面的论文我们不多介绍了,下面我们重点来看几篇语法方面的论文:

　　1.孙锡信《〈祖堂集〉中的疑问代词》

　　文章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祖堂集》中疑问代词唐五代时的新特点,指出:

　　(1)《祖堂集》中新产生的疑问代词可分为三类。一是体词性的:阿那个(问人,“那”作疑问代词时前面一般要加词头“阿”)、什摩(问事物);二是副词性的:争(问理由)、作摩(问理由、方式)、为什摩(问原因);三是谓词性的:作摩生(问方式)、作什摩(问目的)。这些疑问代词的语域及语法特点各不相同,起了多方面的语法作用,从使用频率看,远远超过了由历史继承下来的疑问代词,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表明唐代的疑问代词体系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疑问代词分工明确,不同用途已分由不同的疑问代词来完成,这逐渐成为疑问代词使用的新的规范。使汉语长期以来一个疑问代词兼有多种用途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2)“争”的出现比“作摩(生)”略早。“作摩”的使用比“争”自由。“争”在唐代诗文中运用相当普遍,《祖堂集》中亦多次出现,意思为“怎么”,表反诘,要求对方说明某种行为的理由。“争”产生初期只能用在单音节动词之前,中唐以后“争”使用增多,但也仍用于单音动词前,也可用于否定词前,《祖堂集》中“争”的使用情况是如此,如“争知、～解、～得、～获、～奈”等。而“作摩”既可用于单音动词前,也可用于双音动词前。至于“作摩生”在使用上比“作摩”更加自由。因此从语法功能的发展眼光看来,“作摩”、“作摩生”应比“争”晚出。又《祖堂集》中“什摩”也写作“甚摩”。《祖堂集》中慧能语录无“作摩”,只在其门徒的语录中才能见到“作摩”。“作摩”很可能是“争”出现数十年后语音变化而产生的新词。

　　(3)“作摩”常用于反问,也表示询问方式,可作状语,可作单独成句,可用于句末。“作摩生”是“作摩”的变形,专用于询问行为的方式或事物的状况。“作摩”加语助成分“生”即成“作摩生”,十分了然。

　　按:李如龙在《闽南方言的代词》【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代词》,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263～288页。】一文中指出:闽南话的指示代词在口语中常常带有后缀。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后缀,不同的指代词也有区别。如“生”:在潮汕地区多见,如“只样生”、“许样生”, 厦门话“这样”说“安呢生”。早期闽南话戏文写为“障生”、“向生”。这个“生”在唐宋间常作为“怎”的词尾。说明后缀“生”在今闽南话中被保留下来了。

　　(4)“争”分化出“作摩”是由于方言音变的结果。“争”“怎”同“作摩”意义相同,语音相通(争和怎均为庄母,争属耕韵,怎属沁韵,均收鼻音,争为怎的语源),一般是唐代用“争”,宋代用“怎”。这是语词间源流关系的重要依据。继“作摩”后还有“则么”、“子么”的形式,说明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同一语词发生音变及形变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基本反映唐代及其前后时期口语的文献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敦煌变文,出自石窟,其时代为南北朝至宋初约一千年,反映了当时北方方言的面貌;另一种为禅宗语录,由于禅宗自慧能后南宗势盛,传承很广,而北禅继神秀以后数传便告衰竭,故禅宗早期主要在南方流行,禅僧的语录也较多地记录了当时南方方言的词汇用语及语法现象。“争”和“作摩(生)”的运用就反映了此种情况。敦煌变文中“争”使用62次,但“作摩”和“作摩生”不一见,仅“怎生”使用6次、“甚生”使用1次,且同在《维摩诘经讲经文》一篇中,篇末署有“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字样,表明抄写时间在公元947年,距“作摩(生)”开始运用(“作摩”最早见于神会语录[约当713～755年],其形式是“作没生”、“作勿生)已近两个世纪了。但在禅宗语录中则不然,如《祖堂集》中“争”虽多处运用,而“作摩”、“作摩生” 更是不胜枚举,这种情况表明了“作摩”和“作摩生”的方言特征。

　　2.曹广顺《〈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

　　(1)文章指出:“《祖堂集》中‘地’只是‘底’字的一个附属,其分布和功能都被包含在‘底’里。”“如果诚如《祖堂集》所示,早期‘底、地’功能本无对立,‘地’只是‘底’在部分语法位置上的一个变体,那就应当有理由推论,宋代出现的‘底、地’之别,不是来源有异,而只是由于功能不同而产生的分工。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材料尚不充分,结论也难以得出。”

　　按:冯淑仪就此问题提出己见:首先“地”的来源早于“底”。如:《世说新语·方正》:“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而“底”在唐代才开始见到零星的特殊用例,“底”在萌芽阶段就表现出与“地”很不一样的性质,可见两者来源并不相同。一般学者同意“底”来自“之”或“者”,至于“地”来源不明。其次,“地、底”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分工,但随着“底”字的迅速发展,其功能渐渐扩展到“地”上,出现相混现象。根据祝敏彻(1982)对《朱子语类》 “地、底”的全面考察看两者的语法差别是很明显的,界限很清楚。“底”为606例,作判断句的表语,“地”却几千例。用法与《敦煌变文集》很接近。(《敦煌变文集》“底”或写为“低”只有9例。在句中作定语、主语、宾语。“地”22例都作状语)朱熹是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出生在闽延平(今福建南平市),晚年徙居考亭(今福建建阳县内)讲学。撰写《朱子语类》底本的门人,绝大部分是福建、安徽、湖南等地的人,按理他和他的门人都会受南方方言的影响,且这种方言应该与《祖堂集》很接近,为什么在“地、底”的使用上,《朱子语类》近于《变文集》而异于《祖堂集》?这类问题还有待通过其他文献资料来说明。

　　(2)文章指出:助词“却”在句中有两种格式:“V+却”、“V+却+宾”。“却”是《祖堂集》中唯一的完成貌的助词。现代汉语完成貌助词“了”在《祖堂集》中还是表完成的动词。

　　(3)指出:《祖堂集》已出现表持续貌的助词"著"。

　　3.刘勋宁《〈祖堂集〉反复问句的一项考察》

　　文章对《祖堂集》中反复问句作了统计,指出《祖堂集》中反复问句的主要形式是“V+不”(186次)、“V+也无”(276次),相同的动词、相同的句子内容、相同的句式中均可用这两个问句,从这些句子的答语中也看不出两者的差别来。“这两种形式在语法上是等价的,二者数量如此之高,根据语言经济的原则,我们认为它们是一个系统里自然长出的两个同义格式。唯一的可能就是语言混杂的结果。”“《祖堂集》虽然是和尚口语的记录,但并不是实况录音的转写。作为一部个人著作,它的语言基础主要取决于作者的语言和材料的来源。《祖堂集》所记上自佛祖,下至同代和尚,上下近千年;即使从慧能和尚算起,也有几百年,书中所叙不可能全是作者亲闻亲见。所以这部书的语言来源不可能是单纯的。”“《祖堂集》的作者是操‘V也无’方言的,但它的材料相当大的部分是来自‘V不’方言的。”“《祖堂集》成书的语言基础是以下四种反复问形式:V不V、V不、V也无、V也未。”

　　刘文通过对反复问两种同义结构使用情况的调查,探讨了《祖堂集》成书的语言基础,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且角度新颖,读来很受启发。不过,阐述过程中有几处,我们认为需要加以说明:

　　(1)关于“V也无”与“V无”式,因为《祖堂集》中“V+无”问句只有4例,而与用例多的“V+也无” 在表达方式上没有什么大区别,“V+无”无疑是那时反复问的主要形式,因此认为:“相形之下,我们不能不怀疑‘V+无’是刻书时的遗漏所致。也许可以给一个宽容的解释,当时语气词‘也’轻读,易被连续的语流吞没,因而造成书手的遗漏。总之,在没有充分的理由之前,似乎不便把‘V+无’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句式。”

　　按:从历史文献历时发展的角度看,汉语反复问句应该是先有“V+无”句,后有“V+也无”句。孙锡信曾对此类句式有过探讨。从六朝时起“无”就可用于句末构成反复问。唐代这种用法甚为常见,且用于一般动词后,如:“庭中犊鼻昔尝桂,怀里琅[王+干]今在无?”(李颀诗)“幕下郎君安稳无?”(杜甫诗)“不知疏野性,解爱凤池无?”(白居易诗)

　　用“无”和用“也无”的区别仅在于:“无”是直接放在一个陈述之后构成反复问,而“也无”则是在一个陈述之后先缀以“也”,表示陈述的终了,然后再缀以“无”构成反复问。“也”和“无”长期连用后,“也无”成了表达反复问语气的惯用形式了。这正如在五代时“不”用于句末往往也作“已不(以不)”。其中的“已(以)”原也是助成前面文字的陈述语气,然后再缀以“不”表示反复问语气,久而久之“已不”、“以不”便成了表达反复问的惯用形式。伍华指出:唐宋诗词中一般单用“无”,禅宗语录中则多以“也无”连用,用“无”与不用“也”没有什么语法差别,主要是口语习惯的问题。类似的形式还有“也摩”,如:“若要求闻微妙法,随我山中得也摩?”(《妙法莲华经讲经文》)

　　语言运用是一个相当复杂问题,如:敦煌变文中 “V无”有5例,而“V也无”仅2例。我们能不能说其中的“VP无”也有刻书时的遗漏讹脱问题?所以我们认为不要轻易以某种标准来下结论,既然语言中已存在“V+无”的问句,还是把“V无”句看作问句的一个分支罢了。又如《祖堂集》中“V否”问句,仅4例,刘文认为这是转文的说法,或者抄自前代典籍。因为拿“否”作反复问的否定部分正是前代佛经的特色。但得承认“V否”式是当时的一种问句,在敦煌变文有多达29例“VP否”式问句(“VP以/已否”问句也有31例),同唐诗中的“V+无”问句现象相似;再如《祖堂集》中问句“V以不”(2例)与“V已不”(1例):合起来只有3例,当是同一形式的不同写法。刘文指出:毫无疑问它们是由异方言渗入的,因为在敦煌变文中这种形式大量使用。敦煌变文中“V不”26例,加“V以不、V已不”共35例。

　　(2)关于反复问句的方言类型:“V不”方言、“V也无”方言。刘文指出:“《祖堂集》所记主要是福建、江西禅宗的历史,我们很怀疑‘V也无’的句型与这一带的方言有关。恰好,今天的闽语还是使用‘V也无’的,正与北方的‘V不’不同。这从另一方面向我们证明《祖堂集》是操南方方言的人写成的,写作时参考了不少北方话的材料。”“在统计句子的过程中发现最前面的佛祖当中除了最后一位慧能和尚以外,所用的句型都是‘V不’型。特别是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和尚,所出12例全是‘V不’型。关于佛祖的文字与全书迥然不同,显然是承袭的前代典籍。‘V也无’句大大多于‘V不’句,所以我们说《祖堂集》的作者是操‘V也无’方言的,但它的材料相当大的部分是来自‘V不’方言的”。

　　按:刘文观点可取,《祖堂集》的语言来源层次不一,这是不争的事实。关于佛祖的文字,显然是承袭的前代典籍,这在高丽木刻本《祖堂集》的夹注中已注明,如介绍佛祖姓名后常有:“具如传中、具如《宝林传》、具如本传”等语。同时我们要注意,考察每一位和尚的机缘对话,也不能按照该和尚的籍贯,因为相当多的和尚不是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他们常云游诸地求经访道,禅师传教所遇的学生也是来自不同的方言区的。有的和尚可以从方言区来考虑,但是大部分和尚的方言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例如卷十六《沩山和尚》只有两例“VP不”句,两例为“VP也无?”,但在卷十八《仰山和尚》章“VP不”为23例,“VP也无”为5例。沩山和尚(福建人771～853,在湖南传教)与仰山和尚(广东人807～883,长期在闽赣一带传教)对话时沩山和尚用的几乎多是“VP不”式(10例)、“VP也无”(1例);仰山用8例“VP不”,2例“VP也无”,1例“VP也未”。幽州僧用2例“VP不”,赵州和尚(778～897)有11例“VP也无”其中7例是籍贯不明的僧人的问话,有3例为赵州和尚语录;南泉和尚(748～834)是赵州和尚的老师,河南人,在安徽传教,用“VP也无”句3例,另11例为籍贯不明的僧人问话时用的问句。报慈和尚是泉州人,用“VP也无”有5例,“VP也未”3例。所以禅僧用当时的通语进行交际、用通语记录当时的语言应是顺理成章的。

　　除了强调方言因素以外,我们认为还应考虑句式产生的时间层次问题。从现有的文献材料看,反复问 “VP不”的产生时间早于“VP也无”式。在中古尤其在佛经中“VP不”就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句型。遇笑容、曹广顺(2000年)指出【《中古汉语中的“VP不”式疑问句》,纪念王力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VP不”是汉语反复问的主要格式,始见于西周中期的五祀卫鼎铭文:“正乃讯厉曰:‘汝贾田不?’”中古是“VP不”大量使用、结构关系出现发展变化的时期。它可分不含副词(“VP不”/“VP以不”/“VP已不”)和含副词(AdvVP不)两类。“AdvVP不”在后汉译经中较多见,本土文献出现较少。中古汉语中大部分“VP不”中的“不”已经虚化了,无法指明其仍有否定义。造成虚化的原因,主要是受疑问语气词“乎、耶”的类化。又如《敦煌变文集》【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的用例为:“VP不”26例,“VP否”29例,“VP无”5例, “VP未”1例,“VP已不”7例,“VP以不”2例,“VP已否”25例,“VP以否”6例,“VP也无”2例。

　　从统计可见“VP不”、“VP否”式是最多的,而“VP无”少。那么“VP不”问句就是北方方言特色的问句呢?还是当时汉语通语底层层面的反复问句呢?我想似乎将它们看作通语底层层面的,而不用“V不方言”、“V也无方言”之类的术语为好。

　　二、探讨《祖堂集》所反映的方言和它的语言基础

　　《祖堂集》是一部在泉州编成、主要记录雪峰义存一系在福建传播的禅宗史,因此可以看成是九世纪语言的记录,而且可能带有南方方言的色彩。有学者指出“自隋唐以来,泉州一直是州府的所在地,五代时泉州和尚编的禅宗语录《祖堂集》反映了不少早期泉州话的特点。”(见李如龙文),认为它是“为汉语史、闽方言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见张双庆文)。所以许多学者在论及《祖堂集》时,总自觉不自觉地将它与今闽南方言联系起来作比较,探讨《祖堂集》所反映的闽南方言特点以及闽南方言用法的历史线索。这方面的论文有:

　　1.张双庆的《〈祖堂集〉所见泉州方言词汇》【《第四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162～168页。 】

　　文章指出:今日泉州话和《祖堂集》的词语间确有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概况为两点:一是《祖堂集》的口语不是方言口语,但带有泉州方言成分;二是闽语,尤其是泉州话中许多的方言成分是经历了千年的历史了。由于《祖堂集》有闽语的背景,其中的口语词和句式有不少可见于今日之闽语,其中一些是现代闽语所共有的,如词汇中的“共”(同、和)、“解”(会)、“伊”(他)、“尽”(很、都);句式中动词加“去”表完成等。有些只见于闽东(如“觑”、“晡时”、“橛”等)或莆田(如“勘”、“听闻”等)。更多见于今闽南话,尤其是泉州话。张双庆共列举了五十个词条:共、报、缚、尽、今、趁、明明、即、解、不着、身命、了/了后、笠子、相共、许(可惜许)、兼、一搭、了然、时节、祖公、伊、所在、十数年/人、煎茶、弄师(狮)、出、粪扫堆、性地、相诤、彻、无来去、一个半个、当初时、猪母子、耳重、脚手、作么、汝侬、放尿、索【按:汕头话、海口话也说小便为“放尿”,说绳为“索’,见陈鸿迈《海口方言词汇的特点》,《第四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214～225页。】、未是、火箸、下底、里底、倒、圣、死尸、长长、唱曲、苦切。

　　2.李如龙《泉州方言的“体”》【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6年,195～224页。】

　　文章指出《祖堂集》有早期泉州话的特点:

　　(1)表示动作的完成或事件的结束,普通话通常在动词之后加“了”。这种句式在泉州话里一部分是用“去”来代替“了”的。例如:那块破厝倒去唠。(那座破房子倒了) 锁匙拿唔着支去。(钥匙拿错了) 我拍破去一块碗。(我摔破了一只碗)“去”用来表示动作的完成,《祖堂集》卷二《僧璨》有“与摩则无圣去。”句;卷四《石头和尚》:“忆师兄哭太煞,失却一只眼,下世去。”

　　(2)在连谓句里,两个谓语一先一后,前一个动词的完成体在泉州话里用“动词+嘞”表示,“嘞”在句中的地位,只能放在宾语和补语的后面,不能放在宾语、补语之前,这和“去”的用法不同,和普通话的“V+了+宾语”的句式也不一样。例如:汝着想好势嘞则说。(你要想好了才说)我颂一领衫嘞就去。(我穿件衣服就走)这个“嘞”在泉州话都可以替换为“了”,泉州话连谓句中的“了”是“完毕”“后”的意思,应是动词补语而非完成体标记,不过轻声的“嘞”也可能是从这个“了”演变而来的。《祖堂集》里有此类句子,如:卷四《丹霞和尚》师曰:“当时百丈造典座,却自简分饭与他供养,其僧吃饭了便去。”其中的“了”置于宾语之后和现在泉州话“嘞”的位置相同的。按:梅祖麟、杨秀芳《几个闽语语法成分的时间层次》一文论述晚唐层次的成分时,也谈及《祖堂集》中此类句式,文章指出与闽语语法有关联的晚唐层次的成分有:(a) 表示新情况的句末语助词[.a也]的“VP也”式,如:“自得五阴后,忘却也。”今闽南话有“VP也”式;(b)“V(O)了也”式,如:“僧问:‘吃饭也未?’对曰:‘吃饭了也。’”“问则问了也。”今闽南话无,只有“(O)V了也”式,疑来源于“VO了也”。(c)“VO了,VP2”。如:“其僧吃饭了便去。”今闽南话不仅有此式,还有“OV了,VP2”式。所以闽南话有两点与其他方言不同:第一,还保存着[VO了,VP2]句式,以及晚唐[VO了也]“了”作补语的用法,不过宾语已前移为[OV了也]。第二,闽语虽然有连接词“了后”,也有“洗了”、“食了”、“煮了”等带“了”字的动补结构,但“了”字没有变成完成貌词尾,闽语也没有其他虚词用作完成貌词尾。闽语一直没有“动词+状态补语+宾语”这样的结构。可见闽语最接近晚唐的语法【《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289～291页。】。

　　3.李如龙《闽南方言的代词》

　　文章在论及闽南方言代词用法时常追溯联系到《祖堂集》,如:

　　(1)“若”:“若”普遍用于谓词性疑问代词。在泉州、厦门,问原因的“呐”本字也应是“若”,单用读阴声。这种用法与唐代的“若为”大体相当。《祖堂集》有不少这种用例,如卷三:“和尚佛性若为全不生灭,南方和尚若为半生灭半不生灭”,这些地方的“若为”就是“如何,为何”。

　　(2)“做乜”--“怎”:粤琼闽语的“做乜”、“作乜”(为什么)为“怎么”来自“做什么”提供了绝好的论证,而且和唐代口语十分一致,在《祖堂集》写为“作摩”、“作摩生”;在《景德传灯录》写为“怎生、作么生”。吕叔湘先生说“怎么原来就是作么,作么就是作什么”其中道理确实是“很平淡无奇的”。 “做乜”显然是早期闽南话的说法,明清戏文中随处可见,至今在泉州上演《陈三五娘》时说白还得按戏文的写法道:“三哥唔转去卜做乜”(三哥不回去干什么)。汕头话的“做呢”俗写“做[口+年]”,应是次浊声母“旁转”(m-n)而成的。“怎样”的说法在明清戏文里也可见到,写为“偁样”,但不如“做乜”频繁,可见从“做乜”到“怎么、怎样”是受近现代普通话影响的结果。

　　(3)在闽南本土,有些疑问指代词普遍都可以加上前缀“阿”或后缀“仔”。漳州话和厦门话的“按怎”(为什么)其中的“按”就是“阿”的前缀。这个“为什么”、“怎么”在漳泉厦各地还可说“按呐”或“按哪”,这种说法和唐宋间的“阿哪”的说法十分相近:阿那甘心入死门?(《敦煌掇琐四十一种》) 师云:“阿那是维摩?”(《祖堂集》卷十八)许多疑问代词之前都可以加上“阿”读为入声,如泉州话所说:阿什么侬去恰好势?(什么人去合适?) 阿底时卜行?(什么时候走?) 阿若久则会来?(多久才会来?)

　　4.梅祖麟《唐代、宋代共同语的语法和现代方言的语法》【《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47～285页。】

　　文中指出《祖堂集》这部在泉州编成、主要记录雪峰义存一系在福建传播的禅宗史,语法词汇和八、九世纪在西北边陲写成的敦煌变文大同小异。《祖堂集》的语法和闽南话确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那是因为唐末北方官话的成分还保存在闽语里,而不是《祖堂集》反映当时闽语独特的语法。

　　(1)根据罗杰瑞曾经提出辨别南北方言的几个标准中关于否定词、第三人称代词、规定词这三方面的标准,梅祖麟指出:《祖堂集》的方言基础是早期北方官话而不是闽语。如果《祖堂集》的方言基础是闽语,第三身人称代词应该用“伊”,远指词用“许”,方位介词用“著”。但事实上《祖堂集》第三身人称代词主要用“他”,间或用“伊”;远指代词用“那”不用“许”;方位介词主要用“在”,间或用“著”。否定副词用“不”,规定词用“底”;这些现象都说明《祖堂集》主要是用早期官话,偶尔渗入南方话的成分;禅宗南宗各种宗派之间交谈争论用的可能是方言,但写下来的语录都是早期官话。

　　(2)在福建写成的《祖堂集》中有句末“也”、“了也”,《变文集》有“OV了也”。在华北写成的《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老乞大》、《朴通事》也有。陕北清涧话一直到今天还有表示新情况的“也”,也有“了也”。闽南话也有“也”、“了也”。清涧话在西北,闽语在东南,都有句末“也”、“了也”,参照文献上的分布,也是华南华北都有,可见“也”、“了也”曾经是四方之通语。闽南话的“也”、“了也”是唐末从中原传入的。

　　(3)句末的“了后”、“了手”在《祖堂集》中有,《变文集》中有“了手”。按:梅祖麟的论述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祖堂集》的语言构成过程。我们认为《祖堂集》主要反映的是当时的通语。即使是《祖堂集》的某些语言现象在今天闽南语中仍用,但从历史层面看有许多是唐五代的通语现象的存留。略举几例,如:

　　“作么”。此词最早见于神会语录,其形式是“作没生”、“作勿生”,一般说来学界把《祖堂集》中的“作摩(生)”是有方言特征。因为“作摩”和“作摩生”在同时期的敦煌变文中不一见,仅“怎生”使用6次、“甚生”使用1次,且同在《维摩诘经讲经文》一篇中,篇末署有“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字样,表明抄写时间在公元947年,距“作摩(生)”开始运用已近两个世纪了(见前揭孙锡信文)。但并非只有禅宗语录中独用,杨建国在《唐诗语漫录》【《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4期,89～91页。】一文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唐·李咸用《依韵修睦上人山居十首》:“生身便在乱离间,遇柳寻花作么看。”(《全唐诗》7473页)李咸用为咸通年间诗人,此用例自早于《祖堂集》。

　　“作物”。此词早见于《北齐书·方伎传》皇甫玉传:“大将军不作物。”“不作物”即“不怎么”。这一用例为吕叔湘先生“作勿”是由“何物”与“作”结合而成提供了实例,那年代或许提早到唐以前。

　　我们在讨论方言特点时,也不能以今天方言的特点来类推唐五代时的《祖堂集》中的用法。如:《祖堂集》卷十一《睡龙和尚》:“我今齐举唱,方便示汝浓(侬)。相传佛祖印,继续老胡宗。”“汝侬”出现在睡龙和尚(福建福唐人)的偈中,梅祖麟(1997年)指出:今闽语“汝侬”为复数,你们,此为《祖》中的闽语成分【《〈祖堂集〉的方言基础和它的形成过程》,《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ofChineseLinguistics,StudiesonthehistoryofChinesesyntax,1997。】。蒋绍愚先生对此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汝侬”不表复数,在从隋到元的文献中“～侬”的用法都有,均表单数【此为蒋绍愚先生《近代汉语语言研究》课上讲授的观点。】。《祖堂集》中没有表复数的一套系统,《祖》中表复数的用“汝诸人”、“汝”。所以《祖堂集》中还是表单数,不表复数。用了“汝侬”只是为了偈文(诗歌)的押韵(韵脚为“通、功、同、侬、宗”)。今天闽南话表复数,不能以今推古。

　　其实《祖堂集》中的方言基础也是不统一的,如:闽南等南方方言带性别后缀“母、牯”的词,在《祖堂集》中有“猪母(子)”,如:卷七《雪峰和尚》:“师忽然见有个猪母子从山下来,恰到师面前,师便指云“‘在猪母背上。’”但也有“母鸡”、“牛牯”、“羊牯”的用法。如:卷十六《南泉和尚》:“如何是一头水牯牛?”逍遥云:“一身无两役。”进曰:“如何是衔一茎草来?”逍遥云:“新旧添不得。”卷十《镜清和尚》:“‘作摩生是牯羊角?’资福以两手头上作羊角势”。(镜清和尚温州人,在越州传教。师僧对话共用“牯羊”一词有七次。) 卷二十《五冠山瑞云寺和尚》:“智者说法,亦不为一人,犹如母鸡抱卵,众卵皆发。赞窠不发,可即母鸡唯不爱众卵,爱赞[占]窠。是则发与不发,唯在卵性,不是母鸡抱卵之祸。一切智者,亦复如是。”

　　《祖堂集》中还有其他方言的渗入。如动量词“转”是吴方言、闽南方言多用。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法理论》曾说:“苏沪一带方言谓‘次’为‘转’。”王绍兴《〈祖堂集〉中的动量词》指出,《祖堂集》中用“转”量词所涉及的禅师全是江浙闽一带的,如:“每日上山三五转。”(卷十八,紫胡和尚,在衢州)“雪峰一日[言+虎]曰:‘备头陀未曾经历诸方,何妨看一转乎?’”(卷十,玄沙和尚,在福州)“罗山遂把驻(住)于师云:‘却来一转。’”(卷十二,龙光和尚,为福州罗山和尚语)

　　再如游汝杰指出浙南吴语温州话反复问句为“V-也-neg”,中间的语气词是“也”,如:西餐你爱吃也否【游汝杰:《吴语里的反复问句》,《游汝杰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4页。】? 我们查核了《祖堂集》中温州籍的一宿觉和尚(1例)、在温州一带传教的镜清和尚(8例),发现在他们的语录中用“V+也无”问句(仅1例为不带“也”的),这似与今天温州方言反复问句式是相吻合的。

　　关于《祖堂集》一书的语言形成基础,我认为是一个复杂问题,有几个层面:继承沿用了中古魏晋六朝时期常用或新见的语言现象,包括受早期汉译佛经语体的影响;出现了唐五代新生的语言现象;以当时的通语为基础,掺有禅僧个人或编者个人、禅僧集团活动所在地的方言特色; 出现了具有禅宗语言个性特征的语言现象等。对此我们将另文详述。

　　三、将《祖堂集》作为语言研究的参照系,

　　或历时溯源或共时、历时的对比研究

　　这类论文较多,有从现代汉语、现代方言溯源到《祖堂集》;有从共时或历时对比方面将《祖堂集》作参照系数,归结其语言特点。有专题型的论文,有散见于溯源类或比较类的论文中的,略举几例。

　　1.冯淑仪的《〈敦煌变文集〉和〈祖堂集〉的形容词、副词词尾》【《语文研究》,1994年第1期,17～26页。】

　　(1)在《祖堂集》中,“～然”主要集中在口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忽然、自然、果然、灼然”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然”缀在唐代的口语中仍活跃。与《敦煌变文集》“然”缀共时角度来看,两集的“～然”只有半数是彼此共有,内部的差异也颇大。这种差异应该是方言差异的反映,因为那些只出现在《祖堂集》的词条,在现代汉语中的消亡率特别高,大大偏离了“两集共有”和“单变文集”出现的词条的发展规律。可见《祖堂集》的方言应该跟现代汉语相差较远。

　　(2)关于“底、地”两书的情况不一。《祖堂集》中“地”缀用例仅12例,“形容词+地”(共6例,且大都是多音节

　　B或A

　　B重叠式,作谓语。如:终日露迥迥地/师云:“冷侵侵地。”/有人嗔迫迫地。)、“副词+地”(共5例),“指示代词+地”1例;《变文集》中共22例,都作状语,“形容词+地”有7例,且没有重叠式,“副词+地”有15例。《祖堂集》中“底”出现了200多次,分别附于动词、形容词、数量词、名词、代词、副词后头。“～底”可充当定语、主语、宾语、谓语和状语。“～底”的使用频率大大超过“～地”,在作状语、谓语这两种功能上不可以划分清楚。而《敦煌变文集》“底”或写为“低”只有九例。在句中作定语、主语、宾语。

　　2.魏达纯《“所以”在六本古籍中的演变考察》

　　文章统计魏晋至晚唐五代六部文献,指出:《祖堂集》是唐五代最具代表性的,其中“所以”共有68处,作为介词结构用的仅2例(卷二十,为同一个和尚所用),其余66例均用为连词,占绝对优势。且有14句前分句用表原因的关联词,19句为“所以”后用主语的,这表明前有表原因的关联词提起,后有“所以”相呼应的固定形式的最后定型的时期还没有完成。由魏晋至晚唐五代六部文献的用法特点归结为:连词“所以”大量地演变则明显发生于《祖堂集》时期。

　　另外江蓝生《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语文研究》,1986年第2期;《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年,37～53页。】一文抓住《祖堂集》中的可贵线索,考察了“呢”在近代汉语里的递嬗之迹;张美兰《从〈祖堂集〉问句的用法特点看它对中古语法的继承》【《汉语史学报》,2002年第3期。】则主要分析了中古问句的用法特征对《祖堂集》的渗透和影响。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大致了解了学界研究《祖堂集》语言的情况,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还须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运用《祖堂集》的索引进行研究时要同时核对原文,因原文无标点,所以还要注意上下文的语义,有时还得结合其他文献、方言口语等来考虑,否则所得结论会出现偏差。

　　其次,运用《祖堂集》索引统计数据时,必须要核对原文。有时索引有重复或遗漏,个别地方原文书写有误。我们在统计数据时发现,所得数据与相关论文的数据有出入。今天《祖堂集》有电子文本、活字印刷点校本等,几方面结合起来使用,将是较理想的。

　　其三,对《祖堂集》语言的研究多停留在描写上,还应在此基础上对某种语言现象作解释;在共时描写上仅将它与敦煌变文比较,不全面。还可将视眼开阔点,比如唐五代笔记小说、唐诗、全唐五代词、唐时汉译佛经,乃至史书等。这样我们所下的结论就会全面些、完善些。

　　作为禅宗文献,我们还可通过不同时期文献的特点来进行对比研究。如《祖堂集》与《景德传灯录》相差五十年,与《五灯会元》许多片段有继承关系,在用词构句方面出现的异文现象,常常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对象,大有文章可做。

　　除已有论文论及的语言现象外,《祖堂集》中还有其他语言现象也是有代表性的,可做进一步的考察。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可将本体语言、方言、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语言、现代汉语几方面结合起来作综合对比,归结其规律。如果有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可以指导的话,来给予适当的解释,那是较理想的。当然能解释就解释,切忌生搬硬套。进行历史语言研究会受传统文献的局限,有的现象一时可能得不出理想的结论或与已有结论有矛盾,也没关系,我们能把问题阐述清楚也行。

　　(张美兰,1964年生,江苏南通人。1999年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温州师范学院教授。发表有《禅宗语言概论》、《近代汉语语言研究》、《近代汉语后缀形容词词典》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