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格与凯鲁亚克的两种“禅” 　

　　读塞林格的中短篇小说《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丁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亦如其之前的两本小说集,《九故事》(李文俊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8月)和《弗兰妮与祖伊》(丁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9月),仿佛是读一本西方禅宗大师西摩与弟子们的习禅语录,记载语录的是他最忠实的弟子塞林格。小说没有故事,常常是几个片段和对话,如亦如禅宗语录,平白如话,幽默风趣,却又意趣盎然,充满了无厘头似的禅意,让人似懂非懂,却又难以释手。

　　西方的“禅”在大众的心目中,似乎与“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广结善缘,但因此也将塞林格归入到垮掉的行列,似乎就有些貌合神离的味道。这只需将凯鲁亚克里的“导师”贾菲(见《达摩流浪者》,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7月)和塞林格的“导师”西摩,以及其“弟子”雷蒙(即凯鲁亚克本人)和巴蒂(即塞林格本人)相比较,便可发现二者所理解的禅相差甚远。虽然两人都提倡静坐冥思,崇尚自然追求自由,酷爱中国古代诗歌,但有着波希米亚式疯狂的凯鲁亚克,或在路上嚎叫,追求享乐、放浪形骸,肆无忌惮地抨击一切,禅似乎成为他“垮掉的人生”的借口和对“美国生活之道”的反抗武器。他那过于自觉、过于刻意、过于主管的禅,显得刺耳而毫无禅意。与凯鲁亚克愤怒地背着包在路上流浪,拒绝为消费而活不同的是,“脸上总是有着恰如其分的微笑的”塞林格则是在琐碎生活寻找幸福,甚至厌恶旅行,更多地是在日常起居工作读书中,甚至是独居遁世中,冥思苦行,齐同万物,寻找心灵的自由和体验生命的幸福,解脱生死的羁绊。在他的书里,禅的声音低沉悦耳,似有还无。

　　然,在孤凉峰上的雷蒙,在大自然的冥思中,终于顿悟,领悟到生命的空与实,寻找到了自由;而终日冥思、习禅讲禅,过着独自隐居生活的巴蒂,却不承认自己是禅宗佛教徒,更不是禅学家。在巴蒂眼中,唯一真正得“道”的禅师西摩,却神秘的自杀了。这不仅与垮掉派的禅大相径庭,也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禅”貌似而实非,多了许多异域的色彩。其中原因似乎与六祖惠能一首偈子“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把印度的土产变成了中国的土产相似,从日本传入美国的“铃木禅”似乎也被美国弟子们本土化了。

　　正如美国禅学者艾伦•沃茨指出,西方人来说,要真正接受或是理解禅,“必须实实在在地与耶和华上帝以及他的希伯来基督教的良心彻底谈判成功,以致去取随意,而不至于有恐惧或反抗之感”。否则,“他的禅不是蹩(beat)禅,就是方(square)禅,不是反抗文化和社会秩序,就是一种新的阻塞和威望。”在艾伦看来,蹩禅的代表正是“垮掉的一代”,“假如禅不是被用作这种无奈生活的借口的话,那它也就成为别的东西。”塞林格在《西摩:小传》中也对其表示了嘲讽:“纯正的禅当然会比它的西方捍卫者们更长寿,这些推崇禅宗的西方人基本上是把禅宗洁身自好的基本要旨同心灵冷漠,甚至是麻木不仁混为一谈——这些人显然还不等自己的拳头变成金拳,就会毫不犹豫地一拳把菩萨打到在地。”

　　从某种程度上看,一丝不苟遵守禅宗课程训练,强调日常经验,在日常生活中获得顿悟的塞林格的禅似乎更接近方禅。在他那里,禅不是全然的否定,而是用一种独特的肯定。而唯一真正掌握了这门艺术的只有西摩。

　　在西方人眼中,最早进入他们视野的铃木禅是哲学和三种不同文化的特殊混合物,它具有典型的日本生活方式,反映了印度的神秘主义和道家对于自然性和自发性的热爱,并贯穿了孔子思想的实用主义,其中最吸引他们的是道家的人本主义和禅的自然主义。这在塞林格倾注了最大笔墨、被视之为导师的西摩的身上,可以看到塞林格对禅的理解。

　　若将西摩的模样按巴蒂的白描画下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西方世界中的少年“庄子”形象:眼睛看上去有些斜视、鼻子大下巴短、耳垂肥厚、皮肤黑却干净、毛发重却过早秃顶、衣服总是不合身领带总是打不到位的其貌不扬甚至有些丑陋,整日没理由地兴致勃勃神采飞扬。而他教巴蒂打弹子的“不瞄准的瞄准”和扔烟屁股的“无人之境”的技巧,又让人想起当时亲到日本学禅的西方学者赫立格尔在其影响甚广的《箭艺中的禅》中所说的箭艺——随心之瞄准才能达到最高的箭艺,这又是禅宗精神所在。不过,西摩那不可思议的心、无与伦比的智慧、见首不见尾的举止言行以及神秘的自杀,又让他接近于印度佛教的理想人物——一种绝对掌握了自性的瑜伽徒,这和与常人无异、毫无奇特之处中国悟道禅人形象相比,显得更加神秘,远离普通人。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巴蒂虽然深深迷恋禅宗,崇尚道家,但他却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四流的瑜伽行者,一个西摩的追随者。

　　如果仔细区别格拉斯其他五位兄弟姐妹对西摩以及巴蒂态度,便可以隐隐看到当时禅在西方社会中的接受和传播情况。最小的两位弗兰妮与祖伊是格拉斯兄弟中仅次于西摩和巴蒂具有异秉的孩子,他们从小了接受西摩和巴蒂的教育,但内心深处,却无法摆脱对自己的深深迷恋。最后,弗兰妮精神崩溃,病倒在家中。祖伊清楚地看到弗兰妮的问题所在,最终的解决办法也只能是将西摩和巴蒂的“怪胎式的教育”派上用场:逼迫自己停止欲念。这或许也是祖伊和弗兰妮两人最后选择去做演员的重要原因。波波是格拉斯兄弟姐妹中异秉最少的一位,似乎是最幸福最正常的一个孩子,但在《九故事》中的《下到小船里》,隐约可以看到有着犹太血统的波波及其孩子,在世俗生活中受到的歧视和伤害。双胞胎兄弟中,沃特是格拉斯兄弟中除西摩外唯一真正快乐的孩子,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却神秘地死在日本,维克先是一名四处游走的记者修士,最后入寺修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63年发表了《天主教禅》的黑衣教团修士格雷厄姆。《九故事》中最后一篇中描写的另一个有着异秉的孩子特迪,深信前世和灵魂的升华,坚决摒弃逻辑与理性,并能进行神秘预言,最后的结局却生死不明。或许,塞林格用此来说明自己对当时出现的神秘主义的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