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九僧事迹探究

　　吉广舆

　　内容摘要宋初九僧的事迹,一直是中国禅宗史、宋诗研究史上的谜障,不仅关涉“宋初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流行之先后顺序,决定宋初诗风体派承传之次第,更是有宋一代禅诗风格演变之初机。本文从现有《大藏经》之寥寥史料中,抉剔探索九僧之僧系背景,先确认其僧籍之寺里,辨明地域分布;次从僧官系统考察出九僧之职系因缘,归纳出四僧属于禅宗,三僧为天台宗,二僧无法定位的宗门情况;最后对他们的生卒年作一交代,澄清千百年来模糊不清的九僧面目。

　　关键词九僧禅诗宋初三体晚唐体

　　九僧究竟以什么因缘结合?何以自成一个诗歌流派?要探究这层渊源,就要先解决他们身世的谜团,从僧系、行踪方面勘察背景,旁及师友交谊并作验证。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其身世背景已难以稽考,不易作全方位的确认。司马光《续诗话》首先揭橥的九僧法号、僧籍,是依照陈充编辑的《九僧诗集》而来,所记九僧里籍依序为:

　　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贵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

　　阮阅所援引《六一诗话》,却作如下记载:

　　九僧,谓希昼、宝通、寺恭、行肇、简长、尚能、智仁、休复、惟风,有集行于世。《谈苑》亦有诗【《诗话总龟》前集卷六,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50页。】。

　　然而,今本《六一诗话》没有这条记载,已无法进一步追查。但所列的“寺恭”应是“守恭”之误,“惟风”则是“惟凤”之误,这是九僧名号首见的出入。成书于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被王士稹盛称为“宋人说部之宏构而有裨于史”【王士稹:《居易录》卷十六,台北新兴书局,1981年,5页。】 的《宋朝事实类苑》中,江少虞也引录西昆诗人杨亿的口述云:

　　公尝言:近世释子多工于诗,而楚僧惠崇、蜀僧希尽为杰出。其江南僧元净、梦真,浙右僧宝通、守恭、行肇、鉴微、简长、尚能、智仁、休复,蜀僧惟凤,皆有佳句【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81页。】。

　　其中之“希尽”显然是“希昼”之误。江氏引述列举之十三僧名,虽然没有明白标举其中有“宋初九僧”,但与阮阅的记载雷同,而两书都成于绍兴年间,上距陈充本《九僧诗集》已一百四十余年,下迄“陈起本”的问世还有五十余年,可见当时《九僧诗集》确已罕见而失传,陈充辑选的《九僧诗》还没有受到诗坛公认;后来经过《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以及陈起之复刊,才形成后世统一的“九僧”之名,所以《郡斋读书志》卷二十、《清波杂志》卷十一、《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记载的氏里、师号,都和以“陈充本”为准的《续诗话》相同,而《瀛奎律髓》及《宋诗纪事》则沿用“陈起本”的氏里、师号,“九僧”因此确定为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九人,这就解答了“九僧”名号的来源,以及为何不同籍贯的九僧能被视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成因:原来是因为陈充初编合集而入选,他们彼此互相唱和,又经过陈起刊刻而集结、流通,由诗集之编选而形成诗派;人以诗而名,诗因集而显,并非他们自行结伙组织、标榜名号的小众团体。这一诗派的雏形,与“江湖诗派”因陈起刊刻《江湖集》而成形的情况相似;今人诗史、诗论文字中,对“九僧”及《九僧诗》的形成因素多属臆测,或简略模糊,应予以厘清。他们的僧系背景迄今仍是一大谜团,以下试作探索:

　　既是僧伽,就应该有僧籍、宗派。然而遍查《大藏经》、《续藏经》及与宋僧有关的《僧传》、《灯录》等书,竟然没有九僧籍贯、寺里的记录。推究原因:北宋承五代之后,僧籍泛滥,他们既非宗派主流,未曾住持弘传,又没有经论疏释的著作,自然难入高僧之林,此其一。南山赞宁《宋高僧传》上续南山律宗始祖唐僧道宣《唐高僧传》,起自唐高宗乾封二年(667),迄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三百二十年间,所收正传五三二人、附传一二五人中,大多为唐僧,宋僧只有正传二九人、附传七人而已;九僧当时初入中年,德望有限,自然不及备载,此其二。赞宁于真宗咸平四年(1001)入寂,连他自己都没有立传,何况九僧有四僧在他辖下任职,僧腊及辈分尤晚,《宋高僧传》自然没有他们的踪迹,此其三。元僧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只是梁、唐、宋三《僧传》的选辑,而明僧如惺《大明高僧传》辑录北宋宣和六年(1124)至明万历二一年(1593),共四百六十九年的高僧事迹,与《宋高僧传》中间缺隔一百四十七年,宋、元、明三《僧传》间有断层,九僧适在断层中间,当然缺乏传述,此其四。明僧明河《补续高僧传》、近人喻谦等编《新续高僧传四集》虽然以续赞宁等《僧传》而作,原始资料既缺乏,也没有九僧事迹,此其五。由于上列因素的影响,乃造成稽查他们僧系的困难。以下试从僧籍、僧官、宗门、生卒年四个方向,探讨九僧的僧系背景。

　　一、僧籍

　　一般说来,冠在师号上面的称号,可以是皈依的寺里,或是祖籍之居地,或是师承门派,很难定于一义。例如:东晋庐山慧远大师是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东部)人,曾住上党(今山西长治北)、高都(今山西晋城附近),却以寺里为僧籍,九僧也有相同情况。他们的寺里或氏籍,仅有黄启方、许红霞两位学者曾经涉论,详略互见,所得稍有不同:

　　希昼:剑南--(黄氏)今四川成都,(许氏)略。

　　保暹:金华--(黄氏)今浙江金华,(许氏)略。

　　文兆:南越--(黄氏)今两广之地,(许氏)今福建。

　　行肇:天台--(黄氏)今浙江天台,(许氏)略。

　　简长:沃州--(黄氏)今浙江新昌,(许氏)今浙江钱塘江右岸地区。

　　惟凤:青城--(黄氏)今河南开封,(许氏)今四川灌县西南部。

　　惠崇:淮南--(黄氏)今安徽寿县,(许氏)今安徽滁县东部。

　　宇昭:江东--(黄氏)今江苏南京,(许氏)今长江下游南岸安徽、江西省部分地区。

　　怀古:峨眉--(黄氏)今四川峨嵋,(许氏)略【 黄启方:《九僧与九僧诗》,原载《国语日报·书和人》197期,附录于氏著 《两宋文史论丛》,台北学海书局,1974年,51页、52页;许红霞:《宋初九僧丛考》,《古典文献研究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1945年,51～53页。】。

　　以上四川剑南、峨嵋及浙江金华、天台四里籍大抵确认无疑。其余待考者如下:

　　(一)文兆之“南越”--自秦始皇“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以及尉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司马迁:《南越尉佗列传第五三》,《史记·秦始皇本纪》卷一一三。 】 ,都是以广州南海县为主。尉佗就是赵佗,汉高帝十一年“立佗为南粤王,使和辑百粤”【班固:《南粤王列传》,《前汉书》卷九五。 】,“曰南越者,吴王夫差灭越筑南越宫,故佗因其旧名,称番禺为南越”【[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中华书局,1997年,32页。】,番禺在今广州,南越王陵寝正在此处,可知北宋以前“越”即“粤”。“古南越”地志为:“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杜祐:《通典》卷一八四,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977页。】,证明“南越”指岭南两广、福建之地。许氏以《湘山野录》卷中所记“闽僧文兆”来锁定范围,认定他是福建僧【同前揭黄启方文。许文引《湘山野录》句时,误认“闽僧文兆”为惠崇弟子。依元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的记载推断,文兆与惠崇同时而稍后,没有师承关系,应属佛门师兄弟行。】,与今人多以两广为粤、闽浙为越的观念相近。但《湘山野录》所记可能只是指他的来处,未必是本籍。所以,从地域隶属上来说,他是广南人的成分比较大。

　　(二)简长之“沃州”--北宋没有“沃州”地名,金始改庆源府(赵州,今河北赵县一带)为“沃州”。陈起刊刻《圣宋高僧诗选》时,还可能以赵州为沃州,司马光就不可能预知了。黄氏以宋朝地理辖区判断,许氏则以《九僧诗》中“沃州山”为指标,两者虽有狭义、广义之别,却都在吴、越境内,隶属两浙路。还有学者认为简长是“河北人”【祝尚书:《论宋初九僧及其诗》,《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2期,53页。】,就把南宋金初的“沃州”误认到北宋了。事实上,江少虞指他是“浙右僧”【[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八,481页。】,他在《暮春言怀寄浙东转运黄工部》诗中,也自承“十年霜雪独为客,万里梦魂空到山”,此“山”正是当时的“沃州山禅院,在剡县南三十里,颇为胜境”【钱易:《南部新书》庚卷,见《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97页。】,地处越州与台州之交界,紧邻行肇之天台山,近新昌而远钱塘。所以,他应该是“剡县南三十里”的禅院中人。

　　(三)惟凤之“青城”--司马光记载作“贵城”人,但北宋没有“贵城”之地,应该以五古本的“青城”为准,《清波杂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书也都作“青城”。按北宋“青城”有两处:一在今河南开封南部,一在今四川灌县西南部;许氏以《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七所记之“蜀僧惟凤”,推断他是四川灌县西南部人,比较可信。另外还有“赤城人”一说【[清]冯舒评希昼《书惠崇师房》注,见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714页。】,今浙江省天台县北、四川灌县西南都有赤城山,南宋诗人陆游有“看遍人间两赤城”【 陆游:《将之荣州取道青城》,《剑南诗稿校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480页。】、“明日青城有使行”【 陆游:《玉笈斋书事之二》,《剑南诗稿校注》卷二,181页。】句,都以四川青城山为“赤城”。因此,惟凤的“青城”,应该在四川灌县西南的青城山。

　　(四)惠崇之“淮南”--这是九僧氏里中争议最多者,先后有五种说法:

　　1.淮南人:《续诗话》、《清波杂志》卷十一、《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都是淮南。

　　2.楚僧:《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八、《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二、明人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都作楚籍。

　　3.寿春人:《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引《杨文公谈苑》、宋人董史《皇宋书录》卷下,都注明是寿春人。

　　4.建阳僧: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元人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明人朱谋垔《画史会要》卷二,都以他为建阳僧。

　　5.沙州僧:清人徐星伯《宋会要辑稿·藩夷五之二》有载。

　　针对这五种说法,许氏参考《宋史·卷八八·地理四》、《汉书·地理志·第八上》等文献,做了一番统整,认为“前四种说法实际上是一致的”:淮南、寿春、建阳都是古楚地,建阳是古称,寿春是宋地名,都属于宋代淮南西路辖境,所以“第一种说法是从大的范围来讲,第三、四种说法讲的更具体一些”,因此将他的里籍定在“今安徽滁县东部”。至于第五种说法,许氏认为:“可能惠崇曾在甘肃敦煌一带活动过,或者宋代还有另一个叫惠崇的僧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玉舍利来献”【 《宋会要辑稿》卷八《藩夷》五之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7753页。】,沙州在今甘肃敦煌一带,“惠崇等四人”就是《东京僧职纪赠法智诗二十三首》佚诗中的简长、行肇、希白(保暹)、慧(惠)崇四僧,亦即《宋会要辑稿·道释二之八》及《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所载入馆同修的四僧,详细探索宋代僧官制度及译经流程,即可推知是同一位惠崇,只不过因为希求御赐的紫衣师号而“以良玉舍利来献”,被误认或误记为良玉舍利产地的僧人了。他的《百句图》中虽有《瓜州亭子》诗联,但诗中有“落潮鸣下岸”句,所在地应是扬州稍南长江边的瓜洲镇,也就是王安石《泊船瓜洲》之地,并非与沙州毗邻的西夏瓜州。黄氏将惠崇氏里定在“今安徽寿县”,则是根据方回“寿阳,惠崇旧居院在境内”的注记【 宋祁:《过惠崇旧居》诗后注,《宋景文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14页。 】,以旧居所在地为准。

　　(五)宇昭之“江东”--汉初始有“江东”之称,谓长江以东之地,习称自安徽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而泛指长江以南之地为“江南”。宇昭之里籍,五古本并作“江东”,宋朝属江南东路辖境,与司马光《续诗话》的“江南”相合,许文并明确认定“可以简称为江东,也可以简称为江南”。

　　综观九僧的里籍,都集中在五代战乱较少而文风最盛的南唐、吴越与西蜀境内,前二地诗风精巧,西蜀诗风华丽,自然影响他们的创作风格。以北宋州郡疆域建置来区分,正好位于北宋诗人最密集的四大地域:剑南希昼、青城惟凤、峨眉怀古为蜀僧,位于成都府路;金华保暹、天台行肇、沃州简长为浙右僧【 胡应麟记“保暹,婺人”,《宋史》卷八八之“婺州”有辖县七,其一为金华,也在浙右。见《诗薮》外编卷五,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641页。】,位于两浙路;南越文兆、淮南惠崇、江东宇昭为楚僧,分属广南东路、淮南西路与江南东路。九僧在地理上有明显的东六、西三分布形势,自成两个块状生活区。东方五僧因地缘相近而交游酬和,例如:浙右三僧与惠崇就曾经合任僧官,并非如部分学者所说的“九僧各自南北东西,并不同贯,这个诗僧群体是五湖四海,没有地域性”【 同前揭祝尚书文,54页。】。各家文学史、诗史的记载,不乏类似臆测,容易相沿成误。

　　二、僧官

　　澄清了九僧的僧籍之后,再进一步考察九僧的僧官,可以寻索出四条脉络:

　　(一)浙右三僧保暹、行肇、简长与楚僧惠崇都曾经合任僧官--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诏可之,赐证义沙门简长号智印大师”【[宋]吕夷简等编修:《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收于清僧范成辑补《宋藏遗珍》第6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4072页。】,又于“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赐证义沙门行肇号慧观大师”【 《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宋藏遗珍》第6册,4075页。】,与《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六的记载相符。从这四僧佚诗的结衔来看,保暹(希白)赐号“慧照大师”,行肇赐号“慧观大师”,简长赐紫衣及师号“知印大师”,慧(惠)崇赐号“净慧大师”,都曾“笺注御集”,也都是北宋译经院的职事。以简长“右街鉴义译经证义兼缀文同编修笺注御集知印大师赐紫”的结衔为例:“右街鉴义”是两街僧录司【宋代形式上沿袭唐朝旧制,设“左、右街僧录司”为中央级僧署,受鸿胪寺统辖,下设首座、鉴义为佐职。曾被吴越王钱弘俶任命为两浙僧统的赞宁,就是真宗朝两街僧录,时称“南山律虎”,《宋高僧传》就是他奉敕撰修。】的佐职,属于定等阶、别资历的不管事荣誉衔,“诏以证义沙门简长为右街鉴义”事在天禧四年(1020)六月【《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宋藏遗珍》第6册,4079页。】;“译经证义”是译经院正职,坐于第一译主左边,“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也”【《宋高僧传》卷三。但《宋会要辑稿·道释二之六》记:“第二证义梵僧,与译主评量梵义……第七证义僧,参详向义”,将“证义”分成华、梵两序。曹仕邦考察“证义”兼具评译、诠义两事,见《论中国佛教译场之译经方式与程序》,《新亚学报》第5卷第2期,288～293页。】;“缀文”是兼职,属译经院第六职事,负责“回缀文字,使成句义”【《佛祖统纪》卷四三。梵音为印欧语系,大多先能后所,如:“念佛”作“佛念”,“打钟”作“钟打”,“因缘所生法”作“法乃因缘所生”,文法观念与英语类似,故需回缀文字,顺应中国语法,使文义通畅。】;“同编修”是贴职,“本来是一种清贵的荣誉虚衔,入史馆修僧史或入译经院译经的高僧,亦可给编修、同编修等名号”【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69页。】,与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三馆编修相似;“笺注御集”是差遣,宋初官号与职权分离,或设官以寄禄,或用差遣任职事,是实际的工作职务;“知印大师”是封赐之师号,自唐咸通以来,都以朝廷赐师号及紫衣牒为殊荣,所封、谥师号以多字为贵,例自二至八字不等;“赐紫泛”是章服赐借,唐武则天以紫袈裟赐僧,表示荣贵,晚唐遂泛滥,郑谷《寄献狄右丞》就表明“爱僧不爱紫衣僧”,至宋初仍有公荐及自荐之紫衣师号,“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诏可之赐……行肇及讲论沙门文泰紫衣”【《景祐新修法宝录》十六,《宋藏遗珍》第6册,4081页。】,证明行肇也曾受赐紫衣,到徽宗以后,紫衣才流于鬻卖。简长等四僧任僧官的正确时间,在太宗淳化二年(991):

　　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玉舍利来献,并赐紫方袍,馆于太平兴国寺【《宋会要辑稿·藩夷五之二》,第198册,7767页。】。

　　“太平兴国寺”就是太平兴国七年(982)成立的“译经院”所在地,设有“译经三堂”,中央为译经堂,润文堂在东,证义堂在西,这是四僧受赐紫衣师号并入“译经院”的起始。依照当时朝廷赐紫衣、师号的情形来看,惠崇等四僧以沙州良玉舍利进献赐紫,只是晋身的一个过程,却被误记为沙州僧;而真正引导四僧入馆任职的因缘不外是:一为文友杨亿、丁谓等人先后以宰臣位列译经院主修,互相援引;二是南山赞宁以“两浙僧统”、“两街僧录”身分的举荐,一以人和结缘,一以地利绾合,四僧遂成一职系。

　　(二)《大中祥符法宝录》之证义--宋代译经之余,也编篡《经录》、《灯录》,其中一部是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编成的《大中祥符法宝录》,简长等四僧都在编辑行列:

　　八月,译经润文兵部侍郎赵安仁言:准诏编修岁经,表乞赐名题制序。诏以《大中祥符法宝录》为名……证义启冲、修静、证殊、文一、重珣、简长同编次……秘书监杨亿常预编修【《宋会要辑稿·道释二之八》,第200册,7892页。】。

　　《大中祥符法宝录》著录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至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共三十年间所出经籍,约二二二部,简长等四僧以“证义”身分与杨亿同修此经录。可能因为当时只有简长是“右街鉴义兼缀文”,而其余三僧没有这个职衔,自然没有列名,但他们仍然有“兼缀文”的情况。例如:

　　乾兴元年春正月,诏……缀文简长、行肇……就本寺普贤阁同校《大藏经》……真宗升遐,罢其事【《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宋藏遗珍》第6册,4072页。】。

　　可知到乾兴元年(1022),行肇也兼“缀文”职事。

　　(三)《妙觉集》、《法音集》之笺注--这四僧先后参与“传法院”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妙觉集》的编辑,以及真宗天禧四年(1020)《法音集》的笺注,所以他们结衔中都有“笺注御集”的职称。他们注释《法音集》的记载是:

　　天禧中,诏下僧录简长等注释御制《法音集》【[南宋]宗晓:《法华经显应录》卷下,《?续藏》第134册,434页。】。

　　杨亿参与笺注《法音集》一事,则以《佛祖统纪》的记载比较翔实:

　　四年正月,右街讲经秘演等,请以御制释典《法音集》命僧笺注,凡三十卷。乞附《大藏》,诏可。初是杨亿提举其事,集中有“六种震动”之语,一僧笺之,将三百字,暗碎不可观;亿削去。自注云:“地体本静,动必有变”,人服其简。【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四,《大正藏》卷四九,406b。】

　　可知杨亿曾提举《法音集》的笺注,与简长等僧共事。《湘山野录》卷中也有相同的事迹。而“是年,以宰臣丁谓兼充译经使润文官常一员”【《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宋藏遗珍》第6册,4072页。】,丁谓这时也加入“润文”行列,与四僧同在“译经院”供职,彼此合成一职系,宋敏求(1019～1079)的《春明退朝录》上卷,也记载了杨亿、丁谓的预事。

　　(四)对四明知礼之寄诗--天台宗十七祖四明尊者知礼(960～1028),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焚身供养妙经,誓生净土;又于天禧四年(1020)受宋真宗赐号“法智大师”,发愿捐躯,以警懈怠,引发简长等四僧寄诗赞美。《佛祖统纪》云:

　　驸马李遵勗奏师高行遗身,上嘉叹不已,特赐“法智大师”之号,仍宣旨住世演教。是年,京师译经院证义简长、行肇等二十三人,各寄声诗,赞美道德,刻石于南湖【《佛祖统纪》卷四四,404页、406页。】。

　　所谓“刻石于南湖”的二十三人,就是《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六收录之二十三首诗的作者,其中有简长等四僧的佚诗。晁说之(1059～1129)为此作序,说明佚诗的来源:

　　是诗吾祖法智初不自有之,乃落于杭州式公,不知其历几岁,凡传几何人,而复归于法智之旧室,亦可叹也。已将移于石【晁说之:《晁待制作纪赠法智大师诗序》,法智大师即四明知礼尊者。见宋僧宗晓《四明尊者教行录》,《大正藏》卷四六,913c;《?续藏》第100册,1000页。】。

　　天台宗复盛于四明,得力于知礼的绍隆正统;而知礼又得翰林学士杨亿等人护持,杨亿与惠崇等僧有诗往来,是四僧在职系上亲近天台的因缘。

　　三、宗门

　　九僧的僧籍、僧官还能穿梭考察,至于宗门情况,则几乎没有可靠的文献直接记录,只能从一些蛛丝马迹寻索:

　　(一)文兆应是天台宗宝云寺僧--北宋僧惠洪觉范曾记载:“东林照觉总禅师……年十一,依宝云寺文兆法师出家”【《禅林僧宝传》卷二四,《佛光大藏经·禅藏》,423页。】;元僧宝州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元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九也有相同记事。依此推算,东林常总(1025～1091)于仁宗景祐二年(1035)出家,元丰二年(1079)住持“东林太平兴国禅院”(东林寺)以后,内翰苏轼(1036～1101)才参访献偈,皈依东林门下【 苏轼参访东林献偈之事,见南宋僧雷庵正受《嘉泰普灯录》卷二三,《?续藏》第137册;明僧永觉元贤《禅林疏语考证》卷三的记载相同,见《?续藏》第112册。南宋临济宗杨岐的普济禅师所编《五灯会元》卷十七中,将苏轼列为临济宗黄龙派东林法嗣,但此说常受学者质疑,认为是壮临济声势而编,苏轼与云门宗交游较多。】。九僧在苏轼之前大多已示寂,而东林常总为临济宗“黄龙派”祖师黄龙慧南(1002～1069)系下,九僧僧系应该在黄龙与东林之间,此其一。宝云寺位于浙江鄞县,于宋开宝五年(972)由天台宗十六祖义通(927～988)改建,初名“传教院”,太平兴国七年(982)受太宗赐“宝云寺”之额,年代正好相近,此其二。《佛祖统纪》的天台法嗣系统中,虽然没有列入宝云文兆,但宝云义通系下就是四明知礼,旁系下则有孤山智圆【《佛祖统纪》卷五三;《大正藏》卷四九,453页。】,都是九僧的同辈僧,此其三。所以文兆应该属于宋初天台宗宝云寺僧。

　　(二)行肇是天台僧--他的本籍是天台,又是简长等四僧官《寄声诗》中,惟一尊称知礼为“导师”的人,自属于天台法嗣。

　　(三)惟凤拜在四明教下--智圆《闲居编》卷三八有《送惟凤师归四明》诗,提及惟凤“师亦往东明”。四明山也在浙江鄞县西南,与沃州简长的剡县相近,“周围八百余里,后割天台而别为四明,则为一百八十里”【[清]张寿镛为黄宗羲《四明山志》撰序,见氏编《四明丛书》四之第4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页。】,而“四明僧庐,在六邑总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县,城内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饭千僧,育王亦不下七、八百人”【[南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六,中华书局,1997年,48页。】,因知礼、遵式二僧将天台重心移至此处,而成为中兴天台教仪之地。智圆除了赠简长、保暹、希昼三僧的诗之外,还有赠林逋、骆偃、吴黔……等文士的诗,都与九僧同一时代;他又是天台法嗣,与惟凤应有同门之谊。此外,东林常总系下有一弟子福严惟凤,与苏轼同参【明僧圆极居顶编:《续传灯录》卷二十,《大正藏》卷五一,597页;日僧尧恕《僧传排韵》卷五九有相同记载,见《大日本佛教全书》卷一百,东京名著普及会,昭和54年,451页。】,但年代上有差距,不可能是九僧中的惟凤。而且《九僧诗》中只有惟凤没有禅字禅语,明显不近禅门。他曾受朝廷封赐师号,尊称为“持正大师”【王随:《雪花诗序》,《吟窗杂录》(文渊阁传抄本)卷三二引。】,不是泛泛山僧。

　　(四)保暹是浙江普惠院僧--有关他宗门惟一的记载,是“字希白……普惠院僧”【[元]吴师道:《敬乡录》卷十四,丛书集成本,22页。】。北宋“普惠院”在今浙江杭州以南的富阳县,“县西三十里,晋天福二年建名广济,宋治平中改额,明洪武年并偃松寺,今废”【《中国方志丛书·杭州府志》卷三七,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59年,,846页;或四库本《武林梵志》卷六,593页。】,与金华相距百余里。《宋诗纪事补遗》卷九六与《光绪金华县志》卷十一都沿用“普惠院僧”的记载。另外还有一所“普慧院”,则“在余杭门里,旧名安仁,治平二年改今额,淳熙七年重建”【 《宋元方志丛刊·咸淳临安志》,中华书局,1945年,76卷,4043页。】。他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虽然还在世,然而本籍是金华,位在两浙路的婺州,与钱塘余杭门相隔百余里,应该是不同的道场。至于“张咏离蜀日,以一幅书授蜀僧希白”【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十,中华书局,1985年,108页。】的记载,恐怕是因为“离蜀”的地缘关系而误记。余靖有《慧照大师》诗,指出保暹是“已向南宗悟,尤于外学精;士林传字法,僧国主诗盟”【余靖:《武溪集》卷一,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6页。】的禅僧。

　　(五)怀古是法眼宗的宝华怀古--大鉴下第十二世法统中,有“功臣轲禅师法嗣四人”,第四为“宝华怀古禅师”,下注“无录”【 明僧圆极居顶:《续传灯录》卷十一,《大正藏》卷五一,529a。】,“大鉴”为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谥号;而明人陈仁锡《尧峰山志》卷一记载宝华山有“怀古禅师,嗣功臣轲,住宝华法眼宗”【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2辑第11册,台北明文出版社,1980年,4页。】,宝华山位于江苏句容,自五代“宝志神僧为武帝师,始建庵山间”【[清]刘名芳:《宝华山志》,沈云龙主编《中国名山胜迹志丛刊》第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31～32页。】,与怀古师号的“峨眉”适成南北,可能是早期皈依的道场。而希昼《寄怀古》有“遥知”怀古“吟苦夜禅忘”句,《九僧诗》中少见“禅”字,怀古应是禅宗法眼派下。

　　(六)宇昭是禅宗僧--文兆《送宇昭师》有“他方人请住,又得继南能”,“南能”也是禅宗六祖岭南惠能大师简号,证明宇昭也是大鉴系下禅僧。

　　(七)简长是沃州山禅院僧--他的寺籍是沃州山禅院。而且《九僧诗》中,他用的“禅”字最多,十七首中用了五次;禅门术语也数他最多,“空印”、“斋身”、“振锡”、“祖衣”……出现了十二词,应该是禅宗僧。

　　(八)希昼是杭州西湖僧--智圆有《次韵酬邻僧昼上人》诗【《闲居编》卷四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他本是天台宗僧,住杭州孤山西坡之玛瑙院;林逋也有《酬昼师西湖春望》一首【《林和靖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640页。】,说明希昼虽然出身剑南,但曾挂单孤山邻近的道场,可能是杭州西湖僧。

　　九僧的宗门,只能寻索出七僧:三僧属于天台宗,四僧属于禅宗,二僧无法定位。因为不属于同一僧团,证明他们不是自行鸠合的小众团体,并非同一门派的僧侣。当时佛门宗派中影响最大、僧众最多的,正好是天台宗与南宗禅,他们的宗门符合那个时代的趋势。

　　四、生卒年

　　九僧的生卒年代,除了惠崇有一条宋祁的概略注记之外,几乎没有文献可供考索。他们的生存时间从五代延伸到北宋,陈振孙记载惠崇“与潘阆同时”【《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潘阆卒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胡应麟指“九僧诸人盖皆与寇平仲、杨大年同时”【胡应麟:《诗薮》杂编五,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16页。】,应是依据九僧与“晚唐体”盟主寇准、“西昆体”盟主杨亿往来赠诗而推断;至于清人所记“僧智仁,一作智淳,与九僧同时”【厉鹗辑:《宋诗纪事》卷九一,台北鼎文书局,1971年,15页。】,则是因为与智圆同门的关系。事实上,要考察九僧的生卒年代,也只能从其诗作内容及与当时文士往来题赠赋诗这两条线索去探寻:

　　(一)惠崇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仍住世--有关他生卒年的唯一记载,是宋祁《过惠崇旧居》两首追念诗的附注。第一首注:“自注:师善行草,斋中多自题写。”第二首注:“予为郡之年,师之去世已二年矣。”【《景文集》卷十,14页。】方回收录第二首诗时,取消第一联下的“自注”,在诗尾另作批语:

　　原注云:“予为郡之年,师之去世已二纪矣”。景文年四十四,初得郡寿阳,惠崇旧居院在境内。选此一诗以见惠崇之死,宋公年二十也【《瀛奎律髓》卷三,92页。】。

　　佚存本《宋景文集》卷三十也是“师之去世已二纪矣”,不是“二年”。古人以十二年为一纪,二十四年与二年差距很大,从《四库提要·集部》记载来看,今本六二卷《宋景文集》是乾隆年间从《永乐大典》补辑得来,难免辗转成误;“佚存本”及方回的批语较早出,应以“二纪”为是。针对这一条记载,黄启方、许红霞、祝尚书已有三种考证成果:

　　如方回之说不误,则宋祁二十岁时,惠崇方死,时为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当时欧阳修正十一岁【同前揭黄启方文,148页。】。

　　根据这一说法,宋祁四十四岁时,当是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这样逆推二十四年,即在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时,惠崇去世,这时宋祁只有二十岁【同前揭许红霞文,55页。】。

　　宋祁知寿州在庆历六年(1046),见《宋景文集》卷三七《谢表》题下原注“时年四十九岁”,并非“初得郡”,方氏所考不确。以“予为郡之年,师之去世已二纪矣”推算,惠崇应死于天圣元年(1023)。但诗人所谓“二纪”,是否即为二十四年确数,尚不得而知,故天圣元年未必即可断为惠崇卒年,不过这已是“九僧”中卒年唯一可考的了【同前揭祝尚书文,53页。】。

　　黄、许两氏因为虚岁、实岁的计算差别,结论稍有不同;祝氏则以《宋景文集》的“原注”来补充方回的概注,审核更真实。许氏另外仔细考证方回批语的两个疑点:“为郡”是寿阳还是益州?究竟是“二年”还是“二纪”?结果推断以“寿州”、“二纪”较合理,解决了祝氏的存疑。

　　但南宋僧志磐记载:天禧四年(1020)时,真宗不许四明知礼遗身,“京师译经院证义简长、行肇二十三人各寄声诗赞美道德”【《佛祖统纪》卷八、卷四四。】,其中就有惠崇,可见他当时仍然住世,不可能于天禧一、二年去逝。他的题诗对象有寇准(962～1023)、林逋(963～1028)、刘筠(971～1031)诸人,天禧二年前都还名闻于世,既然彼此都有诗篇往还,自然健在无虞;而且《句图》中有《杨秘监池上》与《上翰林杨学士》二联,杨亿于天禧二年拜工部侍郎,大中祥符六年(1013)及天禧三年(1019)冬进秩、降授秘书监,天禧四年四月复为翰林学士【 《宋史》卷三○五《杨亿传》。】,可证惠崇于天禧四年仍然在世。再以《塞上赠王太尉》及《句图》之《上王太尉》来考索,王超于真宗咸平五年(1002)“加检校太尉”,其子德用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以后才“加检校太尉”【《宋史》卷二七八《王德用传》。】,学者认为“此太尉应为王超”【周本淳:《读宋初九僧诗零拾(二)》,《江海学刊》,1996年第1期,63页。】,或认为“当是王德用”【同前提许红霞文,71～73页。 】,各以一人论断,没有通考。如果是王德用,那么,惠崇在天圣元年还在世,就符合方回“二纪”的批注了。另外,王安石《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予作诗》一诗中,有“一时二子皆绝艺,裘马穿羸久羁旅”句,将惠崇和濠梁人崔白并称,崔白于仁宗朝扬名画坛,神宗熙宁初补画院艺学,两人都裘衣破旧马羸瘦,长期流离困顿。魏野《赠惠崇上人》绝句中,也提及“崇师耳聩性还聪,是非言语徒喧世,赢得长如在定中”,当时他应该已年老重听了。

　　(二)简长于真宗乾兴元年(1022)仍在世--智圆先后有酬赠《简上人》的诗三首【 同前揭《闲居编》卷三九、四三、四六。】,其中有“香灯老沃洲”句,可知是赠简长的诗,而智圆为太宗太平兴国元年至真宗乾兴元年(976～1022)人;另一宋僧尚能有《送简长师陪黄史君宣旦归浙右》诗【陈起编:《增广圣宋高僧诗选》后集卷上,见《南宋群贤小集》第55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与简长《暮春言怀寄浙东转运黄工部》所赋应是同一人,但宋代不见黄宣旦其人,“宣”应是“宗”字之误,黄宗旦于乾兴元年七月“以权户部判官工部郎中出知袁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九,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许红霞据以断定“简长和他交往也在乾兴元年前后”;而简长与行肇在乾兴元年同兼“缀文”职【《景祐新修法宝录》卷十六。】。上述三项情况都证明:他于乾兴元年前后仍在世。

　　(三)希昼、文兆、行肇、惟凤、宇昭、怀古于天圣年间(1023)仍在世--刘筠(971～1031)有《赠希昼》诗【《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三,台北广文书局,1973年,3页。】,智圆( 976～1022)有《次韵酬邻僧昼上人》诗【同前揭《闲居编》卷四四。】,林逋( 968～1028)有《酬昼师西湖春望》诗【《林和靖先生诗集》卷三。】,希昼年岁应该和他们相当;文兆先后有诗寄简长、保暹、行肇,应是同时而先后之人;行肇与惠崇等三僧同寄“声诗”赞美四明知礼,于天禧四年(1020)仍然在世;又于乾兴元年(1022)与简长同兼“缀文”之职,同校《大藏经》【惠洪觉范有《肇上人居京华甚久别余归闽作此送之》诗,惠洪是神宗熙宁四年至高宗建炎二年人(1071～1128),如果诗题中的“肇上人”也是行肇,那么,他可能在南宋时仍然以高龄住世。见《石门文字禅》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6册,248页。】;宇昭《塞上赠王太尉》的写作时间,应该在王德用于天圣年加太尉以后;惟凤有诗寄希昼、宇昭,怀古也有诗寄简长,他们生卒的差距应该也不会太大。

　　(四)保暹可能长寿而耆龄--释文莹记载张咏与保暹期约十年开启遗书之事【《青箱杂记》卷十:(张咏)公离蜀日,以一幅书授蜀僧希白,其上题“须十年后开”。其后公薨于陈,凶讣至蜀,果十年。】,张咏卒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余靖(1000～1064)有赠保暹的《慧照大师》诗【 同前揭《武溪集》。】,“慧照大师”封号是祥符年间的事,当时他正值英年;他又有《送蒋白归越》诗,尾联“未可从耕钓,青云懒致身”,似是因蒋白下第、致仕而作,其人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是“元祐三年进士”【《宋诗纪事补遗》卷二八,台北鼎文书局,1971年,627页。】,这首诗若是元祐年所写的晚作,他已经是耄耋耆龄了。此时上距司马光发现《九僧诗集》之元丰元年(1078)已逾十年,距欧阳修《六一诗话》成书之熙宁年(1071、1072)逾十六、七年,与二氏认定九僧皆已亡故之记载不符,所以不可能是元祐年以后之作,但已显示他很有可能长寿而耆龄。

　　从上述情况考察,九僧的顺序不是依年龄排列。学者认为:

　　大抵九僧生于五代末年,由北周而入宋,故在北宋初六十年之间,已物亡殆尽,惠崇其后死者,故尚能为十龄之欧阳修所熟记耶【同前揭黄启方文,52页。】!

　　惠崇并非“后死者”,九僧应无神宗以后之人。陈起编辑《南宋群贤小集》时,将《九僧诗集》与江湖派诗人混于一鼐,容易造成九僧有人于南宋犹健在的印象。由于传本《南宋群贤小集》的卷数不一致,原貌无法查考,是否《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重辑时增入?或陈起集书时贪多而伪托?或毛晋影钞重刊时羼入以名世?或顾修辑课时误收?如今已难以探究。许红霞因此谨慎避开各种不确定因素,归结为:

　　九僧作为北宋初年的一个僧诗流派,主要活动于宋太宗、真宗两朝,而以太宗至道至真宗咸平年间最为活跃【同前揭许红霞文,76页。】。

　　缮以断定的是:惠崇、保暹、行肇、简长四僧于天禧四年(1020)还上过“声诗”;简长、行肇于乾兴元年(1022)还在世;希昼、惠崇、宇昭、怀古于天圣元年(1023)仍然住世。

　　由于资料奇缺,使他们的生卒年代无法完整确认,成为千古的谜团。

　　绾合僧籍、僧官、宗门、生卒四方面的情况来看,并没有统一的属性,可以将九僧僧系作出明确的规范,这就印证了一点:他们虽然是宗派教下的法门僧,属于佛门僧伽,却不以释教名,而以诗名,是诗僧,是以诗歌为背景的文学僧。

　　〔 吉广舆,1953年生,河南温县人。现为高雄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台湾佛光山文化院执行长,南华大学助理教授。发表有《宋初九僧诗研究》等专著,及《禅宗公案的现代诠释》、《宋初九僧诗渊源》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