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茶文化 禅茶一脉

　　佛教的饮茶史至晚可追溯到东晋。《晋书艺术传》记载,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昭德寺坐禅修行,不畏寒暑,昼夜不眠,“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古代有将茶与姜、桂、桔、枣等果料香料一同煮饮的习惯,茶苏即此类。佛教初传中国,国人多视佛教为神仙方术一类。而当时佛教僧人多修习佛教小乘禅法,且严格遵循过午不食的戒规。为了补足午后的营养,提神益思,驱除禅修中的昏沉,同时也为了养生,迫切需要一种秘方或带有药有用功能的饮料(午后可饮果汁等)。而正是这种需要,两千年来,使茶与佛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茶在佛教寺院普及是在唐代,尤其是禅宗兴起之后,并影响及于社会。《封氏闻见记饮茶》记载:“南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由于唐宋禅僧的提倡,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普及。唐大中三年(849)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帝问服何药而致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

　　宋代禅僧饮茶已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到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处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日‘饭后三碗茶”之句。一些禅僧到了一日几遍茶,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正是由于饮茶的普遍性,形成了佛教独具特色的茶文化。禅寺一般在法堂东北角设“法鼓”,西北角设“茶鼓”。如宋林逋诗:“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丛林四十八单职事中事即有“茶头”一职,司掌煮茶,献茶待客。在山门前还有“施茶僧”,为香客游人惠施茶水。寺院的茶一般分三种,《蛮瓯志》载觉林院僧人“待客以惊雷?(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最下以自奉也。”此外根据用处不同,茶有种种名目。如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接受戒年限先后饮茶,称为“戒腊茶”,住持请所有僧众饮茶,称为“普茶”;化缘所得,称为“化茶”;平时坐禅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焚香一枝,香后监直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

　　佛教寺院中以煮茶、品茶闻名者代不乏人。唐代诗僧皎然即善烹茶,他与茶圣陆羽为至交,并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五代十国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誉为“汤神”;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亨传学到者”。同进代的还有僧人福全,擅长“茶百戏”,名闻一时。即以陆羽而言,不仅出身于寺院,且一生行踪几乎未脱离寺院。宋代一些寺院还举办“斗茶”活动。如余杭经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以鉴别各种茶叶的质量,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的“点茶法”。这一切都极大地繁荣了我国的茶文化。

　　佛教禅宗寺院大多数都建于名山胜地、绿水青山之间,而且有着“农禅并重”的传统。因此有条件的寺院都辟有茶园,流传至今的名茶不少即源于这些寺院的僧人之手。例如四川蒙山茶,相传为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有“仙茶”之誉,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来,该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因此当地多以僧人为茶师;江苏洞庭山水月院僧人擅长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今有名的碧螺春茶;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优异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普陀山的普茶、黄山的云雾茶、大理的威通茶、天台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

　　佛教茶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禅师们借茶说禅而留传下来的公案故事。例如《五灯会元》记载,一客人向南隐问禅,南隐以茶相待。他将茶水倒入杯中,茶满了仍继续倒……,客人说:“师父,茶已经满了,不要再倒了。”南隐说:“你就象这只茶杯一样,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想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反映了禅去执、空灵的境界。另一关于“赵州茶”的公案尤为著名。赵州从谂禅师问新到僧:“曾到过这里吗?”回答说:“曾到过”,赵州说“吃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