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禅与诗的栖息

　　禅宗爱自然,禅便栖息在大自然之中。在禅的公案中,处处都有自然的意象,作为禅机的启悟。“如何是和尚家风?”“满目青山起白云。”“如何是灵泉境?”“枯椿花烂漫。”“如何是清静法身?”“红日照青山。”自然,在禅宗的眼中,是何等的亲切!李泽厚先生于此有较精到的论述,他说:“禅宗喜欢讲大自然,喜欢与大自然打交道。它追求的那种淡远心境和瞬刻永恒,经常假借大自然来使人感受或领悟。其实,如果剔去那种附加的宗教的内容,这种感受或领悟接近一种审美愉快。审美愉快有许多层次和种类。其中有‘悦志悦神’一大类。禅宗宣扬的神秘感受,脱掉那些包裹着的神学衣束,也就接近于悦神类的审美经验了。不仅主客观混然一致,超功利,无思虑;而且似乎有某种对整个世界与自己合为一体的感受。特别是在欣赏大自然风景时,不仅感到大自然与自己合为一体,而且还似乎感到整个宇宙的某种合目的性的存在。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高级审美感受。”【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210页。】李泽厚先生把禅与大自然的关系给予明确的揭示,并且将禅在大自然中所领悟的宗教感受与审美愉悦沟通起来,但缺少一些具体的分析与说明,况且还有些泛美学化了。其实,禅之喜爱大自然,是可以得到较为切实的解释的。

　　禅并不在外在于众生,而且就在众生的“自然”之中。佛性是遍在于一切“有情”的,这在南朝高僧竺道生高倡的“一阐提人悉有佛性”的命题中已经有了理论根基。禅宗进而揭橥出“无情有性”的响亮口号,进而使大自然一切都闪烁出禅的光彩。“无情有性”就是说不但“有情众生”悉有佛性,而且一切山河大地、草木土石等无情物也都有佛性,“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禅宗融摄了天台的“一念三千”和华严宗的“理事无碍”,把山河大地、草木瓦石,看作佛性的荷载。“一切声色,是佛之慧目,……诸佛体圆,更无增减,流入六道,处处皆圆,万类之中,个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只是一块。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中华书局,1983年,221页。】这里集中体现了后期禅宗“无情有性”的思想,“万类之中,个个是佛”,更多的是将佛性放进大自然中加以体验妙悟。

　　这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甚是投契,不能不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斯宾诺莎哲学把自然与神等同起来。在他看来,“实体只有一个,就是‘神即自然’,任何有限的事物不独立自存”【罗素:《西方哲学史》中译本下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95页。】。斯宾诺莎认为,大自然之所以是统一的,就是因为神作为统一的实体在大自然中存在着。斯宾诺莎认为,在自然中只有一个实体,一个无限的实体,而不会有另一个实体,因而,自然的本身也就是神。在任何自然物中,都具有无限的圆满性【参《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139页。】。这种观点与中国佛教华严宗的“理事无碍”观,颇有相通之处。华严经典云:“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纤尘,皆摄无边真理,无不圆足。”【《华严法界观门·理事无碍观》,《佛教经籍选编》,199页。】这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几无二致。禅宗的“万类之中,个个是佛”,很明显是融合了华严宗的思想的。在有限中包容无限,在片刻中寓含永恒,在任何的“事法界”中都包含着“理法界”,本体也就在生灭变化的现象界之中。禅宗对这些是说得了了分明的:“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声是佛声。举着一理,一切理皆然。见一事,见一切事,见一心,见一切心,见一道,见一切道;一切处无不是道;见一尘,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见一滴水,即见十方世界一切性水。”【《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229页。】

　　诗人爱自然。因为大自然比朝廷、比市井都纯净得多。越是政治昏昧、世风日下之时,诗人们越是渴望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以净化自己的灵魂。真爱自然的诗人,是把自己的灵魂投入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耽禅的诗人爱山水,亲自然,王维、孟浩然如此,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也如此。禅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心灵的存在方式。当他们在仕途上受到挫折后,或在精神上、心灵上饱经忧患之后,往往会顿悟禅机。“人生如梦”的观念就会变为亲在的体验。尚有一份正义感、正直心的士大夫在饱谙了官场龌龊后,就会更钟爱于自然。王维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磨难后,虽然仍在朝廷任职,却更为栖心释梵。在辋川别业写下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山水诗。孟浩然在长安求宦不成,再返江南,“山水寻吴越”,在山水诗中所表现的心情,十分清远恬淡。白居易在饱谙朝市争夺、官场倾轧之后,晚年一心向佛,澄心静气,在他眼中的自然是清悠闲远的。当诗人以禅的眼光来看自然时,自然物象进入诗中,也就有一种若有若无的禅味。受禅风薰陶的诗人,写出的山水诗,都有着渊静的氛围。禅宗喜爱自然,是把自然作为“佛性”的寓含。染禅的诗人们,有禅的意识,禅的眼光,他们面对自然,往往借物象来品悟、咀嚼禅理,自觉不自觉地在诗中道出参禅的心得。如白居易的《闲咏》:“步月怜清景,眠松爱绿荫。早年诗思苦,晚年道情深。夜学禅多坐,秋牵兴暂吟。悠然两事外,无处更留心。”再如苏轼的《吉祥寺僧求阁名》:“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哪得似花红。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都是在诗中表述出自己的宗教情感体验。禅的意识在这种情境中,转换为在有限中见无限的审美能力。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千差万别、各具形态的,又都是千变万化、生灭不已的。禅宗善于即色谈空,在万法的殊相中品味真如。诗人则善于捕捉活生生的物象,剪裁下大自然鲜活的一草一木,摄入诗中,使它传写出宇宙的脉息,留住美的永恒。

　　禅宗把自然作为“真如”的表象,认为一花一叶,都含有佛性。因此,一切都有了灵光;诗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是将自然作为诗的渊薮,作为逃离世俗丑恶的精神绿洲的。杜甫即云:“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寄题江外草堂》)而禅的介入,使那些山水诗,又多了些奇妙的氤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