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禅的理论依据

　　禅宗从产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它贬抑传统经典,轻蔑文字语言,摒弃知性思维,强调直观体验。如果说菩提达摩的“藉教悟宗”把文字经典作为证悟的手段,那么,慧能的“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就有着改变菩提达摩初衷的倾向,确定了禅宗对待文字语言态度的基调。根据《祖堂集》记载,怀让(677～744)去见慧能,慧能劈头就问:“什么物与摩来?”怀让回答:“说似一物即不中”。此句答语很有影响,说明禅僧普遍认可了语言对于描述禅境体验的局限性。但是,这种语言的局限性在唐末五代曾一度被绝对化,出现了呵佛骂祖、非经毁教的极端言行。很显然,文字禅的发展绝对不能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

　　在宋代禅宗史上,从不同角度论证文字禅合理性的人很多,包括为推动文字禅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善昭、重显和克勤,都有这方面的言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善昭和慧洪。

　　按照善昭的说法,古代禅师的言行是“随机利物”,学者因之而“各人解悟”。所以,禅师以文字语言示禅,学徒通过文字语言解悟,文字语言成了禅可“示”可“悟”的中介。参究古人语录公案,等于悟解禅的真谛,故亦名“参玄”。这种从古人语录上把握禅理的主张,同沙门义学从三藏经论中把握佛理的作法,没有什么原则区别,都是把言教看成是第一位的。然而,善昭特别把禅学与义学进行了区别:

　　夫参玄大士,与义学不同,顿开一性之门,直出万机之路;心明则言垂展示,智达则语必投机;了万法于一言,截众流于四海。

　　禅之所以优于义学,仅在于“顿开”、“直出”,而不是拖泥带水;在于“一言”而“了万法”,没有那么多的繁琐注疏。至于语言,仍然是垂示、了法和参玄投机的钥匙。

　　善昭的这些主张,代表了中国禅宗演变的一个方向,从“说似一物即不中”,经过五代十国对语录公案的自发讨论,转成了“了万法于一言”的理论自觉。有了这样的认识转变,参禅就可以变成名副其实的“参玄”,追求对禅境的直观体验,就可以变成追求含“玄”的语录公案。

　　禅宗史上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从北宋末直到明清的一些反对以文字为禅的僧人,往往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倡代别创颂古的善昭,指向把颂古之风推向高潮的重显,指向开评唱之作先河的克勤,对于慧洪与文字禅的关系,则很少有人提及。实际上,继善昭之后,进一步从理论上为文字禅合理性寻找根据的禅师,应该首推慧洪,这是一般人所没有意识到的。

　　慧洪(1071～1128)字觉范,号寂音,江西筠州(高安)人。作为北宋时期一位最具眼光的禅史学家之一,他的《禅林僧宝传》、《林间录》等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史学评论,在当时和后代都具权威性;作为一名临济宗禅师,他先后住持过临川北禅寺、金陵清凉寺等多处寺院,精通禅学,与当时有影响的著名禅师关系密切,享誉于江南丛林;作为一名饱学僧侣,他博闻强记,精通佛典,才华出众并有政治头脑,知名于京城及江南士大夫阶层;作为一名文字禅的倡导者,他把辑录自己诗、偈、书、序等的书定名为《石门文字禅》,并在许多著作中论述文字禅的历史及其合理性。慧洪个性突出,任性不羁,屡触当道,因此一生坎坷,三度入狱。这些性格特点反映在学术上,表现为其著作驰骋纵横有余,严谨周密不足,某些偏激的观点或失实的记述,常为史学家所讥。

　　慧洪反对把禅与语言文字割裂开来,他指出:“禅宗学者,自元丰(1078～1085)以来,师法大坏,诸方以拨去文字为禅,以口耳受授为妙。”对此他很不以为然。他特别推崇汾阳善昭,认为“淳化(990～994)以后宗师,无出汾阳禅师之右者”。因为善昭重视临济义玄提出的“三玄三要”,并通过对它的新解释,追求玄言,提高文字语言在明心见性过程中的功能。慧洪就是联系讲解善昭关于三玄三要的颂文,实现以文解禅的。他说:“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见,此第一句也,古(指荐福承古禅师)谓之句中玄。”以“言”来沟通“大道”,成为慧洪所倡文字禅的基本特色,并且在许多著作中有反复论证。

　　慧洪指出:“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故学者每以语言为得道浅深之侯。”这里的“心”就是“大道”。心的神妙不可用语言传递,即语言不可能完全代替以心传心的修证,但是心又可以用语言表现。心表现为语言,语言就成了大道的外在标帜;标帜明悉了,心即契会了。所以,“得道”与否,就可以从其所使用的语言上来衡量。据此,禅宗的修持自然也要归结到运用语言的技巧上来。

　　慧洪很注意禅师在应机接物过程中的语言运用,他曾借曹洞宗僧人之口,批评某些公案记录的语言,谓:“古人纯素任真,有所问诘,木头、碌砖,随意答之,实无巧妙。”所谓“实无巧妙”,本质上是指那种不事雕琢、缺乏文采的断流语。他认为:“借言以显无言,然言中无言之趣,妙至幽玄。”用语必须蕴涵“无言之趣”,使人能体会到“幽玄”之旨,那才是值得肯定的。显然,要使用这样的巧妙语言,参禅者必须具有足够的文化修养。北宋以文字为禅的禅师,大都具备这样的条件。

　　文字禅特别能为士大夫所接受,苏东坡是其中的突出一位。慧洪评论说:“东坡居士,游戏翰墨,作大佛事,如春形容,藻饰万象。”肯定、运用文字禅的禅师和士大夫,既使文学走进佛事达到了自觉,也使文学步入禅境达到了自觉。北宋文字禅的兴盛,把有文化的禅师与士大夫联系得更紧密了,也把禅与文学联系得更紧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