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诗

　　一、僧诗之开始

　　佛教传入中国后一开始译经便受印度影响而善用韵文。当年佛在西土,受印度早期宗教、哲学书藉影响,传教时用韵文形式很多。印度在佛教兴起之前的著名哲学经典《奥义书》(Upanisad)就是以韵文排句形式出现的。佛陀时代或是为了方便布道。并便信众易于上口,于是广泛采用“偈”(Gāthā)——短句构成整齐排列成章或协、或不协韵的一种文学形式。来传经布道。比如佛陀之《法身偈》、《无常偈》、《佛通戒偈》以及《如来梵》中的两偈,和《金刚经》的两偈,都可以视为佛教早期善用类似诗的文体形式之例。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大行于魏晋。东土僧人始以“诗偈”形式著作、布道。在这里为什么说“诗偈”而不单用“偈”,此乃东土在晋代早已有诗,而“偈”一经采用风气使然,自然要上口用韵,所以在魏晋之偈已是“诗偈”了,此正偈一入华便易和诗融之一因也。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衲子诗源自东晋来”。不错,僧人之诗应当肇始东晋。康僧渊为较早的作诗偈的僧人,《高僧传》说他“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广弘明集》载其诗二首,(实为有记载僧诗人之第一)。后来有支遁(314—366)号道林,俗姓关,陈留人。为晋初名僧,《世说》云:“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他能文能诗,今存诗18首。支遁之后有慧远(334—416)俗姓贾,雁门人。晋末名僧,久住庐山东林寺,著名诗作《庐山东林杂诗》流传甚广,慧远与当时俗、僧、道共100多人组成庐山“白莲社”,这不但是个佛教团体而且还是个文化团体,其中“东林十八贤”诗文唱和知名于当时,影响至百代。慧远之诗直接影响了谢灵运,其实是开中国“灵性”诗之先河。六朝的谢、陶植根于晋人其中当然不能少诗僧慧远和白莲社诸诗彦,以及竺僧度、竺法崇、竺昙林、释道宝等僧家诗人了。(至于谢陶为代表的晋南北朝山水田园诗是直挹飞泉落英,而不是更多的僧人化,自有其学义与宗教之区别耳!)

　　二、诗性强化的僧人诗

　　随着中国诗歌发展到隋唐之鼎盛,僧人诗也大大前进一步。从晋代经过南北朝,到隋到初唐时期,僧人之诗虽然不少,但其质量可以说是偈气重而诗味少的初级阶段,虽然也是阐发佛法、以开悟人心为目的,但其距离“禅诗”——以禅理入诗啟悟人心之诗,还差着一大段。所以,在以前我们称之为“僧诗”僧诗再发展其优秀者即可成为“禅诗”,而僧诗迈向禅诗之前,必然是在“诗”上有所突破,减少“偈”气,由僧人说唱、劝喻的俗韵向诗的雅韵靠拢,其实诗历来都是以典雅为崇高(闻一多有言诗“本质是贵族的”)如上述,能诗之僧人在晋代不少,南北朝更多,但他们之作诗,一是本身要以韵语喻道,二是当时社会风气只重僧人之谈空,所以此时能诗之僧人并没有冠以“诗僧”,而是和当时文人一样作诗而已。

　　1、王梵志、寒山与拾得初期的诗僧及其诗作。

　　到了隋唐之际,有王梵志、寒山与拾得等僧人承晋僧之风,以当时风行的诗的形式导俗入佛,并宣泄个人心中之愤疾。但因他们的地位和文化修养都不甚高(其中寒山文化修养较高)诗作得并不太好。然而,尽管诗作得不太好,因着身份特殊、教化世俗,诗流传得却很广泛,所以中国“诗僧”的得名是由他们始。“诗僧”自此后二千年至今,成为中国诗坛的一支不可小窥的生力军,而以他们为代表的诗禅之理几乎成了中国诗论的最重要部份。(东邻日本至今重寒山拾得之诗,崇敬有加,以致其国的俳句、汉诗因取法乎下而至今通俗多高雅少,特别是俳句,难登大雅之堂宜乎为俚辞也)。

　　王梵志,身世不明,传说他是树瘿之产,养于王姓以双木“梵”为名。他的诗存世300多首,较为浅显,且多偈颂之体。诗虽俗但个性甚强,喜笑怒骂词锋健利,开后来“跌宕骇俗格”——少有比兴叹咏之象,多着坦率朴直之迹。这种风格也为后世所拟仿(大诗人王维就有二首拟梵志体的诗)。

　　寒山与拾得:寒山僧生卒不详,同时有拾得僧,他们同行止共往还。“寒山住寒山,拾得自拾得”,都是“疯癫”型的异行僧人。寒山拾得特别是寒山虽然学习王梵志,但其诗作则胜王多多,特别是他的“癫”与“疯”是阅尽人世炎凉、看破俗风卑为而佯以“癫、疯”来讥讽世俗——以俗克俗的假作真时真亦假。他之所以不同王梵志,是他利用这种品格再益以更多智慧与学识,从而在王梵志的朴实无华的俚俗上又增加了清丽遒美,唯此,寒山的诗成了“禅诗”的首途,比如:“闲游华顶上,日朗昼光辉。四顾晴空里,白云同鹤飞”。比如:“高高峰顶上,四顾极无边。独空无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终不是禅。”都堪称比较成熟的禅诗了。《全唐诗》收寒山诗300多首。至于拾得,诗近寒山,又与寒山唇齿相依。唯诗的质量与数量都不可与寒山同日语,《全唐诗》收拾得诗50多首。

　　2、皎然、贯休与齐已——禅诗的产生。

　　僧人之诗从寒山初近高雅到晚唐的皎然、贯休和齐已,才真正走上“僧诗”的正格(晋僧是诗人之诗,隋及初唐是“偈诗”,唯其僧人之作置之诗人之作中无媿色,而又别具僧象气息这才是僧诗正格,至于佛门之偈,直到今天仍然是偈。当然,苏轼尝提出“蔬筍气”之不宜,要之,僧家风自有一种当行本色,此“僧家气象”之谓也)。就是在这种“僧诗正格”的前提下,以禅喻诗的风气大开,自晚唐至宋末气候形成,直接涵盖中国诗风二千年,此是后论。《全唐诗》载诗僧115人,僧诗2800多首。

　　释皎然:俗姓谢,谢灵运十世孙。活动于大历、贞元时期。他不但能诗,而且有《诗式》、《诗评》、《诗议》等在文学理论史上有地位的诗论之作。特别是《诗式》为他以后“以禅喻诗” 的各大家张本,其在诗论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严羽说皎然的诗“在唐诸僧之上”是有见识之论。他的名作如《寻陆鸿渐不遇》:“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到山中去,归时每日斜”,再如《投知已》“若问令遇洞庭春,上有闲云可隐身。无限白云山要买,不知山价出何人”。诗味之浓,禅机之灵,儒佛无隔腊,已初到化境了。

　　贯休和齐已:贯休字德隐,兰溪人(832-912)。《宋高僧传》说他:“所长者歌吟,讽剌微隐,存于教化”,他的诗媲美皎然,但以峻拔险丽出之,虽不能胜皎然之清丽天成。影响亦不小,如《月夕》:“霜月夜徘徊,楼中羌笛催,晓风吹不尽,江上落残梅。”又如《古别离》:“离恨如旨酒,古今饮皆醉。只恐长江水,尽是儿女泪。伊余非此辈,送人空把臂,他日再相逢,清风动天地。”

　　齐已(863-937)名得生,益阳人,诗风苦吟,侪身贯休之列但成就不如。影响亦差,其诗如《不睡》:“永夜不欲睡,虚堂闭复开。却离灯影去,待得月光来,落叶逢巢住,飞萤值我迴。天明拂经案,一柱白檀灰。”可窥一斑。

　　至此,晚唐的皎然、贯休、齐已三诗僧之后,中国诗坛奇葩“禅诗”已然底定,同时也昭示了真正价值的禅诗不是“偈体”的僧作。再加上皎然的诗论之开风气,波澜壮阔的禅诗之势,二千年来为中国诗风之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