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与中国茶文化

　　佛教发源于印度,后经长期发展,才逐步构筑起庞大复杂的唯心主义宗教体系,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茶的故乡在中国,约在南北朝时期始向外传播。如今,茶已香飘世界,味布五洲,成为世界三大饮料(茶、咖啡、可可)之一。在中外文化关系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经贸关系日趋紧密、商战方酣的今天,进一步探讨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与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茶叶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会有联系,联系的结果怎样等问题,将不仅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工作,而且是一个深具现实意义的工作。

　　中国茶文化是指茶艺、茶道、茶的礼仪、精神以及在各阶层人民中的表现和与茶相关的众多文化现象。它不是单纯的物质文化,也不是单纯的精神文化,而是二者巧妙的结合,即中介文化。同时,它又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内容。本文拟通过中国佛教茶文化形成过程的历史考察,揭示佛教与中国茶及茶文化的内在联系,分析佛教对中国茶文化所作的重要贡献。

一、“养生”、“清思助谈”,佛与茶开始结缘

　　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由于佛教教义与僧侣活动的需要,佛教很快就与茶叶结下了缘分。佛教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能饮酒,戒荤食素,以求清心寡欲与超脱。同时要求做到:“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这就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规戒,又能消除坐禅引起的疲劳和补充因“过午不食”而缺乏的营养物质,以解决其矛盾。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提神生津的药理功能,自然使其成为僧侣们最理想的饮料。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故乡,产茶、饮茶历史十分悠久。相传4000多年前,“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说明茶的最初功能是药用疗病。《神农本草》说:“茶叶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东汉名医华佗在《食论》中也说:“苦茶久食,益意思。”世界茶坛宗师,我国唐代茶叶科学家陆羽在《茶经》中对茶的性能与功能作了高度概括,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有“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筋活骨、明目等功效,宜于精行俭德之人”。僧侣毕生修行以求功德圆满,自然属于“精行俭德之人”,故最适宜于饮茶。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对茶有益于人体健康均有许多论述,“饮茶养生之术”由此逐渐形成。可见,饮茶是最符合佛教道德观念的。茶的“养生”、“清思助谈”之功效遂成为佛与茶结缘的最初与最佳媒介。

　　不过,在汉代,中国人饮茶尚不普遍。茶仅是皇家、贵族及士大夫的一种高雅消遣。加之,初入中国的佛教,因语言文字的障碍及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一下子难以为中国人理解、吸收,以为佛教只是与道教、神仙等差不多的东西。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也乐得中国人如此误解以利传播。但汉代佛教对中国影响不大,与尚未普及的饮茶也就更谈不上有何关联了。

　　佛教坐禅饮茶,有明确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晋代。是时,清谈之风盛行,玄学占上风,佛教便与玄学攀关系,相表里。一些人把佛学与老庄比附教义,甚至把一些名僧与竹林七贤之类相比。为布道,僧侣们乐与道士、文人名流相交往。因道士、文人皆爱喝茶,清谈家也爱喝茶,于是僧侣们也开始饮茶。东晋怀信和尚在《释门自竟录》中说“跣足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唤童唤仆,要水要茶。”这是我国僧人饮茶的最早记载。又据《晋书?艺术传》载,东晋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昭德寺修行时,室内坐禅,不畏寒暑,昼夜不眠,诵经40多万言,经常用饮“茶苏”的办法来提神防睡,补充营养。这说明此时寺院打坐已开始饮茶。

　　南北朝时期,佛教有了很大发展,开始摆脱先前依附中国原生文化的地位,以独立的面目出现。但就饮茶一事,佛教仍未有什么新的创举,僧人饮茶仍然停留在养生、保健等药用与自然物质功能时期,并未与自己的思想、教义相联系。而此时,中国茶文化已开始萌芽,文人以茶助文思,政治家以茶养廉对抗奢侈之风,帝王以茶祭祀。早期促进茶文化思想萌芽的是儒家,道家、佛教落后了一步。只有当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出现之后,佛理与中国茶文化的结合才有了可能。

二、“明心见性”,以茶助禅,“茶禅一味”

　　中国茶文化形成于唐代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大发展。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佛教要想在中国生根、发展,必须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办法,否则无法生存。于是,出现了天台宗、华严宗等与中国思想文化相接近的宗教,但均不如禅宗中国化得彻底。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禅,梵语作/禅那”,意为坐禅、静虑。其主张包括:以坐禅修行的办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即说,心理清静没有烦恼,此心即佛。这种办法实际与道家打坐炼丹接近,也有利于养生;与儒家注重内心修养也颇接近,有利于净化思想。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求即乐,这也与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接近。后来,禅宗第六代传人慧能又将其进一步中国化,主张“顿悟”,即心下清静空无即是佛。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也。这自然符合中国人的愿望。他又主张“相对论”,与道家阴阳轮转思想相接近,也为儒家的中庸思想所容纳。他还主张佛在“内心”,过多的造寺、布施都算不得真功德,在家也可以念佛,不必都出家为僧。这对统治者来说,免得寺院过多与国家争土地、争人口、争赋税;对一般人来讲,修行也容易做到;对佛门弟子来讲,可以免去诸多清规戒律,比较贴近正常人的生活。故而禅宗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唐以后,士大夫朋党之争日趋激烈,禅宗给苦闷的士大夫指出了一个解脱的办法,又可以不必举行什么宗教礼仪,便可作一个自由自在的佛教教徒,何乐而不为?于是,佛教徒与饮茶的士大夫终于在精神上找到了相通之处。自此,佛理与茶理也才有机结合起来了。

　　从哲学上看,禅宗主张“顿悟”即“明心见性”。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又有节制,与禅宗变通佛教规戒相适应,以茶助禅,最后达到“茶禅一味”的精神境界。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唐朝僧人种茶、采茶、饮茶的记载。陆羽本人就出身佛门,当过十来年的小和尚。他的师傅积公大师也是个茶癖。他的好友,著名诗僧皎然极爱茶。皎然的诗多处描绘他与陆羽共同采茶、制茶、品茶的情景,因此,陆羽的茶文化思想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许多佛教原理。他所撰写的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一问世,中国茶文化的基本构架也就大致确定,突出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首次将我国儒、道、佛的思想文化与饮茶过程融为一体,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其中,佛教从茶中“了却苦难,得悟正道”,谓之“茶道”,形成中国茶文化中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佛教茶文化。随后经历代僧侣们的不断补充和发展,中国佛教茶文化更加走向丰富,走向社会。

　　唐朝是中国佛教茶文化的形成时期,许多高僧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譬如从谂禅师常住赵州观音寺,由于嗜茶成癖,因此,每说话之前总要说声“吃茶去”。《广群芳谱》引《指月录》载道,有两个和尚欲师从从谂禅师,禅师问他们以前到过观音寺否?一个说没有到过,一个说到过。对此截然相反的回答,禅师却都要求他们“吃茶去”认为只要吃茶,就能/悟道”,就能佛理与茶道一并得悟。自此,“吃茶去”便成为禅林法语。再如,由于禅宗的变通,致使唐代文人学士在家念佛者日众,于是儒、佛、茶三位一体,有利于佛教茶文化的发展。著名诗人白居易一生爱茶,以茶养生,助文思。有人统计,白居易晚年又喜与佛道交往,自称“香山居士”。居士是不出家的佛门信徒。从他的大量诗作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茶的嗜好及其对茶理、佛理的融会贯通。例如他在《何处堪避暑》一诗中写道:“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 “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以茶陶冶性情,于忧愤苦恼中寻求解脱。

三、佛教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

　　茶文化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的中介文化。茶对于人来说,首先是以物质形式出现,并以其养生保健的实用价值发生作用,倍受人们欢迎;在中国,当茶发展到一定时期便被注入深刻的文化内容,产生精神和社会功用。饮茶艺术化,使人得到美妙精神享受,是为茶艺;茶艺中贯穿儒、道、佛诸家的深刻哲理与高深思想,这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手段,而且使人达到修生养性的目的,是为茶道。循此思路,佛教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主要在于:

　　第一,僧侣大量饮茶、植茶,为普及饮茶、推动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要使茶成为社会文化现象,首先要有大量的饮茶人。唐代佛教发达,僧人云游天下,比一般人传播茶艺更快。唐人封演所著《封氏见闻记》载:“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僧人饮茶,获清心保健之功效,故其多长寿。据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唐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时,东郡进一僧年120岁,唐宣宗召问其长寿之秘,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到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佛教寺院多建在群山环抱的幽谷深处,那里生态条件优越,十分适宜茶树生长,这就为爱饮茶的僧侣们植茶提供了条件。《庐山志》载,早在晋代,庐山上的“寺观庙宇僧人相继种茶”。僧人植茶十分讲究精耕细作,故唐代许多名茶出于寺院,如/普陀佛茶”一直到明代,僧人们种植相传不断。“天下名山僧侣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反映了名茶与佛教的天然因缘。

　　第二,“茶禅一味”,创造了饮茶意境,佛教茶文化成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佛教对中国茶文化的主要贡献。僧侣们饮茶如果只停留在养生提神、清思助谈的阶段上,则佛教远谈不上对中国茶文化的贡献。随着禅宗及中国茶文化的兴起,僧侣们饮茶开始由茶的养生医疗物质功能向佛理与茶道相结合的文化精神功能过渡,通过对饮茶意境的营造,把禅的哲学精神与茶道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茶禅一味。在我国历史上精于茶事、工于茶艺、乐言茶道的高僧不乏其人。唐代著名诗僧皎然,一生爱茶,作有许多茶诗。他特别推崇其十世祖谢灵运,中年参谒诸禅师,得“心地法门”,把禅学、诗学、儒学三位一体来理解。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咏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碗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所谓道者,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也。得道,即把握本质规律。皎然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和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美妙的韵律,精神爽朗。这与禅宗的“静心”、“顿悟”思想相一致。在饮茶中得到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故言饮茶者可以得道,茶中有道,佛理与茶道即合二为一。宋代的南屏禅师,深通茶事,自称对茶“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能对茶“得心应手”者,必是精于茶道之人。

　　因为饮茶成了寺院佛事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到唐宋时期,我国寺院中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和茶宴。在僧侣多达千人的茶宴上,要坐谈佛经,也谈茶道,并赋诗。茶宴有一定程式,先由主持僧“调茶”,以表对全体佛众的敬意。然后由僧人一一献给宾客,称“献茶”。宾客受茶后闻香品尝,再评茶,称赞茶叶好,主人品德高。这样把佛教清规、饮茶礼仪与佛学哲理人生观皆融为一体,开辟了中国茶文化的新途径。

　　第三,为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中国茶文化在唐宋以后不仅占领了整个东亚文化圈,而且在15世纪以后逐渐传到欧洲,传向世界各地。第一个从中国学习饮茶并把茶种带回日本的是唐朝时日本学僧最澄。第一个把中国禅宗茶道带回日本的又是日本僧人荣西。其所著的《吃茶养生记》奠定了日本茶文化的基础。元明时期,日本僧人仍不断来华,继续将中国植茶、制茶、饮茶技术和茶道精神等方面引进,并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加以改造,形成闻名世界的日本茶道文化。中国茶文化传入朝鲜约在公元7世纪的新罗时期,在朝廷的宗庙祭祀与佛教礼仪中运用了茶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