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

　　作者: 牟钟鉴

　　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1902-1972),是新进化论的代表之一,他提出“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生态学,首次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他重视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和由此形成的多样性,认为这些各有其核心属性的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它们是平行发展的。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把文化生态学应用于宗教研究,建立宗教文化生态学。它的任务不仅在于研究各种类型的宗教产生和演变的机制,它们整合社会文化的方式,还要考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跨文化的大范围内,宗教文化生存的状态,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它们对于文明发展的影响,它们在当代发展的趋势,以及如何保护宗教的多样性,和优化宗教文化生态,使之有益于人类的和谐与进步。

　　世界宗教文化生态模式类型

　　从世界范围来说,就宗教关系的生态而言,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的国家和地区:一是一元主导型。一种宗教成为国教,具有至上的地位,影响着大多数人口,如印度(印度教)、巴基斯坦(伊斯兰教)、波兰(天主教)、泰国(佛教)等。这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种宗教形成深厚传统,成为全社会主要的精神支柱,决定着多数民众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习俗生活,而且对社会政治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其它宗教或信仰处在边缘地带,无法与主流宗教比肩。这种宗教文化生态模式应当得到理解和尊重;它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何正确处理国内日益兴起的多元化信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各种宗教的关系,做到和平共处。二是多元紧张型。几种宗教同时并存,各自拥有数量可观的信众,背后都有较强的社会力量支撑;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各宗教之间,各教派之间,经常出现紧张关系,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如斯里兰卡信佛教的僧伽罗人与信印度教的泰米尔人的关系,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关系,伊拉克的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关系,英国北爱尔兰天主教与基督新教的关系,往往形成紧张,易于爆发冲突。主要原因大约有:宗教信仰缺乏理性宽容,极端主义流行;实际利益发生矛盾而得不到调解;历史积怨太深,未及时化解又添新仇;内外政治势力插手利用,使问题复杂化。这种宗教文化生态是非良性的,既有害于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又有损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也给其中的各种宗教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应当通过文明对话加以调整。三是多元和谐型。多种宗教长期共存,不仅能够和平共处,还可以互相学习与合作,形成多样性共生的文化生态。如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大体说来,东亚地区的宗教关系最为和平安定,极少由于宗教矛盾而引起冲突。这一地区恰恰属于儒学文化圈与佛教文化圈重合的地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而中国是东亚文化的重心所在,它的文化传统对外有辐射作用。这种宗教文化生态模式,对内容易形成宗教和睦、道德劝善的格局,对外有利于发挥促进宗教对话、维护世界和平的功能。

　　中国宗教文化生态模式的历史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多民族之间也有争和斗,但以融合友好为主流。长期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涵化,农业文明的安定祥和氛围,家族社会的群居智慧,以及在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基础上出现的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家的互补与引导,在这样的生存环境和思想教化的薰习下,中华民族形成了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厚德载物的品格与精神,它的文化具有仁爱通和、博厚悠远、有容乃大、天下一家的传统。在信仰的层面上,便是多元通和的生态,这一生态模式是良性的,符合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符合自由平等和平友爱的精神。它有如下的特色和表现。第一、以人道为本,以神道设教,形成人文哲学与宗教信仰并立互动的格局,造成儒家、道家与佛教、道教相须互摄的态势。由于重视人道,使神道具有较多的理性成分,不易滋生狂热和极端主义;由于尊重神道,使人文保留了神圣神秘的超越境界,不易流于功利平庸。第二、中华民族有基础性信仰而无独尊的国教,它为多元信仰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相互沟通的桥梁。基础性信仰是敬天法祖和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这可以说是中国人的基本教义。但它不垄断信仰,只要你遵守中国人普通的做人之道,不忘祖先恩德,敬畏天命,认同中华礼俗,你可以去选择任何其他的宗教信仰,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第三、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有多种类、多层次、内外兼收的特点,其多样化的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从种类上说,有佛、道、伊、天、基,在历史上还流行过摩尼教、祆教、犹太教等教,佛教的三大支(汉传、藏传、南传)和基督教的三大派(天主教、新教、东正教)都在中国流传。从层次上说,有世界性宗教,有民族性宗教,有民间宗教,有原始崇拜,还有宗教性民俗。从内外关系上说,有本土宗教,有外来宗教,后来外来宗教逐渐中国化,它们的力量和影响甚至超过了本土宗教,可见中国人信仰开放的程度有多高。第四、宗教关系以和谐为主旋律,中原地区没有发生宗教战争,没有出现宗教大规模迫害异教徒的事件,很少仅仅由于信仰不同而发生族群冲突。历史上有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以及毁道和镇压伊斯兰新教派事件,但它们是支流,主要是政治权力介入的结果,没有形成传统。相反,和平传教,多教共生,彼此吸收,相安互益则是主流。儒、佛、道三教可以兼信同修,人们习以为常,这在世界许多地方是不可想像的。基督教在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同殖民主义侵略相联系,否则不会发生反基运动;而爱国守法的基督教在中国有正常的生存空间。第五、儒学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完全是和平的,没有战争的影子。佛教是中国人从印度请进来的,又从中国传到东亚一些国家,皆是和平之旅,播种友谊。儒、佛两家一直是中日韩三国友好的纽带。第六、儒、佛、道作为中国传统信仰文化的核心部分,不仅彼此互相渗透,而且以其深广的积累和巨大的文明感召力向四周推延,在不断与各民族文化涵化过程中,扩散到中国各个角落,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力量,致使中国虽经历过多次政治的分裂,而文化中华始终保持其一体性,成为从分裂又走向统一的思想基础。

　　中国宗教生态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得以成型并经久不衰的深层因素,在于它有一个稳定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认知传统,并深入人心。从《国语》记载史伯所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到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再到《易传》提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庸》则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已经明确肯定了文化多样与和谐的实在性合理性,使多元和谐成为中国的文化基因,能够代代相传,不断被复制,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思想界则一方面运用经典的思想去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调整问题,例如魏晋南北朝开明派大讲“殊途同归”,为和平引进印度佛教制造舆论;另一方面不断以新的理论表述发展“和而不同”的思想。如唐代佛教华严宗提出“事事无碍”、一多互摄的论点,宋明儒学提出“理一分殊”的理念,清末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主张上下通、内外通、男女通、人我通,近现代思想家们则提出“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当代冯友兰提出“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费孝通提出“多元一体”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古到今,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其中,就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彼此的平等沟通尊重。中国宗教文化生态模式对内有极大的包容性,对外有极大的开放性。所以在古代保持了信仰的多元和谐,并成功引进印度佛教,创造了异质文化融合的典范;近现代则努力向西方学习,引进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科学民主,使中国的信仰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虽然曾经发生过“打倒孔家店”、各种“宗教取代论”、“宗教鸦片论”、“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思潮,当时来势汹汹,但都未能落地生根,毕竟时过境迁,退出历史舞台;多元和谐的模式复又成为主流意识,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可见它有最厚实的生命底蕴。这种既有内在的凝聚力,又兼纳多种类型价值体系的信仰文化生态符合人性的需要、人权的自由、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同时由于多种信仰可以相比较而存在,相激荡而发展,在和平竞赛中前进,使信仰文化具有长久的生命活力。这种模式还有利于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上的文明对话,劝和促谈,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

　　恢复和发展中国模式的宗教文化生态

　　不可否认,五四运动以来,由于中国的革命者未能分清制度革命和文化改良的区别,在摧毁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大破大立,不懂得后者只能改良不能革命,于是造成数千年中形成的信仰文化生态的严重破坏。现在看来,局部的短期内的思想批判运动也许是必要的,但在信仰的层面上,在具有深厚传统的民族文化领域,只应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实行渐进的改革,以保持社会精神生活、道德风俗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持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这也是社会革命得以健康进行的必要条件。今天,我们更认识到,多民族多宗教多类型的传统文化不仅不是我们前进的包袱和障碍,相反,是我们增强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优势资源,是我们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然而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动用一切可能的社会资源和力量,不断发动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大扫荡,批判孔子和儒学,批判宗教,批判民间信仰,企图在彻底摧毁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清一色的思想格局,文化大革命使这种大革文化命的运动达到顶点,当然也充分暴露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危害和封建社会主义思潮的反文化也反真正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不走向自身的反面,以失败而告终。但它造成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滑坡、价值观念的混乱,特别使中华传统信仰边缘化,严重萎缩,留下很大的精神空白,被各种不可控的力量以并非健康的方式所填补。例如基督教在中国大陆数十年间挟其背后西方的强势力量飞速发展,是数百年来外国传教士梦想而不可得的,严重损坏了多元和谐的宗教文化生态,它对于中国和基督教都不是福音,因为这样急速的膨胀不是正常现象,难免弊病丛生,也会引起碰撞与反弹。这里面固然有如美国艾克曼之辈想用基督教的“羔羊”驯服“中国龙”的不良用心与行为在暗中起作用,同时也怪我们自己把中华传统信仰拼力加以破坏,为基督教的扩展扫清了很大的地盘。台湾的社会制度与我们不同,而在信仰层面上保持了中国传统的多元和谐生态,尊天敬祖是基础,同时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各种发达的民间宗教,形成多样性的平衡,没有一种宗教独自坐大,因而也没有一教独尊带来的压制异端的弊病。天主教、基督教在台半个多世纪中,大致有40万、50万信徒,没有大跃进的现象发生,因为缺少发展的空间。台湾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要恢复和发展中国模式的宗教生态,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包括各种健康的宗教文化,使之各得其所。中国传统信仰是有深层根基的,它一直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给它宽松的环境,适当加以引导,便可顺利成长。信仰的力量需要信仰的力量加以平衡,政治力量的过分介入,往往发生负面效应而不解决问题。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上是统一的,而在信仰文化上一定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儒学、佛教、道家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各种健康的民间信仰,都应有各自的合理的存在空间,不可能互相取代,而要彼此尊重。毛泽东说过,不能强迫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当然各种信仰都要爱国守法,这是共同的政治基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形成,把主导性与多样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创造中国文化新的生态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各种优秀文化的生机得到复苏和培植,尽管同时也有杂草丛生,但千姿百态的香花成长更快。我们要努力使中国成为一个文化的百花苑,一个精神的快乐苑,一个生活的幸福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