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机与境界

　　所谓参禅的方法,唐宋时主要表现为“参公案”、“斗机锋”。所谓“参公案”,是后期禅宗教学、传道的一种方法,如有人问禅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禅师不作正面回答,而说:“庭前柏树子。”或日:“干屎橛。”或曰:“藏头白,海头黑。”又如问禅师如何学道才能成佛得解脱?禅师则回答说要上厕所小便。禅师这样回答从表面看,似是答非所问,信口胡说,但禅师本人则认为他已把意思表达出来了,不过意思不在所说的话语之中,而在话语之外、之后,要真正理解其言外之意,不能执著他说的话本身,而要借此去参、去悟。例如禅师用“庭前柏树子”或“干屎橛”去回答“如何是佛法大意”时,参禅的人应通过禅师的各种回答,去领悟到这样一个思想,即这是佛,那是佛,到处是佛,个个是佛,亦即佛法无处不在,“万类之中,个个是佛”,“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后来的“棒喝”也与此相类似。当有人向禅师求教提问时,禅师不做任何回答,只是莫明其妙大喝一声,或者劈头盖脑棍棒交加。禅师的用意不在喝声和棍棒本身,而在喝声和棍棒之外。借此喝声、棍棒提醒问者,这样提问本身就是违背禅法大意的,因为禅是“言语道断”、”不立文字”的,“说似一物即不中”,“直是开口不得”,禅师本身当然也不能作任何回答,因此只好借助喝声、棍棒,而行不言之教,让问者自己去悟。所谓“斗机锋”亦然,禅师们所注重的不是诗、谒语句本身,而是语外之意,所强调的不是经说言教,而是根机悟性。

　　重言外之意,重根机悟性,这是后期禅宗的两大特点。各种《传灯录》的机锋、棒喝、话头、公案可谓数以千计,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方法,均不外乎此。而也正是这两种思想方法,对唐宋的诗歌影响最大。

　　人们知道,举凡作诗,皆在言志、言情,重言外之意。如若一首诗平铺直叙,表露无余,必将失去诗的特有风格,读起来势必味同嚼蜡。诗的这一特点正好与禅机之重言外之意遥相契合,因此,诗与禅多可相交涉、互沟通。汤显祖曰:“诗乎,机与禅言通,以若有若无为美。”正是这个意思。唐宋诗客大谈“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也是这个意思。宋人梅尧臣主张诗要“含不尽之意见之于言外”,仍然是这个意思。

　　诗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即重悟。著名诗论家严羽在品评诗作时,有时甚至把“悟”作为诗的第一要素。他曾以孟浩然与韩退之的诗为例,指出:就学力而言,孟浩然比韩愈差得很远,但就诗作说,盂浩然诗却远在韩愈诗之上。原因何在呢?——“一味妙悟而已”。他不完全否认学力的重要性,但认为更重要的是“悟”,“悟”是第一位的,学力是第二位的。

　　妙悟对于诗所以重要,是因为诗往往是多义的,常常通过有限的字句给人以无尽的遐想,这唯有妙悟可以胜任。妙悟之诗的好处在于“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对于诗歌,“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清王士禛曾这样评价唐代的某些诗作,曰:“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

　　唐宋之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注重“境界”。所谓“境界”,有“物境”、“情景”、“意境”之分,“取境”、“造境”、“缘境”诸说。“取境”与“物境”较接近,亦即对于同样的山水景物,由于各人的感受、修养不同,所取之境便有明暗高下之分。皎然说:“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可见“取境”对诗歌创作至关重要;所谓“造境”、“情境”、“意境”均属所造之境,由于各人之心绪感受、根机悟性不同,所造之境往往有天壤之别,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首诗的“意境”或“境界”;“缘境”则是由诗的意境所引发出来的情思、感受。这三者在诗中常常是统一的,取境高则诗的境界亦高,境界高则所引发之情真。但是“取境”也罢,“造境”也罢,“缘境”也罢,都不是一种有形有象、可言可说的东西,因此,诗的“境界”,往往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因此,不论作诗、论诗,都得诉诸神领意会,这正如权德舆所言:“凡所赋诗,皆意与境会。”而要会意,非神悟难以极其致,这就十分自然地把诗人推向注重悟解的参禅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禅联姻实非诗人的主观爱好,而是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内在的联系。

　　本文摘自《佛道诗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