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的佛缘

　　赵朴初先生在世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全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同时,人们都知道,他又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还是一位长期从事社会救济救灾工作,慈悲为怀的慈善家。

　　尽管他的活动涉及那么宽泛的领域,贯穿其中的主线始终是佛教。自上一世纪二十年代他到佛教净业社当文牍,在上海佛教会当秘书,兼中国佛教会的文书工作开始至2000年5月21日逝世,七十多年中他的生活与佛教紧密相连。今天,中国佛教协会庆祝成立五十周年,这其中有四十七年是他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直至会长的。他的影响是那样深入人心,可见他的佛缘殊胜。

　　赵朴初的佛缘源远流长,在母亲的影响下,他自幼便对佛教慈悲的情怀充满敬仰。不满十岁时随母亲去家乡的廨院寺,住持以庙中火神殿为题出一上联:“火神殿火神菩萨掌管人间灾祸”,他当即以庙中观音阁为题应一下联:“观音阁观音大士保佑黎民平安”。在他心中观音的慈悲、智慧、和平是早已扎根的。

　　1927年他在上海“觉园”养病,“觉园”内有一个佛教净业社,是一个由佛教界上层人士组织的念佛团体,赵朴初对于念佛与“无我”的关系及念佛增强对佛的信念这一方面深有体会。同时,对于与此相关的仪轨乃至唱念也都非常熟悉。

　　当年的“觉园”又是一个佛教界高僧大德会聚的佛教活动中心,1929年成立的中国佛教会历届大会都在这里召开。

　　赵朴初在这里担任文牍员、秘书、文书等职务,除认真办理佛教事务外与圆瑛、太虚、应慈、关炯之、王一亭、黄涵之等都有交往。九世班禅在觉园成立蒙藏学院,斯里兰卡的纳罗达法师在此讲南传佛教,使他在佛法、教义方面感受到了三大语系的教导。而这里佛教图书馆收藏的《大藏经》及诸多佛教经、律、论也使他更深入地认识到佛教的真谛,从而对佛教产生了信仰。

　　由于种种因缘,一些人对佛教的“出世”精神不理解,以为佛教是将一切“寄托于西天与来世”的信仰。事实上佛教是“世出世法不二”的。六祖惠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赵朴初一生提倡“人间佛教”,正出自这样的信仰基础。

　　著名作家王元化曾对我说起,上一世纪三十年代他与赵朴老就有交往。他看到赵朴初在生活中那样积极进取地办事,觉得这似乎与佛教“出世”的精神不大符合,便问赵朴老,“你真信佛教吗?”赵回答:“那当然是真的,这怎么能假”。

　　赵朴初的回答是绝对恳切的。他曾对我说“信,先是对佛的信赖,然后是对佛的理解,再将这种理解付诸实行,最后得到证悟。这样一个信、解、行、证的过程循环往返,日益达到更高的境界”。

　　信什么?“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诸行无常,时空无尽的宇宙观;无我利他,度生无倦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

　　对于佛教的认识论、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他是认真通过阅读经典向高僧大德求教,去深刻理解的。通过这样地信、解过程指导自己的行为,使他在“世出世法不二”这一点上做到了以“出世”的佛法去行“无我利他,度生无倦”的世间法。

　　当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实,作为一个年轻的佛教徒赵朴初和广大信众一起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在全面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浪潮影响下,本着“报国土恩”,爱国爱教的精神他接触进步人士,阅读进步书籍,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抗日救亡运动。

　　他参与并联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任总干事,他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任常委,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

　　他夜以继日地奔走于各处难民收容所,集中青壮年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和军事训练。先后组织数批青壮年难民上前线,还通过重重艰难险阻将他们送到新四军军部去参加抗战。

　　他逝世以后我听当年在上海负责地下党工作的一位领导说:“那时党要做的,赵朴初也在做,赵朴初做的,也符合党的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工作自然需要他去做”。

　　同时,这一切也都是本着佛陀教导而作的。赵朴老告诉我当年的佛教“护国和平会”制过一枚会章,是一顶地藏菩萨的毗卢帽,表示大愿之意,而这大愿正是护国和平。

　　佛教净业社有一个净业教养院,赵朴初是这个教养院的主要负责人。

　　教养院所收的成员大都是流浪儿,有的还沾染了许多不劳而获的陋习。他按佛法进行教育,他说:“佛教的教育,要在行住坐卧四威仪中用功,在言语文字之外着手。” 不偏重学知识而强调做人,这是极有精深意义的。

　　对于这个集体,他强调“六和”:他说:“出家佛教徒的集团,叫做僧伽,僧伽二字有‘六和’的意义,即是在这一个集团里,人人都要做到身和、人和、意和、戒和、见和、利和,这六和的道理说浅近一点,正是怎样做人的道理;”

　　对于教师他要求符合佛“随顺众生种种心性,应机说教”的教法;

　　对于有罪错的流浪儿童他要求按佛教重在教他们“发露忏悔从意根上除恶”的作法。

　　而对于那些存有不劳而获想法的流浪儿,则要求他们用八正道的“正命”来弃除“邪命”学一手技能来生活。

　　他没有把这些孩子按出家人的要求培养为僧人,而是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服务于社会的有用之材。这不仅因为出家本身要讲因缘,而且当时社会确实需要大量的人才。在他的指导方针下,这里出了许多人材,有干部、军人、作家、工程师、艺术家……。前年我曾与其中一些人交谈,我发现他们身上都有正义、为人民、慈悲的精神,这也是赵朴老种下的佛缘。

　　他的言行深得高僧大德的肯定。太虚法师逝世前十日,以电话招赵朴初至玉佛寺相见,送赵一本自己著的《人生佛教》,勉励他今后努力护法。

　　五十多年后,茗山法师去医院看赵朴老,二人谈起了当年这段往事,茗山法师说:“这是太虚法师把弘扬人间佛教的事托付给你了。”

　　护法,广义来说指归依佛法、护持三宝的神灵,狭义则指穷究密教奥义的高僧,及修行者所驱使的神灵。但今天来看,它就是‘护持正法’之义。一个人认真修学佛法、依教奉行,表现出佛教徒应具备的精神风范,使社会对佛法产生好的观念,这有利于佛法的存在并得以发扬光大,这便是好的护法。数十年实践证明,赵朴老是一个好护法。

　　新中国建立前夕,为迎接上海解放,各界人士成立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赵朴初任总干事,负责收容难民,维持治安,看管散兵游勇的工作。他组织佛教信众在玉佛寺举行座谈会,迎接上海解放,保护了寺院和圆瑛法师等高僧大德。

　　上海解放后他负责华东生产救灾的工作,那时上海有游民60万,他在解放军协助下觅地安置,给以衣食、医病、教育学技艺,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再一次体现了佛教慈悲精神与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一致。

　　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军管会决定由赵朴初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救济物资接收过来作救济之用。这是一笔极为庞大的物资,当“三反”运动开始后,他在运动中经受了上海、华东和中央的三级审查。审查结果,没有任何问题。他这次考验反映了他的道德观,也显现了他的修养。周恩来总理赞扬他“一尘不染真是难得”,决定调他进京。开始原想让他负责慈善救济工作,他想到自己和佛教的因缘还是希望在宗教界,周恩来总理同意了。

　　这样重大的决定当然不是个人的想法,事实证明这是他依佛缘行事的结果。他坚信佛法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不论是被人视为“只知叩头烧香”的一般信众,还是“深谙佛学”的学者,只要是尊重佛教,行善止恶的人他都广结善缘。因此他人缘特佳结交的朋友贫、富、老、少都有,为此完成了许多于佛教、于众生、于社会都有利的大事,在这个基础上,佛教界许多事也自然地想到他。

　　1952年初,中佛协尚未成立,有着悠久历史在海内外影响深远的金陵刻经部,因无人过问破落荒芜,一片凋敝,杂草丛生,居士们想到赵朴初便派人特地赶到上海向赵朴初报告情况,他知情后立即与圆瑛法师等高僧大德一起组成“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由他担任主任委员,恢复了这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

　　他弘扬佛法广结佛缘是随时、随地、随缘进行的,1952年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他代表中国佛教界将一尊药师像委托日本朋友转赠日本佛教界,引起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此后他在日本受到普遍尊重,享有极高的荣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老一辈革命家们对于宗教信仰自由这一点不仅坚持而且对宗教界尊重关心。

　　在大好形势下,全国广大佛教徒,都希望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中国佛教协会,而有此殊胜佛缘的赵朴初自然是理当担此组织重任的。与广大信众一起,他参与发起、组织了中国佛教协会。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第一次实现了三大语系、各民族、各地区的大团结。

　　中国佛协创办了中国佛教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恢复和修整了金陵刻经处;编印、发行了会刊《现代佛学》。

　　为了纪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中佛协进行了对《房山石经》的发掘、拓印的浩大工程,使这一部历经千年、刻在石板上的稀世法宝得以重放光辉;编印了《释迦牟尼佛像集》、《中国佛教画集》,精心制作了一批佛像,在各大寺院举办了纪念法会。

　　应斯里兰卡政府和信众之请,中国佛教集中全国的佛教专家学者,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承担英文《佛教百科全书》中国部份的编撰与翻译。

　　班禅大师等活佛进京,视察内地佛教工作,依法灌顶,加强了汉族佛教界同兄弟民族佛教界的联系和团结,佛牙舍利到云南供各民族信众朝礼,密切了云南边境上座部佛教和内地佛教的关系。

　　面对宝镜重光,法炬复燃,像设严饰,气象万千的大好局面,赵朴初一面和大家一起为佛教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勇猛精进,一方面他深知由于过去佛教长期的衰落,存在着不少缺点和局限,外界也存在着许多误解与障碍,对待这一切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