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话禅门五宗：法眼宗

　　法眼宗是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七宗”中最后产生的一个宗派。它历经文益( 885 — 958 )、德韶( 891 — 972 )、延寿( 904 — 975 )三祖,活跃于唐末宋初的五代时期。

　　作为宗派,法眼宗的传承历史不长,但是,它的几位祖师都是吴越地区学修并重的高僧。

　　文益,俗姓鲁,青原下第八世,余杭人。七岁落发,受具足戒于越州(绍兴)开元寺,习律于明州育王寺,兼探究儒家的典籍。既而改习宗乘,到福州,参谒雪峰义存的法嗣长庆慧棱,住了不久,即为大众所推许。结伴到各处参学,路过漳州,为雪所阻,暂时住在城西的地藏院,因而参谒玄沙师备的法嗣罗汉桂琛。

　　桂琛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说是“行脚。”桂琛说∶“行脚事作么生?”文益说∶“不知。”桂琛说∶“不知最亲切。”后桂琛问∶“上座寻常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乃指庭下片石云),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师云∶“在心内。”桂琛云∶“行脚人着什么来由,安片石在心头。”师窘无以对,即放下衣包依桂琛。近一月余,日呈见解,说道理。桂琛说∶“佛法不凭么。”师云∶“某甲词穷理绝也。”桂琛云∶“若论佛法,一切现成。”文益于言下有悟。

　　后来历览长江以南的丛林,到临川,住在崇寿院,开堂接众。南唐始祖李建国,迎请他到金陵,住报恩禅寺,既而迁住清凉寺,致使“诸方丛林,咸遵风化”。卒后,谥号“大法眼禅师”,法眼宗便由他的谥号而得名。法嗣六十三人,而以天台德韶为上首。其余如报慈文遂、报慈行言、报恩法安、报恩慧明、清凉泰钦、灵隐清耸、归宗义柔、百丈道常、永明道潜、净德智筠等,均接众甚广,大扬一家的禅风,但德韶一支尤为繁荣。关于文益的言行,有《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语录》一卷及文益自撰《宗门十规论》、《大法眼禅师颂十四首》等。

　　德韶(891～972),处州龙泉人(一作缙云人),十五岁出家,后唐人.同光年中到诸方参访,历参投子大同等五十四位善知识,都不契。最后到临川,谒文益,倦于参问,但随众而已。有一天,文益上堂,有僧问∶“如何是曹溪一滴水?”文益说∶“是曹溪一滴水。”德韶在座侧闻之,豁然开悟。既而往游天台山,停留白沙、吴越。钱俶当时在台州作刺史,延请问道。

　　后汉干佑元年(948),钱俶继承王位,遣使迎请,尊为国师,开堂说法。曾劝王遣使新罗,取回散落的天台教籍,使天台宗之文献获全。后住通玄峰顶,有偈示众说∶“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法眼闻之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又在般若寺开堂说法十二会,宋开宝五年(972),于莲华峰示寂。有语录行于世(多佚)。法嗣四十九人,以延寿为上首。

　　延寿(904～975),余杭人,二十八岁时依雪峰义存的法嗣翠岩令参出家,既而往天台山,在天柱峰下习定九旬,又往谒德韶尽受玄旨,后周广顺二年(952),住在明州的雪窦山,学人很多。宋建隆元年(960),应吴越王钱俶之请,住杭州灵隐山的新寺为第一世,第二年又应请移住永明寺(今净慈寺),参学的大众有二千多人。

　　他著有《宗镜录》一百卷、《心赋注》四卷及《唯心诀》一卷等书,阐扬文益的尽由心造之旨。高丽国王仰慕他的学德,遣使致书叙弟子礼,并遣僧三十六人来受道法,前后回到高丽,各化一方,于是法眼一宗盛行于海外。延寿成为法眼宗最有影响的祖师,被清朝雍正帝称为“震旦第一导师”。延寿住在永明十五年,度弟子一千七百人。法嗣有富阳子蒙、朝明院津两人。

　　三位祖师生活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生活在佛教信仰经受着时代风云冲击的混乱局面中。面对禅宗末流,他们经过反思、整合,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体现出了法眼宗独特的精神风貌。简而言之,最突出的有以下两种精神。

　　一、 针砭时弊,匡复正法

　　法眼宗产生的时候,禅宗内部已经有严重的门派、门户之争,而这种狭隘的思想倾向与行为缺陷,不利于佛教的健康发展,也违背佛教的根本精神。因此,文益、延寿都针对性地进行分析、批判,而其理论的阐释及信仰的确立,贯穿着一种可贵的现实批判精神。

　　1、文益:驳斥宗门十病

　　《宗门十规论》是文益最重要的蓍作。其所列举的十种弊病是:

　　第一“自己心地未明,妄为人师”。

　　第二“党护门风,不通议论”。

　　第三“举令提纲,不知血脉”。

　　第四“对答不观时节,兼无宗眼”。在禅宗伪仰、临济、曹洞等宗派祖师们采用棒喝、酬对机锋等方法,为了旁敲侧击、辨邪归正,完全是一种有的放矢、应机说法的教育技巧。但现在“宗师失据,学者无稽”,“用人我以争锋,取生灭为所得”,“棒喝乱施”,“诳谑群小,欺昧圣贤”。

　　第五“理事相违,不分浊净”。

　　第六“不经淘汰,臆断古今”。祖师“公案”故事有其特殊时代背景,同时,其中也有纯属戏嬉之言辞,学之无益。参学之人必须择依善知识。

　　第七“记持露布,临时不解妙用”。学佛之人,不能只会模仿先贤,“承言滞句,便当宗风,鼓吻摇唇,以为妙解”,不契实际,还妄称“师承”。

　　第八“不通教典,乱有引证”。宣扬佛法必须契合佛祖本意,博古通今。但有人“不识义理,只当专守门风”而“妄有引证”,“不假熏修,乃得少为足”。

　　第九“不关声律,不达理道,好作歌颂”。

　　第十“护己之短,好争胜负”。

　　文益驳斥宗门十病各有侧重,比如,第二第十针对党同伐异的宗派观念,第四第六针对不求甚解的教条学风,第一第九针对装腔作势的虚浮作风,反对禅僧们追名逐利、弄虚作假。

　　2、延寿:抨击邪见百种

　　延寿著作颇丰,在《万善同归集》中,延寿为了抨击禅僧们轻蔑佛教善行而固守偏陋的错误,先列举出十种错误观点,这些观点至今在佛教界中仍有影响。

　　延寿在《唯心诀》中进而详细地指出各宗门信徒在修行实践中常犯的 120多种毛病。并指出,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于宗门信徒们“皆不能以法性融通,一旨和会,尽迷方便,悉溺见河,障于本心,不入中道。”他们“不知万法无体,一切无名,从意观行,因言立号:意随想起,言逐念兴,想念俱虚,本末非有。”也就是说,禅宗门徒及一切学佛之人,必须打破对世间万象乃至佛法各宗门语言名相的妄念偏执,彻底弄清它们是因缘和合而生与方便施设的,才可能获得智慧解脱。

　　二、 理行并重的融合精神

　　法眼宗在禅宗五家七宗之中理论著作最为宏富。

　　1、在理论上,博采众长,圆融自在。

　　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认为,其他禅宗门派“虽差别于仪规”,且无碍于融会”。他在《华严六相义》中作颂有“诸佛意总别,何曾有同异?”这显然是符合佛法本意的。文益诗《理极忘情谓》中说:“理极忘情谓,如何有喻齐。到头霜夜月,任运落前溪。果熟猿兼重,山长似路迷。举头残照在,元是住居西。”反映了他学修圆融、自然的情趣。德韶也一再强调佛教整体是“归源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如来一大藏经,卷卷皆说佛理,句句尽言佛心。”

　　延寿作为集大成者,在《宗镜录》等著作中,充分运用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等理论,所引资料约 300种,包括释、儒、道三教典籍,答问评说,旨在融通。在他的两部代表作中,《宗镜录》主要论述禅与教的融合,《万善同归集》主要论述禅与净的融合。另外,他还论述了禅与戒的融合等。

　　禅学思想大致经历了依教修心禅(如安般禅、五门念佛禅、实相禅)、悟心成佛禅(如达摩面壁、六祖顿悟)、超佛祖师禅(如南岳怀让、石头希迁)、越祖分灯禅(如曹洞、云门、法眼宗)等。唐朝中后期到宋朝初期,禅宗正处于越祖分灯时期,沩仰、曹洞、临济、云门、法眼五宗相继产生。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进一步加深了禅学中国化。但在禅风鼎盛的同时,也出现了变异之相,一些宗门禅者借顿悟之名,妄执宗师名相,要么守空玄谈,要么狂禅怪行,大做呵佛骂祖之事,毁弃信解行证,失去了禅的本来意义。

　　延寿有诗《超伦每效高僧行》:“碧峤径年常寂寂,更无闲事可相於。超伦每效高僧行,得力难忘古佛书。落叶乱渠凭水荡,浮云翳月倩风除。方知嬾与真空合,一衲闲披憩归户。” 说明延寿把学习经教作为成就高僧的条件,悟契真理的途径,但他学习经教,最终还是建立圆融无碍的宗旨的。他的“籍教明宗”,带来了后人一些非议,其实延寿苦口婆心,并不是要执教废禅,目的就在于破除偏执教法和断空邪见。

　　2、在实践上,广行善行,济国安邦。

　　延寿在倡导六度万行之时,大力提倡“济急利时”,提倡慈善公益事业,主张“造一所寺,不如救人一命”。万善之中“第一福田者”是“尽忠立孝,济国治家;行谦让之风,履恭之道。”

　　忠以治国,孝以齐家,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佛教融入中国社会,就在于将“忠孝”思想纳入其精神理念之中。但佛教行世,又具有自己的超脱性,尤其是法眼宗之前的禅宗门派,其祖师的言论开示及特立独行,多呈现玄远、空灵的宗教情趣,少有劝善的演绎,而法眼宗的祖师们则突出了服务社会现实的色彩。

　　文益、延寿等人以“国师”之尊,吟诗作文,学问宏博,为当时士夫敬慕之楷模。因此,他们的激扬文字,使得士大夫的文典辞章中亦多吸取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传统的儒道之学进一步贯通,所以法眼宗理论成为承前启后、融铸后世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宝贵材质。

　　法眼宗的祖师们非常自身的修证与完善。如延寿曾在天台山国清寺结坛修法华忏,在天柱峰诵《法华经》三年,可谓苦心孤诣,德才兼备。这样的人格品位,当是正法住世的关键。

　　法眼宗的三代祖师都是吴越人,他们的思想与禅风对中土佛教,尤其是吴越地区的影响,可谓持久而深远。延寿等人所倡导的禅教一致、禅净合一等融合的思想,则对后来两宋理学的产生以及明清净土宗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