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禅佛一体，佛教推动茶文化的发展

　　佛教的原始教义是厌恶人身,鄙薄生产劳动。僧人的生活来源是依靠乞讨和施主的布施,魏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同时因社会动荡造成大量游民僧人流入寺院。无寺可居的游民就成了游僧。至禅宗三祖僧璨早在对道信传法时讲授:“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偌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说明再肥硕的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有收获。在他的影响下,僧人们开始实行“作”、“坐”并举,这是革命性的创举,僧人们除了打坐外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问题。因而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名茶、饮茶等就融入佛事活动,坐禅,作为佛教僧人的修行方法,要求独自一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更不能卧床睡眠,还规定过午不食,不饮酒不食荤,于是既能提神醒脑、又有清心性修行的茶成为僧人必不可少的饮料,饮茶有助于参禅、面壁省悟的神妙功能,为很多僧人所认可。唐代《封氏闻见录》载:“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又唐诗人杜牧的:“今日鬓丝禅塌畔,茶烟轻扬落花风”生动描写了老僧煮茶时闲静雅致的情景。

　　饮茶在大小寺庙的风行,僧人加强对茶叶采制的研究,于是出现历代名山大川寺庙出名茶的现象。如碧螺春,产自江苏洞庭山的碧螺峰,原名“水月茶”,首先又洞庭山水月院山僧制得。武夷岩茶,为武夷寺禅僧制作的最佳。君山银针产于君山白鹤寺。贡茶紫笋产于吉祥寺。黄山毛峰长在松合庵等等不一而足。

　　饮茶与佛教的结合,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古书记载唐宋的古寺都设有“茶堂”、“茶寮“,僧人们都在这里讨论佛理禅道,切磋经论,招待施主宾客,啜饮香茗,法堂左上角悬挂着“茶鼓”,击鼓招集众僧饮茶。宋林逋《西湖诗春日诗》中的“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和《宋诗钞》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中专事烧水煮茶、献茶款客的叫“茶头”,还有“施茶僧”专为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也有不少名目,如供奉佛祖的“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啜饮的“戒腊茶”,全寺僧人共饮的“普茶”。僧人早起先饮茶后佛事,每天需在佛前供茶,供茶、点茶、点汤后来均纳入佛教的仪规。专以茶汤开筵的称之为“茶汤会”。每逢佛教的节日,或朝廷钦赐丈衣、锡仗时则举行盛大的茶仪。到宋代仪茶敬佛,发展成为“茶百戏”,即以茶为媒介在茶汤中进行各种表演,宋代的斗茶也十分时兴,斗茶由品茶发展而来,在茶宴上,僧人、施主、香客通过品饮、鉴评决出茶叶质量的高低,故又称“茗战”。后为决出进贡朝廷的上品茶,斗茶风遍及各地。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位”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道,均在主体感受,非深味而不可。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品茶是参禅的前奏,参禅是品茶的目的,二位一体,水乳交融。茶禅共同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提纯和升华。茶事过程中,如碾茶时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点茶时的提壶三注和啜饮时观色、闻香、品味,都包涵了体味领悟自然的真谛,并以此领悟佛性和超凡脱俗的意韵。唐代轰动一时的禅宗“赵州吃茶去”,正是茶禅一味的表现。说的是河北赵州有一禅寺,寺中一高僧名从念禅师人称“赵州”,问新到僧:“曾到此间乎?”答:“曾到。”赵州说:“吃茶去!”又问一僧,答:“不曾到。”赵州又说“吃茶去!”后院主问:“为何到也‘吃茶去’,不曾到也‘吃茶去’?”赵州又说:“吃茶去”。赵州对三个不同者均以“吃茶去”作答,正是反映茶道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学人的妄想,即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论来或没来过,或者相不相识,只要真心真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进入“茶禅一位”的境界。正所谓:“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静心境;唯是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 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又诗云:“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揭,不如吃茶去。”真是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